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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19 11:16:20 编辑过］

 旅美华侨的车祸索赔官司 [转帖]

华侨回乡探亲遭车祸

　　2007年6月17日晚，南京的章虎开着轿车不慎将一名中年妇女撞倒。他立即报案并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受伤女子左头部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底骨折、外伤性周围性面瘫，全身多处皮肤挫伤。

　　被撞女子名叫孔琳，长期旅居美国。这次她是 从美国请假回来探望南京的父母。交通管理局认定章虎负事故全责。章虎先行垫支了部分医疗费等，保险公司也预支了8000元医药费。

　　经过3个月的治疗，孔琳出院了。医生要求孔琳全休3个月，继续物理治疗及针灸。依照法律规定，6个月以后才能鉴定伤残等级。章虎以为此事过去了。

华侨失业高价索赔

　　2008年9月下旬，孔琳将章虎和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共计20余万元，其中误工费损失就高达17万多元。章虎连忙聘请律师应诉。

　　孔琳担任美国一公司的工程师，年薪为7．95万美元。她因受伤长期无法上班，2007年12月14日，公司向她发出辞退信。依照当时美元与人民币汇率计算，她的月薪超过3万元人民币。她共误工22周零3天，车祸给她造成的误工费达到17万余元人民币。

　　为了证实自己的误工损失，她委托律师向法院提供了自己在美国的工资单、与公司当初签订的雇佣合同以及公司总裁向她发出的合同终止信函。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对她提供的这些证据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并作出了认证书。

计算标准相差10倍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高价误工费索赔官司。章虎提出，孔琳的误工费，应该以事故发生地即江苏IT行业平均月工资2500元人民币计算，而不应适用美国标准。我国目前并没有明确条文规定外籍人士和旅外华侨的赔偿标准。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尚存很大差距，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的标准是比较适宜的。

　　孔琳的律师认为，依江苏同行业误工标准赔偿，与原告的诉求两者相差十多倍。由于此案是江苏首例，国内也没有这方面的判例，法院对此案非常慎重，在启动调解程序时，由于原被告双方分歧很大，调解失败。

　　2009年2月3日，法院认定误工费16万余元人民币，判决除去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应支付的5万元，其余11万余元由章虎支付。

专家建议立法解决

　　此案的判决引起了江苏不少专家关注，法学界出现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孔琳旅居的美国为计算基准地。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按我国标准赔偿。第三种观点认为，以上两种做法均有不妥之处，应在我国的赔偿标准与孔琳旅居的美国的标准之间选一个中间值赔偿。

　　一些专家认为，如果不考虑受害人的损失情况，一律按我国的标准赔偿，则对来自较我国经济发达的国家的受害人，不能补足其损失；对来自较我国经济落后的国家的受害人，则可能存在不当得利，直接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不过，专家也认为，在坚持适用完全赔偿原则的前提下，还应适用侵权行为法中的平衡原则，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适当减轻赔偿数额，使赔偿责任的确定更加公平。如果无限放大外国人或旅外华侨的权益，对在中国境内的致害人而言，全部赔偿将可能使致害人及其家属生活陷于极度困难。至于适当减轻赔偿数额，还需要我国立法机关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加以解决。目前，有关部门可以先制定一个限额赔偿的制度，规定一个最高赔偿额，将使处理结果更为公平。

（《民主与法制》2009年第8期　智敏文
 

讨债 [转帖]

　　
　　那是一个除却精神，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十二块四毛钱，全在这儿了。昏暗的灯光下，妈摊开自己的掌心，怎么数还差十块。可是明天——我们就要开学，姐妹仨的学费便成为父母的负担，尤其大姐那笔不小的开支和她班主任对欠款学生鄙夷的面孔更令全家焦虑万分。
　　全家人惟一能做的只有等待和希望。爸眉头紧锁，欲言又止，这微妙的举止难逃妈犀利的目光，她紧紧地逼视着爸：有办法吗?爸终于下了很大的决心：“还记得年前借给陈家的十块钱吗?说好过完年就还，可是直到现在……”
　　妈呆愣了片刻，突然直立起身，咬咬牙说：“我带小三子去要!”
　　陈家满目窘迫、凄凉。惟一值钱的恐怕就是那张摇摇欲坠的木板床，一位骨瘦如柴、眼窝深陷的女人头上扎根花布病恹恹地斜躺在上面。看到我们，女人眼里掠过一阵恐惧，男人缩了缩身子，近似卑微怯生生地嗫嚅着：“那十块钱早就该还了，可他妈生下孩子后，病倒了，几口人吃饭，还要看病，实在还不出来，缓一缓行吗?”
　　妈深深地埋下了头，犹豫片刻，还是很艰难地吐出：“我们如果有办法，也不要了，可三个娃明天就要交学费，再穷不能穷孩子呀!”
　　女人眼里浮着招人怜悯的微光，溢满了忧伤和无助。他们太穷了，妈也真够狠心，简直是釜底抽薪，我对妈产生一丝怨恨，甚至寒心：“妈——别要了……”不知什么时候男人不在了。当那男人裹着一阵寒风进屋的时候，手里攥着不知如何弄来的十块钱。母亲和我坐了一阵冷板霓，终于捏着钱讪讪地走了。妈一路无言，临近家门时，她沉甸甸地叹了口气。
　　日子一天天滑去，不知怎的，我有点挂念那家人，并深怀内疚，不知他们过得怎样了。
　　一年后的一个傍晚，陈家男人突然亲自上门，并带来一包水果糖，憔悴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男人刚坐下就从怀里掏出十块钱．妈直推搡，埋怨道：“不是说好送你们吗，不用还。”“不，欠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况且孩他妈病已经好了，家里境况已大大改善。”
　　妈双手颤抖着，无语凝噎。我拉了拉她的衣襟，脸上写满了疑问。
　　后来，妈轻轻地说出了我永生难忘的一段话：“我一个家庭妇女又有什么法子，我只有第二天替你们交了学费后再去想法子挣钱，把十块钱给他们送去。看他们那般困难，真不忍心，否则我会一辈子也不心安的。”那一瞬间，我不禁泫然泪下。我终于读懂了一颗熠熠生辉、美丽如金子般的心。那一瞬间，我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敬畏。她为我拉开了认识善良的帷幕，使我终生感念人性的美丽，并埋下一颗仁爱的种子。

加拿大没有老女人 [转帖]

在加拿大，如果去应聘新工作，在工作申请表格中是没有“年龄”这一项的，你只需要说明自己是18岁“以上”还是“以下”，或者就写“Adult”（成人）。如果雇主要求你填写确切年龄，那是非法的。当然，若被录用，你必须提供的社会保险号码就会显示你的年龄，但在录用之前，雇主是不能要求你一定提供这个号码的，这属于个人隐私。加拿大社会对女性年龄的宽容度让这里的女人很少陷入“我老了”的伤感境地。
想到一件趣事。我在加拿大洋人公司上班的时候，有一次听到同事说起公司有个“Girl”如何可爱如何有趣，令我很是想像了一番这个女孩的模样。有一天那“Girl”又被公司请来临时代班，我终于有机会见到她——原来“Girl”快要60岁了！我很是疑惑为什么别人还叫她“Girl”，就忍不住悄悄问同事。同事反倒觉得我很奇怪，说女人在这里都是被叫做“Girl”的，跟年龄没关系。

