我是最后一名知青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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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会忘记我们上高中的那个时期，正赶上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他担当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最关心的就是中国当时的教育改革，对那时候以政治挂帅、政治冲击一切的教育体系十分不满。他提出了改革这种不切实际的教学方式，恢复文革前以基础教育为主的全日制教学模式。他的这些举动遭到了当时大权在握的四人帮的强烈反对和政治迫害，邓伯又被赶下了台。本可以在高中享受全日制学习文化课了，可还没来得及落实，就又回到了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半工半读制度里面。我们就是那个时期的担当者、见证人。
毕业前期，人民电影院和东风剧场都在热映一部叫做《决裂》的彩色故事片。这部电影告诉人们教育要面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宣扬现有的教育革命成果与陈旧的复古的反动的教育制度彻底决裂，是同学们必看的一步教育片。影响最久远、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这样的：老教授手执教杆指着黑板在讲课，说到马尾巴功能的时候，农村青年江大年伏在窗外听讲，老教授发现了他并责问道，你有什么资格跑到这里来？江大年这才意识到自己冒失地闯到了大学课堂，当他要离开时被前来这里视察的省委书记拉住，举起了他的一只大手斩钉截铁地宣告：
大家看这只手！这双长满老茧的手就是听课的资格，也是入学的资格！
毕业前夕，班里召开上山下乡表决心大会，班主任叫我主持，嘱咐一定将会议开好。
开会那天我第一个走上讲台，手捧一张全开大红纸，上面写的全是豪言壮语。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宣读完毕之后，随手把它挂在黑板前面的一条绳子上。我提示大家说，你们看《决裂》里的省委书记了吗？他代表了国家，说出了大学教学方向要面向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指明凭劳动人民的两手老茧就有资格上大学！我们还犹豫什么？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一番话煽动力极大，其他几名班干部黄敏华、刘敏端、马瑞龙等纷纷上台表决心。班委会成员全体出动，如法炮制出一个坚强的步调，一张巨大的红纸，一副稚嫩的笑脸，一段庄严的誓言，声音洪亮气宇轩昂。班主任叶老师为眼前的一幕惊喜万分，叫来了级组长李悦棠。他的到来助长了同学们的热情，几名向团组织靠拢的积极分子庄洁波、朱艳娟、刘瑞琪、李德星、刘宁江等人不由分说跳上讲台，撤下挂在绳子上我的那份决心书集体朗读，顿挫有力铿锵激扬。李悦棠级长激动不已，眼里噙满了泪花，他拍起了巴掌，叶老师引领全班同学站起来，击掌共鸣。雷鸣般的掌声将班会推上了高潮。
那天过后我就思考着毕业后到哪里去？去哪个农村？去哪个边疆？去哪个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个思考太漫长，长达三年，从1976年到1979年。
毕业后，黄敏华、李德星去了四九教育农场，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农村。
庄洁波、刘瑞琪、朱艳娟等人也都下去了远离台城的山乡，这也许就是我们台山的边疆。
马瑞龙在台城跟老爸学起了牙医，这也许就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刘敏端去了美国自费留学，这也许就是那个祖国最需要她的地方。
……
同学们都有了自己的去向。我却坐在家里，办了一个留城证，担当起主妇的活计，承担着家庭里的第三产业，买菜做饭洗衣裳。这也许还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因为那时邓小平又翻了身，第三次复出的他没有马上抓教育，而第一个举措是裁军。裁军计划到1978年分三次每年一批。我的父辈们大多数都是些没有太高文化的老八路出身，是被裁的对象，但又不知是哪一年哪一批。他们等待，我们这些子弟们也跟着等待。他们不安定我们也没办法就业，一等就是几年。
那些日子像无头苍蝇没有去向，看到同学们又从农村回了城找到了工作，我心里憋痛慌。到了第三年的春天1979年，我终于实现了我表决心的那个愿望。回到了家乡北京农村插队落户，当了一名迟到的知青。那时候插队的大部分知青都纷纷回了城，一个生产大队只剩下一名知青，就是我。没受委屈，也没能好好劳动，算起来只出了四天工，还都是轻工，骑着驴子到田里送粪。照现在来讲，那纯粹就是到农场骑毛驴旅游，不但免费还挣到了工分。
我当知青记忆最深刻的是我的劳动工具——毛驴。
三个月后，全国就停止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1976届，在台山一中，大概我是最后一名知青。
北京山区的驴子，它们的前辈们都是干到老，“退休后”慢慢死去，不受罪。它们的现在就没那么好采，农民不靠它们种地，不用它们驮粪，不用它们拉车，而是供人骑耍旅游，没等到老又要献身美食，结局凄惨。
著名的“河间驴肉”，是毛驴做出了自我牺牲培育出来的华北名优小吃。
近几年，农村家养毛驴数量剧减，寥寥可数，多数驴肉来源于肉驴饲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