在加拿大，没有人可以在法律和工作规定之外提醒一个女人注意自己的年龄，更不会有人跟一个女人说，你已经40岁或者50岁了，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事实上，这里有很多上了年纪的女人看上去根本不像她那个年纪，似乎根本就没有老女人。

（摘自《中外文摘》第3期作者宇秀）

到底谁重要[转帖]

　　　　那是一个阳光晴好的上午，美国地铁红线上的“画廊宫”站，熙熙攘攘的人流，比起以往来更是显得热闹非凡。人们身着盛装，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色，仿佛正准备参加某个盛大的节日活动。

　　就在这个时候，站台上的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阵惊叫：一名乘客不知道是被众人拥挤抑或自己不小心，竟从站台上失足跌入地铁轨道，惨剧就于瞬间蓦然上演了。一声长鸣，一辆刚好驶进“画廊宫”的地铁，迎面将失足的乘客撞得飞了老远。随后，闻讯赶来的救援人员将生死不明的乘客紧急送往医院。

　　按照以往的惯例，凡是地铁这样的公共交通场所发生这样的人身意外伤害事故，运营方将会迅速关闭站点，以便查找事故原因。然而，今天确实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当地时间2009年1月20日，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奥巴马将在当日宣布就职。

　　在此之前，据官方预计，当日前往华盛顿观看奥巴马就职典礼的人数将接近300万。这个数字，将远远打破1965年约翰逊就职典礼上观看人数120万的最高纪录。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华盛顿市区20日将在全城实行最高规格的交通和安全管制：包括典礼主会场在内，大约9平方公里左右的城市中心区域内，除了一些经过特许的之外，将禁止一切车辆进出。因此，为了给前往观看奥巴马就职典礼的群众提供方便，地铁自然就成了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事故发生后，人们并没有担心地铁公司会停止地铁营运。毕竟，今天是奥巴马宣布就职总统的“大喜日子”，恐怕谁也不会因为一起普通的人身伤害事故，便将地铁停运而影响到观看奥巴马就职典礼的人数。更何况，“画廊宫”地铁站是华盛顿地铁线路上较大的一个站点，若是将其关闭，势必将使奥巴马就职典礼显得有点冷清。

　　然而，人们的预测还是错了。事故发生不久，地铁公司就在广播里发表声明，就发生在站点里的意外事故向受害人及广大乘客道歉。并且还宣布，无论今天是个多么重大的日子，也无论受伤的人再怎么普通，他们也将按照规定立即关闭站点，停止地铁营运。因为，任何事物也不能逾越生命的界限。

　　最终，停滞在站内的乘客只得另想他法，前往了奥巴马就职典礼的主会场。

　　是奥巴马的就职典礼重要，还是一名普通乘客重要？答案不言而喻。

　　《读者》2009年第09期

 黄光裕案现制度风险：高官用手中权为个人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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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

　　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郑少东们似乎在揭开一个崭新的思路：利用手中的法规制定权，以法律的威力为一个人“开道”

　　黄光裕案背后的制度风险

　　本刊记者/韩永

　　在黄光裕被调查接近5个月时，其案所涉官员的“重量级”被再次刷新。

　　4月16日，中纪委向媒体证实：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中共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被“双规”，案由是“严重违纪”。媒体后来证实，二人之“违纪”均与黄光裕案有关。

　　这标志着，黄光裕案所涉官员级别，已由此前的副部级，提升为正部级——此前涉入该案的最高长官，是公安部前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

　　这一次“升级”，据说给看守所内的黄光裕带来了巨大压力。此前有报道称：4月底，黄曾在看守所谋求自杀，被及时发现而未遂。有推测认为，黄光裕的压力，不仅来自已经归案的官员，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隐秘。

　　“落水”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广东省公安系统连破“东星轮”千万港元抢劫案、“世纪贼王”张子强案和“长胜轮”海上抢劫杀人案，威震寰宇，被外界誉为“逢大案必破”。这些显赫战绩的背后，有两个主要操盘手：一个是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的陈绍基，另一个是他的得力爱将、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的郑少东。

　　陈绍基涉案，让不少广东人唏嘘。

　　从1991年起，陈绍基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从1993年起主政广东省政法委9年。在这11年间，他以彪炳的业绩为自己赢得了“南粤政法王”的美誉。

　　但腐败的种子或已在此埋下。据知情人士透露，陈绍基、郑少东，以及广东省前任纪委书记王华元的“落水”，可能都与“公海赌王”连超有关。作为当时最具规模的五星级豪华游轮“海王星号”的主要投资人，连超在内地官场关系熟稔，经常邀请一些官员上船小试身手。在办案中与连超多有交集的陈绍基们，被连超请上船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而此时的黄光裕，早已是“海王星号”上的常客。2008年1至10月份的航空记录显示，黄光裕曾十余次往返于内地与港澳之间。而其数年前的往返记录更为频繁。接近警方的人士还透露，在连超的帮助下，黄光裕还可利用隐蔽身份往来于上述诸地。

　　黄光裕频繁光顾赌场，除了一试身手的诱因，还便于与那些他认为手握重权的政府官员交易。最典型者，上世纪90年代“慕马案”的主角——沈阳市前副市长马向东，在赌场3日内输掉上千万后，就赶紧回去买官卖官，以解决“供血”不足。

　　虽然具体细节尚有待证实，但黄光裕利用牌桌大搞行贿，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三名官员先后“落水”，还有另外一条可能路径，这条路径的核心，是郑少东与黄光裕的同乡关系。陈绍基是中山人，但这个中山人有一个潮汕籍的“死党”郑少东。于是，黄光裕与陈绍基之间的关节，存在通过郑少东打通的可能性。

　　而王华元与陈绍基之间，工作上有长达8年的交集，在陈绍基卸任省委副书记后，王华元又接任政法系统的主管领导。于是，在黄光裕和王华元之间建立沟通渠道亦不是难事。

　　“慎刑论”联想

　　陈绍基被“双规”后，其之前有关“特赦”的言论引发了新一轮的联想。

　　2008年“两会”期间，在讨论“两高”报告时，全国政协委员陈绍基个人建议：在国庆60周年时，对罪行较轻的罪犯实行特赦。“这将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很好的作用。”他说。

　　虽然陈绍基提此建议时，黄光裕尚未因涉嫌操纵股价罪被调查，但有人还是注意到了其间的关系，特赦言论背后或许隐藏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逻辑，在当年的“两会”上，陈绍基还建议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

　　而到了去年12月份郑少东抛出的“慎刑论”，目前看来前后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慎刑论”的核心观点，是“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从社会的反应来看，以郑少东在今年1月19日被证实“双规”为分野，表现为饶有兴味的两种态度：1月19日之前，网民几乎一边倒地指责这一论调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1月19日以后，则又近乎一致地表现出意味深长的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

　　郑少东说，之所以要对企业高管慎刑，是因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上中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经济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打击经济犯罪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日益繁重，执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法学专家称，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经济犯罪形势日趋严峻”“打击经济犯罪的任务日益繁重”等现实，只能推导出要严格执法的结论，而不是要对违法者网开一面。况且，越是金融危机，就越容易暴露问题，一些经济繁荣时被遮盖的问题，比如三角债、非法集资、资金链断裂、逃债、拖欠工资等等，全都借着危机从隐性走向显性。

　　发生这些问题，损失最大的是债权人和职工，也包括要为丢下烂摊子一跑了之的企业高管收拾残局的政府。所以，无论从出于自保还是他保，政府的合理作为都是严格依法办事。

　　“慎刑论”招致怀疑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公众对黄光裕在2006年的非法贷款案中蹊跷脱身的联想。2006年10月30日，媒体披露“黄光裕兄弟向中国银行恶意骗贷而正协助调查”的传闻，涉及资金近十亿。当时的情况是，黄光裕胞兄黄俊钦执掌的“新恒基系”资产已被全部查封，银监会正密切参与摸查“新恒基系”及黄光裕掌控的“鹏润系”的整体银行贷款与负债。

　　但到了2007年1月16日，国美电器发布公告称，公安部针对黄光裕及其间接持有的鹏润房地产公司的“协助调查已经正式撤销”。

　　当时主持这项调查的，正是在今年年初已与郑少东一起被“双规”的郑的副手相怀珠。

　　制度的变异

　　有业内人士担心，如果郑少东不被识破，依然“潜水”，其大力提倡的“慎刑论”或许真的可以还黄光裕一个自由身。现在“慎刑论”前途未卜，即便实施，也很难在众目睽睽下施恩于黄光裕了。

　　一位法界专家分析，中国贪官对行贿者的庇护，或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思路：先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利用手中缺乏监督的自由裁量权；在自由裁量权用尽后，就一点一点地侵蚀法律的存在；现在，郑少东似乎在揭开一个崭新的思路：利用手中的法规制定权，以法律的威力为一个人“开道”。

　　这三种方式的区别，在这位法学专家看来，表现为社会为此支付的成本不断加大：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适用，侵犯的是合法框架下合理的诉求，但要承担道德的风险；践踏法律，侵犯的是法律的尊严，但要承担违法的风险；到了要为违法者修改或制定法律的时候，法律就已经异化为助纣为虐的工具，此时，整个社会就会被这个恶法所挟持。

　　上述专家说，这并非是一个必然的路径，但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往往增加了其发生的可能性。并且，这一过程的演化，总是与贪官所受之利益大小，以及贪官本人的权限密切相关。当一种足够庞大的利益和一种足够强大的权力最终媾和时，制度就难免发生变异。

解读“雷锋精神” [转帖]

　　康　华

　　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树立英雄模范人物”。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不少此类人物，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随着一种政治风潮的消逝而淡出，以致于连那些经历过如此风潮的人们都很难回忆起当年“走红”一时的“英雄人物”。即以“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例，王杰、刘英俊、金训华就是这样的“人物”，然而，对那些经历过“文革”、如今已经50岁以上的人而言，这些当年耳熟能详的“英雄”名字，现在恐怕已经不容易从记忆的深处挖掘出来了。不过，也有例外，60年代的“英雄人物”雷锋似乎就是一棵政治“常青树”，历久如新，弥老弥坚。从那时候到现在，中共领导人换了一代又一代，政治话语也不断更新，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演变成“三个代表”，唯独雷锋这个“政治图腾”始终不坠。今天仍然有人因其善行而被夸赞为“活雷锋”，这个名词的生命力如此之旺盛，不仅是在官方媒体上，而且也在平民百姓的日常话语中，这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政治社会现象。

　　所有由宣传部门推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雷锋精神”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之前的“政治产品”，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扮演了重要的“政治榜样”；可是，“文革”被彻底否定已经快30年了，那个时候的“政治榜样”仍然能适应今天奢靡腐败的干部们的宣传需要？今天的干部还有几人愿意象雷锋主张的那样“坚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在“公仆”们“现代化”得忙碌于灯红酒绿、莺燕娇嗔的“应酬”场的时代，“雷锋精神”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还有什么意义？

　　40年前，“雷锋精神”几乎是个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宣传品，从“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到“忠于、热爱伟大领袖”，“生活俭朴，热心助人”，“待同志象春天一样温暖”，直到“做党的螺丝钉”。毛泽东欣然命笔为这个“英雄人物”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紧接着，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系列党政军领导人都竞相为这个普通一兵题词，这种借题词向毛泽东表示效忠的政治表演为中共历史上所仅见。在高层领导人的率领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而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场围绕着““学毛著”的政治运动迅速为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毛的钦立亲为下，“学雷锋”的热度越烧越高，人人表态要做“雷锋”那样的“好战士”，“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和“解放军学习全国人民！”这样的口号响彻云霄。随之而来的则是那场全国上下盲目追随毛泽东踏入“十年浩劫”的“文革”灾难。

　　走向“十年浩劫”的前奏

　　今天的官方教科书把“文化大革命”归罪于“四人帮”，其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还没出现呢；帮助毛准备、制造“十年浩劫”的，恰恰是他的政治局战友们。没有这些战友们推动的“个人崇拜”热潮，“文化大革命”是很难在短期内形成那么大气候的。鼓吹“雷锋精神”就是制造“个人崇拜”的前奏曲，其中主要的“作曲者”就是“雷锋精神”的创造者林彪。

　　林彪在1950年代一直称病休养，不问政事，直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启用他取代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林彪主持军队工作以后，逐渐把军队工作引上了高度政治化的轨道，将雷锋挖掘出来就是为了当时政治情势的需要。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越来越不满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领导人的“座次”里屈居“小字辈”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之下。要“取而代之”就必须拿出“漂亮的成绩单”，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试图用组织“人民公社”和大搞群众运动的土办法，增产粮食和钢铁，达到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建设上“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其结果是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政策一败涂地，不但没能实现经济上的“跃进”，相反却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其严重的农业危机，粮食极度短缺。当败相初露时，党内只有少数敢于直言的高级干部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却率领着刘少奇、周恩来等高级助手把提出批评意见的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林彪就是这样取彭德怀而代之的。刘少奇、周恩来等“助纣为虐”的结果是延长了这场危机，最后饿死了约3千万农民，全体城市居民也有3年多处于半饥饿的营养不良状态。面对这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灾难，刘少奇也不得不朝毛泽东进言：“这是要写进史书的！”于是，毛泽东勉强地“退居二线”，以免直接承担个人责任。但同时，毛也开始担心个人的大权旁落、地位动摇。

　　善于观察政治气候的林彪准确地把握了毛的这层心理，及时地利用“学习雷锋”的政治运动加速了军队的极端政治化，这一过程的核心就是利用中共、中国、解放军内一直存在着的对毛的“个人崇拜”，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到最高点，重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确立毛泽东个人的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威的地位。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曾经采取措施学习苏联军队的管理办法，试图把官兵均以农民为主的解放军改造成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为此引进了苏军的条令和军衔制度，从制服到训练都苏式化了。但是，这些措施恰恰触犯了自50年代中期开始萌生了争国际共运霸主之心的毛泽东的忌讳。而林彪深知如何迎合毛的心态，他借军队政治化完全扭转了彭德怀的做法，提倡“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鼓吹在军队管理和军事训练中坚持“政治挂帅”。这些手段也有效地重新凝聚了经历过农村3年大饥荒的官兵对毛的政治效忠，消除了“大跃进”失败对军队心理的不利影响。

　　为此，林彪开始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借《毛选》四卷发行之际，大力掀起“学毛选”活动；同时，还开展了“政治选美”，即选取几个政治“典型模范人物”作为向社会广泛宣传的范本，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军效忠毛的运动。雷锋就是这样被推出来成为供平民效仿的政治“偶像”，“雷锋精神”则是军队政工部门营造出来的“宣传品”。作为“政治选美策划案”的“中标者”，雷锋恰好具备了各项有利条件：他是湖南长沙人，是毛的同乡；其次，雷是汽车兵，掌握一点技术，比单纯冲冲杀杀的野战步兵更适合平民“学习”；再次，雷并未上过战场，他的“模范言行”其实与要求中学的“三好学生”一样简单，只要在日记里和《毛选》的页边写上种种革命“词语”，再做一些“好人好事”就行了；最后，他已因事故死亡，不必担心他还会犯什么“缺点错误”。

　　军队政工系统营造的“学雷锋”模式后来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一时间，全国中小学写“革命日记”和“做好人好事”成风，其中最大的虚伪就在于，“日记”是写给老师读的，“好事”是做给“同学们”看的，目的在于“争取进步”。这种“政治表演秀”从此形成“定式”，直到今天还在学校系统里繁衍重复着。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成长，不少人从小就习惯于充当“积极分子”，政治上盲从，热衷于政治投机，以举报他人言行的“密探”行为为荣，人格扭曲卑污。而由这样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国家，当然毫不困难地就可以成为培育对领袖“个人崇拜”、对政党盲目信从的温床。“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

　　把毛泽东送上“神坛”之后

　　“学雷锋运动”的核心乃营造“个人崇拜”。跟随毛泽东打江山的领袖们对此个个心领神会，谁也不敢落后，连向来不太过问具体国事的朱德也在题词中准确把握住关键：“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雷锋”的精髓就是要“忠于毛”。所以，在连篇累牍的宣传当中，最常见的照片就是雷锋坐在卡车驾驶室里学习《毛选》。除了效忠党以外，雷锋的“事迹”其实完全是一大堆平凡无奇而又漏洞百出的琐碎小事。对营造这个“学雷锋运动”的统治机器来说，雷锋究竟做了多少值得社会称道的事，又比其他普普通通的人出色多少，根本就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政治偶像”号召全民把《毛泽东选集》当“圣经”来读，从而把毛本人当神来敬。

　　毛泽东就是这样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期走上了神坛，成了一个顶着马克思主义桂冠的当代“万万岁”，而他在几年前因发动“大跃进”而造的孽自然也就一笔勾消了。不久之后中国人终于把对毛的现代个人崇拜发展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顶峰：一个活着的政治领袖的只言片语被全国老少日夜背诵，甚至一日数次地举行“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现代政治祈祷”。这种由中央领导人带头推行的全民族的愚昧，帮助毛泽东随心所欲地发动了“文革”，清算了一系列政治对手，最终令刘少奇死不瞑目，让周恩来活在毛的随时打击下胆战心惊。

　　毛死后，中共元老陈云才敢说了句“文革”时期憋在肚子里的话：“毛泽东不是神，是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文革”之前就愚笨到不明白这一点？是他们明知而故犯，才帮助毛泽东一步一步登上可以胡作非为的“神坛”高位的。如今对“文革”的反思中，官方只责难“四人帮”，开明一些的批评一番毛泽东；但是，难道不是毛的这些战友们“以身作则”、号召全国人民“拜”毛泽东为“神”的吗？正因为人们不愿意面对这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中国至今还有个人崇拜的政治文化基础。

　　如果说从“学雷锋”开始，毛泽东就逐渐变成了一个王霸之神，那么雷锋则是一个平民之神。破除对毛的神化是一个民风开化、民智开启的标志；然而，破解雷锋的神话则广受忽视，以致今日“雷锋精神”依然在“教导”着人们充当“党的螺丝钉”。

　　然而，无论是作为“雷锋精神”创造者的林彪，还是作为“雷锋精神”守护者的毛泽东，都没有想到，雷锋的政治生命和社会影响居然会在毛、林身后超过毛、林本人。这正是愚民政治的可怕之处，也是这种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体制结出的一大怪胎。如今庇护并鼓吹“雷锋精神”，又有了进一步的“时代意义”，那就是从中生发出强化“党指挥枪、枪效忠于党”的政治原则；不但如此，还要从“雷锋”身上提炼出为党而死、在所不惜的“革命”精神。为此，似乎“雷锋精神”真的要“魅力长存，青春永葆”了。

　　面对全球文明和现代社会，“雷锋精神”是一个陈旧僵化、愚昧无知和自大狂妄的混合。维系这一“政治图腾”只能证明当代政治的贫困。愚民政策不除，民智难开，民风难清。彻底打开雷锋之结是时代所需，潮流所向。

　　雷锋生前是不知道这一切的，他恐怕无论怎样都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法老们”制成一具政治教条的“木乃伊”，承载着权力的神话、愚民的誓言和欺世盗名的诅咒。那样一个疯狂的时代所发酵出来的低智符号尚在今日挥舞，这反衬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精神世界。

　　除了雷锋之外，宣传机关虽然还在制造新的“典型”，不过，总算可以看到一些令人欣慰的气象：这些新的典型不再得到所有党政领袖的题字，而只是某种特定含义的模范；另一方面，雷锋之后，军队所树立的典型模范中，除了越战英雄和“共和国卫士”外，大多不再为社会所知。纵观中国的现代史，凡是在“英雄”、“模范”、“典型”层出不穷而大行其道之时，往往就是某种社会政治风潮过热之际，那时愚民政策也畅行无阻。

　　解读“雷锋精神”之余，尤当清涤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和智识。

官瘾太大的帅哥还是挺遭人烦的 普京又想当总统？ [转帖]

　　即使不谈俄罗斯的国家实力，普京在当今各国领导人中也是非常受瞩目的一位。他的特工经历，他的强硬作风以及他的个人爱好，跆拳道，都让这位领导人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当年的情人弹起来他也脉脉含情，普郎魅力端的不是一般的大。当普京邀请布什和他一起钓鱼，在普京结识的肌肉面前，布什简直就是个来自德州的傻小子。难怪女人们会高声唱出：要嫁就嫁普京那样的人。连007也凑热闹，皇家赌场里的男主角看上去像是专门模仿普京的。让喜欢普郎的人们又大大的YY了一次。
　　这位八面玲珑的帅哥时有骇人之举。当年看环球时报专访霍多尔科夫斯基，霍说自己要在四十五岁之前退休，享受家庭生活。结果普大爷善解人意的帮他实现愿望，早早的就让他退了休。这种强硬作风不能不说彪悍，普京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男人不仅要对自己狠一点，对别的男人更要狠一点。但是这种行为大体上是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尽管某些人仍对霍氏温文尔雅的气质还有所留恋，但是总体上，普京打击寡头的政策还是深得民心的。改革之中的公有财富的流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必须有一些人要为这些损失负责。未名空间，寡头们的一部分要成为靶子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最近坊间又传闻这位帅哥意欲从总理职位退下来之后再次充任总统，这样就有点给人心里添堵了。普帅哥从总统职位上下来之后，虽然名为总理，但是大家都知道当总统的那小子一人说了是不算的。普帅太上皇又当够了，也许嫌自己那位傻皇儿连当傀儡的资质都没有，亟不可待的要自己上位了。这点有点像我们的则天女皇娘娘，扶持儿子，赶走儿子，自己上位，风声紧时让儿子出面。mitbbs
　　帅哥是可爱的，帅哥是迷人的，但一个帅哥官瘾太大还是让人挺腻味的。帅哥应该像范蠡，功成身退，你就是将西子据为己有，也是一段佳话。要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盯着那么点权利，不仅让人怀疑你的为人，更让人诧异你的政府到底怎么了，俄罗斯不是传说中的民主国家吗？若是普帅真的是沙皇，中间这一百多年的苦俄罗斯人民算是白受了，未名空间那些被屠戮的沙俄皇室，那些大清洗运动中逝去的忠魂，那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知识分子，那些在苏联解体时站在坦克上慷慨陈词的人们，所有一切都只是零？
　　所以，应该给普帅普及一下知识，总统和总理可不是代班长和一般工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任何一个都是权倾天下的角色，普帅不要再玩弄俄罗斯国家政治了。退了休演演电影什么的挺好。逆里根施瓦辛格之势，仕而优则演，相信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政治熏陶，普帅的演技应该也是一流的。金融危机，丰富一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多好。作者声明：本帖为本人原创，未经本

贺龙与李逵 [转帖]

作者：李晨辉 2009-5-7 16:52:27 发表于：博客中国

突然想起贺龙和李逵有点想像。哪里相像呢？大家都知道，贺龙是两把菜刀闹革命，靠两把菜刀起家。而李逵手持两把板斧，轮起来左右生风，是靠板斧起家，两把板斧闹革命。从这一点上讲，是不是非常相像？第二点，贺龙和李逵一样，都属于草莽英雄。当然了，不要把这个词理解得太贪贬义，我主要是说，他们起家时都不可能有什么文化，李逵肯定是小学都没毕业，而贺龙革命前究竟上过什么学校，一直也是查无实据，估计也没念几天书。第三呢，他们又都勇猛凶悍，李逵无疑是宋江手下的一员猛将，而贺龙，自然也是毛手下一员上将，开国十大元帅之一，功劳肯定是一大把。

不过呢，我今天实际上想说的，并不是拿李逵和贺龙进行什么比较，这一部分不过是个引子。我主要想谈谈的是，贺龙在延安时说过的一段话。在许多人引为佳话的一段话里，我听起来却甚感不顺耳。这才让我想起了拿他和李逵做比。哪一段话呢？大家都知道，延安时期，毛老人家和二婚夫人贺子珍闹了矛盾。贺子珍一气之下就去了苏联。去了苏联可是去了苏联，当时的名义可是去苏联养病，并不是和毛离婚。按说呢，这婚姻还实实在在地存续着，并没有完结。但这个时候，却半路上杀出了女程咬金，江青，靠着上海三流演员的姿色和演技，搞得咱们能指挥千军万马的毛伟人方寸大乱，不久竟然放着已有的夫人在苏联于不顾，决定和这江美人结婚。据说这事在当时的党内引起大哗。本来呢，我党做事情，一贯以下级服从上级为组，毛从三几年主政我党，一直到七六年撒手人寰，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路程。近半个世纪以来，可以说，毛的意志得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七的贯彻，一直少有人反对（谁反对谁就死无葬身之地），但据说毛的这一次大婚，却让当时中央的绝大部分坚决反对。关于这个事情的资料广为流传流传甚广，所以我相信所有能读到我博客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二，我也就不再重复了。反正确有此事。甚至我听说，中央最后近于毛泽东的执意要和江青结婚，近不得已，还给毛来个约法三章。什么这个那个的，比如什么江青不能参政之类，说得是有鼻子有眼。可我对此却颇为怀疑。毛老人家，在性格上跟孙悟空有的一比，但有一点他却和孙悟空不同。就是，孙悟空敢大闹天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师傅念紧咒。但毛老人家却是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怕师傅念紧咒的。为啥？要是真有那样一个师傅，敢给毛老人家念紧咒的话，他敢一棒子把师傅死。他可不管那一套。他老人家的原则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秦始皇见了他也要逊色三分。所以依毛老人家的性格，那一帮千精百灵的大臣们，是断不敢对老毛约法三章的。当然了，也许毛那个时候的力量还没有后来的大，性格当然表现得也没后来那样暴虐，逆我者亡，顺我者也亡。但从后来没听说毛提起这事，似乎也没对所谓的当事人进行报复来看，这事，也就是说当时中央集体反对毛结婚，还有约法三章的事，可信性似乎不大，

不过由此还衍生出来一个小花絮，这回跟贺龙贺元帅有关了。就是，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毛再婚的时候（因为属于停妻再娶，毛不是一般人，乃一党领袖，而且本身做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党，也多少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停妻现娶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却只有一两个人支持毛。这两个人，一个是康生。康生我们不在这里说了，另一个就是贺龙。据说当时的贺龙闻听此事，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首先我还得说明，这话可不是我造谣，确实见于很多的史料，博友们在网上一搜便知。许多人把这段故事引为佳话，表现贺龙忠心保主，可仔细一分析，这话还是太成问题，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什么话，难道堂堂的大主席，就可以随便讨女人吗？第一，按照我党的理论，上至主席，下至普通百姓，都权力平等，按这个理论推下去，主席讨个女人（当然，不是正常讨女人，而是停妻再娶），那普通百姓似乎也应该有这个权力，这样下去，国家不乱套了吗？第二，这说明，在贺老总的心理，还是把主席，当成了一个超越普通人之上，拥有可以比普通人讨更多女人的特权的人，如此说来，这和封建社会里的皇帝有什么区别了呢？这说明，在贺老总的心里头，还有浓浓的封建意识。他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把毛老人家当成一个皇帝来追随和侍候了。第三，结尾那一句就更不像话了，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这是什么话嘛，对不对？要是说，谁再反对，我枪毙了他，还勉强说得过去，却说，谁再议论，我就枪毙了他，这话也未免太暴力、暴躁了点吧？连议论还都不让议论了，这样思想的人，幸亏没有登大位，这要是登大位，老百姓还可能有言论的自由吗？再说了，就算反对，你也不能动不动就枪毙了人家啊！当时反对毛结婚的，还不是普通老百姓，还应该是中央的相当多的领导同志，许多人甚至也应该是贺的上级，想想，就因为毛的这一件事，贺动不动就要把谁谁给毙了，想想，这贺老总的心目中，除了毛，哪还有一点的组织观念呢？这样的人，和动不动就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动不动就暴躁起来的李逵，是不是又有了一点相像呢？

可惜啊，即使是这样一位对毛忠心耿耿的人，最终也没有得到毛的信任和呵护。文革期间，贺还是被迫害致死。贺是1969年去世的，1974年被评反（死了这么多年，平反又有什么意义，难道真以为地下还有知？）。据说1973年的时候，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毛说：贺龙的事情搞错了，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这话听起来是真不够仗义，又把屎盆子往林彪身上扣，我倒想问问，为什么只听林彪的一面之词，就不能听听贺龙的一面之词？再说了，您老人家拍着良心说说，搞错的，就只有贺龙一个人吗？

说刘禅是傻子的都进来看看！ [转帖]

很多人说刘禅傻 这里我说说我的看法
刘禅傻 刘禅哪里傻？ 诸葛死后 基本是扔了个烂摊子给刘禅 他守了几十年已经实属不易 说句不好听的 人家是已经看穿了早晚要玩完 何必让百姓受苦才投降的 蜀国那时侯到底有多大知道不 就只有益洲一块地皮 连东吴都不如 荆洲没了 南蛮子也反了 更何况那个时候蜀国已经没将才了 没听过蜀中无大将 廖化为先锋啊！根本就没有开僵阔土的本钱了。还打什么打？ 乐不思蜀 那是装给司马昭看的 他不那样说 他能安逸的活着？ 活着才有本钱 知道不。更何况魏那边有很多汉臣 你以为全部都真心归魏 ？这里我大胆假设刘禅是在学他们老子 可惜生不逢时！ 你要知道 诸葛在时 刘禅和刘协 有啥区别？ 不同的就是一个硬来 一个软来。。。。反正就是不给你实权 30好几的人了 都没发言权。。。诸葛死后刘禅怎么对诸葛 就知道刘禅对诸葛有多么的怨恨。。。根本不允许祭祀诸葛 最后是迫于压力 才指定了一个地方让别人祭祀。。都不允许随意祭祀 刘禅上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权 把诸葛一个人担任的职务分给了3个人 这是傻子做的出来的？ 上位以后 极力巩固和东吴的关系 这是傻子做得出来的？ 姜维 每每要求北伐 刘禅都不允许，使得姜维每次出征不过几万 这是傻子做的出来的（国力都没恢复，就想着北伐，真的是做春秋大梦，而且上面我也说过了，根本就没开僵阔土的本钱，何必浪费国力，东吴不下死决心倾全国之力，但靠你一个益洲能有多大作为？） 刘禅是古往今来 背负最恶毒骂名 最冤枉的皇帝！

中国上百名青年学生和群众祝贺金正日连任朝鲜国防委员长[转帖]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19 11:18:22 编辑过］

“全民包二奶”立法何其难[转帖]

　　来源：看天下 作者：顾晓苏 2009-08-17

　　“香港是一个可以合法包二奶的社会——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是香港特色。”6月28日，香港保良局前总理林依丽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包二奶”大游行

　　6月18日，林依丽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了一则通告，题为《反对“包二奶”的游行》。通告中标明，参加者将于6月28日下午2时，在香港中环遮打花园地铁口集合，一路行至特首办公室。还附有“重要声明”：此次活动与任何团体无关，参加者属自愿性质。

　　6月28日，这场前所未有的反“包二奶”的大游行如期进行。

　　四姨太成保良局总理

　　保良局是香港著名慈善团体，因其要求政府保护妇女、禁止逼良为娼得名。曾担任过该局总理的林依丽，一向对香港公共事务颇为热心。导致她这次走上街头发起特别游行的导火索，正是该局总理人选的问题。

　　2005年，赌王何鸿燊的四姨太梁安琪在何的支持下，当选为香港保良局总理。林依丽随即召开记者会，高调反对梁安琪出任该职。

　　今年，梁安琪面临续任问题，林依丽登报致函特首曾荫权等人，指出梁安琪违反香港一夫一妻制，反对她续任。

　　“我出面反对并不是与四姨太过不去，她的家事与我无关。但保良局本身是一个道德中心，用姨太做总理就太不适宜了。”

　　不过，她这次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保良局有权自己选择总理。

　　在林依丽微弱的抗议声中，梁安琪顺利连任。“四姨太就任时特首还带高官致贺，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在哪里？”于是，林依丽开始筹划反“包二奶”游行。

　　绝望主妇

　　早在1998年，林依丽参加香港区人大选举时，即已提出政府应正视“包二奶”问题，之后也一直为此多方呼吁。“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有责任解决。”

　　她发起的这场游行，并不是针对“二奶”，而是希望香港政府对这一社会问题采取措施。“因为香港政府和法律的纵容，才导致‘包二奶’现象猖獗。”

　　6月28日，元配妻子们拉起写着“一夫一妻制名存实亡”、“‘包二奶’是社会问题，政府不能忽视”的横幅，走上了香港街头。

　　这场游行的参与者金女士结婚十年，有两个儿子。她说，丈夫曾经发展三段婚外情，还和其中一名第三者生下私生子，她一度饱受精神困扰，甚至有轻生的念头。

　　另一名参与者林女士回忆，自己发现丈夫有婚外情时十分难过，尝试通过其它方法分散注意力，例如参加婚姻辅导会及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辅导班、阅读书籍等，认识不少类似的受害者，大家互相倾诉，甚至求医吃药，以减轻精神压力。

　　林女士指出，大多数有工作能力的元配会选择离婚，无工作能力者只好默默忍受。

　　“全民包二奶”

　　参加游行的金女士指出，香港的“包二奶”现象非常普遍，她身边的家庭中，一小半的丈夫都有婚外情，这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包二奶”是富人才有能力干的事情，不会成为社会普遍的问题。但香港是一个例外。

　　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一批香港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90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沿深圳河北岸，邻近中国最大的内陆口岸——皇岗口岸附近的众多村落，因便利出入境歇脚和进出，日渐成为香港司机、工人“金屋藏娇”的首选之地，被谑称为“二奶村”。

　　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涂俏，曾对这些“二奶村”深入探访。她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采访实录中提到，在一个村落，“二奶” 们的男人全都来自香港，其中80%是货柜车司机。这些司机的月收入大致在两万元人民币，在香港属于收入和地位都比较低的群体，但在深圳打工妹眼里，他们却是富有的“金主”。他们甚至不需动用薪水，只靠出差补助，就能在深圳包养一个年轻内地女孩。

　　港人在深圳包养内地女子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

　　香港法律无作为？

　　“为什么内地、台湾都有法律禁止‘包二奶’，香港反倒没有？”林依丽指出，内地有“重婚罪”（对事实婚姻亦适用），台湾有“通奸罪”，都是维护一夫一妻制的法律手段，而香港法律在这方面却毫无作为。

　　很长一段时期，港澳多法并用，有来自宗主国的英法葡法，有殖民当局制订的香港法澳门法，还有《大清律例》的残余。赌王何鸿燊当年在香港娶二姨太蓝琼缨，即是以《大清律例》为由。

　　香港华人的一夫一妻制始于1971年10月7日。与内地不同，在新婚姻制度生效前缔结的所有婚姻关系，包括妾侍身分，均获香港政府承认。因此，香港有相当一部分“二奶”、“三奶”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不过，即使在一夫一妻制实行后，香港富商名流包养“二奶”、“三奶”都不被视为丑闻，反而是新闻界趋之若鹜的重磅消息，和民间津津乐道的谈资。

　　大亨们也纷纷以三妻四妾为荣，何鸿燊差不多是最高调的一个。香港华人实行一夫一妻制后，何鸿燊又相继把三姨太陈婉珍和四姨太梁安琪迎入家中，并高调支持这两位身份根本不受法律保护的“夫人”参与社会事务。

　　集体失语

　　“包二奶”在香港常常是公开和坦然的事情，没什么人敢公开反对，因为如果立例惩治，首先撞在枪口上的，就是那些私生活混乱，且肆无忌惮公开化的社会名流。

　　2009年4月7日，梁安琪以总理身分出席保良局董事局就职典礼，陪同的何鸿燊在被问到林依丽相关话题时说：“她是100年前出世的吧，太过时了！”

　　此次游行，林依丽最终没能找到一家团体与她共同组织。游行顺利进行，内地和国外媒体多有关注，而在香港，罕有媒体正式报道。

　　林依丽说，香港媒体全被“捂口”了。她还透露，最近有人跟踪她，这很可能是来自“某人”的警告。

　　“林依丽者，爱跳绳（现在跳不起来了），爱小朋友，爱管闲事，爱事业，更爱香港。”去年竞选立法会议员时，林依丽这样介绍自己，“年幼时我没有玩具，只有个布娃娃，它伴我度过多个寒冬，挨过了许多艰困的日子。父亲‘包二奶’更增加了我成长的困难度。这样的童年，反而使我更爱打抱不平，更有正义感和同情心。”

　　林依丽决心把反对“包二奶”的行动继续下去。
 

国产奶粉的三大悲哀[转帖]

　　来源：中国奶业协会信息网 2009-08-18

　　奶粉行业通过近半年的整合，已步入了稳定、回复阶段！但是国产奶粉当前又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奶粉地震后”，国产品牌由于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限制，使期动作太慢，而给外资品牌更是可乘之机，在市场份额上，国产品牌只有飞鹤、摇篮、完达山三个品牌有相当大的提升，但可惜的是，他们的市场仍集中在三线以下的城市，而一线、二线城市，我们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反而市场份额一路下滑，成就了外资品牌，使它们在货架的陈列面上显得视觉冲击力更强，更让我们心寒而又不得不佩服，总之，国产奶粉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最重要还是我们自身的原因，因此，我总结了，国产奶粉的三大悲哀，与奶粉行业的圈内人士共研：
　　一、国产奶粉的自残行为！

　　什么是国产奶粉的自残行为？是我从去年奶粉事件之后，总结的一个奶粉市场中的新名词，刚开始谈起这个名词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理解，但剖析之后，也都感叹有加！

　　从去年奶粉事件之后，奶粉行业乱了套，随后开始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国产品牌的奶粉没有感受到自已在这次事件中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去理性的承担起国产品牌应承担的责任，而是恶意的好像要去自杀，也就是我说的自残行为———疯狂的价格战！

　　国产品牌奶粉的价格战从去年10月份打到现在，从买三送一，到买二送一，再到处理老货的买一送一，并在买赠的基础上还配备了大量的促销品，促销品的花样更是体现了国产奶粉对下一代的关心呀，如：从小孩最初用的奶瓶、毛巾、再到玩的毛毛熊、自行车、摇摆车等等！也许企业会说，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但其企业的本源是这样吗？我们不难理解，无非是想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企业也没有错，但给国产奶粉的整个行业带来了什么？洗牌是这样洗的吗？在这儿，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竞争这么白热化？

　　1、不相关的企业老板们盲目进入该行业

　　从去年奶粉事件之后，很多不相干的企业主儿们都经过所谓的分析师们分析奶粉行业的利润空间之大，都对该行业蠢蠢欲动，有的直接通过企业的资本运作收购了之前盈利不太好的企业，最典型的就是新希望集团在短短几个月，收购不下5家乳品企业，而且部分企业在在收购后，奶粉已上市于各省市，但其结果并没有他们预期的那样好，因为奶粉的操作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单单是企业财大气粗就可以玩得了的市场，奶粉当今市场的逐步理性使企业主们大为头痛，因为消费者也在逐步理性！而且，越来越多的实事告诉消费者，大品牌也不一定就信得过！因此，行业中企业品牌的增多刺激了价格战！

　　2、小品牌盲目开拓无力管控的市场！

　　在去年奶粉事件中，有些小品牌，特别是区域性品牌，有的没有出现质量问题，所以他们们认为企业的成功在此一举了，就在没有资金、没有提前的企业发展战略、没有营销企划、没有专业务实的营销团队的前提下，拉开了以中部市场为主的全国战，以招商为主启动无力管控的市场，外地市场虽然是启动了，但是企业没有资金支持，没有人员支持，只给经销商们一个最低价，让他们自已去买，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打价格战，以最低的价格去抢占一部分柜台和客户，最终的结果是，产品依然卖不动，就以更低的价格去打；因此，搅的整个奶粉市场都乱了，各自考虑各自的市场，去打价格战；搞的，大品牌为了维护市场资源不得不与小品牌对接的干起来，可是，这种后果是大家都付出了代价，都没有赚到钱！所以，小品牌的盲目运作直接点燃了价格战的战火！

　　那么，这种价格战造成的结果是什么？除了上面说的企业没有赚到钱外，还有更重要的两点：

　　（1）给消费者带来了心理伤害，对国产品牌奶粉的信任度日趋降低！

　　为什么这样说？举个案例，有一位消费者，前天买的是买三送一的活动，可是到了今天去转奶粉柜台，竞然是买二送一的活动，消费者当场理论，而促销员的解释是：“这个活动我们今天刚开始，因为竞品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消费者一听很生气，有种受骗的感觉，可是没办法，也许就是竞品逼着我们这样干的；其实消费者买东西的时候更多体会到是企业带来的那种信任和服务，这样的活动，怎能让消费者放心我们国产奶粉呢？这不只是个例，很多国产品牌的奶粉操作大都这样，变的太快，让消费者适应不了，适应不了的结果是对国产品牌奶粉的信任度也日趋降低，直到最后不再买了！

　　（2）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外资品牌的奶粉，让消费者的心理更倾向于它们！

　　奶粉事件，整体来说，对外资或合资品牌的影响不大，所以销量特别是三线以上的城市，它们的销量增加了至少有3到5成，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攀升，理由是，消费者更愿意相信合资或外资品牌；因为它们很少参与到价格战中，只是在一边偷笑我们国产品牌的自残行为！

　　所以，我们国产品牌的奶粉应立即停止这种自相残杀行为，而要变的理性起来，价格战不是赢得市场主角的有利通道，只能让我们陷入到那种痛苦中而不能自拔；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对手，清醒的去做稳定扎实的基础工作，这样，才是智者生存之道！

　　二、堕性竞争，造成一线、二线城市没有我们的位置，我们只能在三线以下城市撕杀！

　　我这里的堕性竞争指：“我们国产品牌一直没有主动的想法去站领一线、二线城市，而是习惯了在三线以下去操作，这种做法迟早让我们的品牌随落；我们知道，奶粉的高端市场一直被合资或外资品牌所把持，而国产品牌只能在三线以下的城市或农村打价格战，这一点真的很悲哀，从产品质量来说，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差距很大；其实质是，产品同质化也很严重，只不过是，他们高高在上的姿态把我们吓着了，认为他们的奶粉就是比我们的好，他们的价格就得比我们卖的高。在中国，很多从事婴儿配方奶粉的专家们一再声称：“国产品牌的奶粉甚至比国处还要好。”但是，又有谁相信呢？同样规格的奶粉，同样配方的奶粉，外资品牌比我们平均每克的价格高出1到2倍；同时，在一二线城市，消费者就是信赖他们！那么怎样突破这种不利局面，笔者认为从以两点做：“

　　1、信心决定一切；要有占领一线、二线城市的决心！

　　我们现在的国产奶粉品牌，是让自已给自已吓怕了，产品一上市，就只想着如何运作三线以下的城市，感觉这样，见效会快一点；好像一二线城市让合资或外资品牌长期把持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的企业主儿们有没有这种责任意识？没想一下，为什么他们一进来就可以高高在上呢？举个案例：4年前，在方便面行业的高端市场，长期被康师傅和统一所把持，但是作为方便行业中的二流品牌，当时华龙（现今麦郎）和白象方便面，就一直在做产品研发，一直在研究如何突破高端市场呢？最终白象出的大骨面改变了一个方便面时代，而今麦郎也最终在高端市场获一席之地，且在当今的方便面市场，今麦郎和白象把前两家的市场抢占的不少，特别是让统一的市场份额直线下滑，在4年前，康、统的市场份额在方便面行业占到了62%，而现在呢，也不过30%左右而已！

　　所以，国产品牌的奶粉也一样，我们没理由让外资品牌一直把持高端市场，因为我们有能力，有着天然的牧场产出更优质的奶粉！所以，在气势上，我们不应该当一个跟随者！

　　2、专业务实的营销团队是必须的！

　　我们国产奶粉品牌，在运作全国KA店上，是一个弱点，我们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使其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逊色于合资品牌；这样，造成了我们进店费用及人力成本大增，因此，着力打造专业务实的营销团队是必须的，也是提上日程的事情，在操作全国连锁店上，我们需要快速学习合资品牌的运作经验，再总结出属于我们自已的东西，否则，没有全国的形象拉力，那么，一线、二线城市想抢占一席之地的确很难，我们的产品在货架上也只是个摆设而已！如：有一家国产奶粉品牌，在家乐福的一个店上货了，进店费用、陈列费用再加上形象包装费用共花了近三万元，但是上货三个月，月均销量仅3000左右！想想挺难受的，因为后来听说，有一家美国品牌奶粉在那儿上货，花的不到一万，而且陈列位置很好！所以，我们需要专业的运作团队来运作，而不是只管出钱不管进钱，大店的费用若不能合理控制，最终结果是，撤货，扔钱！

　　三、过分的依赖客户，造成管理成本增加！

　　这里的客户单指每个地区的总代理，国产奶粉在市场操上的渠道上，大都是每个地区找一个总代理，下面各县找分销商！这种营销渠道迟早要被颠覆，因为我们过分的依赖客户，造成我们管理成本的增加，（一是管理成本用的现金，二是精神成本）同时，造成市场遗留越来越多！

　　前一些日子，我到一个市场去调研，有一个城市经理向我诉苦，说总代理太难沟通了，什么都想管，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人员，二是费用；这两项刚好是奶粉操作中最重要的两项，问其原因，他说：“总代理总认为打款是他说了算，而且他和上面的领导关系也很好，有时不想撕破脸，所以工作不好干，而且他可以随便、私自的罚款于下面业务人员。其实，在奶粉市场操作中，国产奶粉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出现根源是什么？有几点：

　　A、当前奶粉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库存，面对公司的销售压力，各市场负责人需要给总代理说好话让继续压货，使其总代理认为，他们才是公司的“财神爷”！

　　B、有些城市经理个人素质太差，先想着套点公司的费用，而不去务实的做市场，搞的总代理心里没底，他害怕这么大的库存，谁来帮助卖呢？所有想控制费用而适当处理一定库存！

　　C、当前奶粉行业的培训工作大都停留在表面，没有真正解决一些市场问题，造成城市经理和总代理之间的不信任！

　　其实，以上问题首先得从我们自身解决，然后再去实现公司在该市场真正的管理！因为，作为奶粉行业的总代理，充当的角色最重要就是配送和维护！别的还是要有公司的人员直接管理市场，我们要知道，总代理大都只站在眼前的利益看待当前的市场，而我们公司要的是产品最终在该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同时，由于总代理长期和下面分销商之间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说，绝对不能把管理权交给总代理，这是原则的问题，否则，会造成管理真空的现象！

　　我们不能过分的依赖客户，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公司的人员先要正直如山，清辙如水，把我们自已的工作做好；作为城市经理，一定要认真对待、负责于每个市场。

　　如果说把每个市场的基础都打好了，那么一个总代理对公司来说，无所牵挂，因为我们市场做好了，我们随时可以换一个配送中心！没必要让一个总代理制约我们的发展！

　　同时，在营销渠道上，下一步的市场发展，必然是渠道扁平化，原因有两点：“一是，随着行业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企业的利润在降低，那么，总代理到分销商中间利润迟早要被瓜分；二是，总代理和分销商之间，日积月累的矛盾使其必然影响到市场的发展！因此，渠道的扁平化是早晚的事，所以，企业不能过分的依赖客户，行业发展之快，会第一时间实现公司与分销商之间的直接供应，这也有利于管理！

　　总之，我们国产奶粉品牌需要重新调整思路再去更有力拼杀，虽然我们的企业大都受资金、人才、管理等限制，但我想我们进军一线、二线城市的竞争心态更为重要；虽然中国的人口大都集中在三线以下的城市，但我们不能无所顾及的只找我们国产奶粉自已去相互拼杀。因为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让更多外资品牌逍遥于市场，而我们也可能在这个行业内，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步的离我们远去！因此，但愿我们的国产奶粉能做的更好，在市场竞争中越发的强势，逐步拥有奶粉行业的话语权！相信！我们的企业会做的更好！走的更远！

“瘦肉精”背后浮出科研江湖 [转帖]

　　来源: 南方网 作者：苏岭 温海玲 2009-04-9
　　
以盐酸克伦特罗为代表的“瘦肉精”，早在大规模引进中国之前，已在国外出现过大面积的中毒事故，并被多个国家禁止。但当时中国的专家却忽视这一重要信息，反而踊跃引进。这里有的人是出于专业研究之需，有人却不乏利益驱动。“瘦肉精”余祸蔓延至今而难绝。
　　
　　“瘦肉精”猪肉（资料图片）

　　以盐酸克伦特罗为代表的“瘦肉精”，早在大规模引进中国之前，已在国外出现过大面积的中毒事故，并被多个国家禁止。

　　但当时中国的专家却忽视这一重要信息，反而踊跃引进。这里有的人是出于专业研究之需，有的人却不乏利益驱动。

　　“瘦肉精”余祸蔓延至今而难绝。我们不能不追问，是科学研究无禁区，还是“瘦肉精”有“原罪”？

　　我们欲图还原“瘦肉精”在中国的出身史，以省思如何预防类似的“高科技”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

　　今年2月19日，“瘦肉精”引致广州70人中毒，成为近期最受关注的食品安全事故。之后，养猪业内多位专家和从业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瘦肉精”为行业潜规则，部分散养户和规模化养殖场之染指，情形堪比三聚氰胺奶粉事件。

　　在监管和执法问题之外，多位专家提出应曝光幕后“出主意的人”。农业部退休专家李美同教授说：“出主意的人一个也不揪，这种事永远没完没了。”所谓“出主意的人”，即那些研究出瘦肉精，并向市场推广的专家。

　　鉴于此，南方周末记者对国内专家们研究、传播“瘦肉精”的过往进行了调查与梳理。

　　最早由浙江大学的教授传播出去，这几乎是业界的共识。广州某业内知情专家直接指向前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许梓荣，斥之为“学术败类”。

　　对此，许梓荣觉得冤枉。

　　年近67岁的许梓荣是知名动物营养专家，曾获殊荣无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浙江省重大贡献一等奖”、“浙江省农业科技突出贡献奖”等。同时，他桃李满天下：培养博士生19名，硕士生50余名。

　　然而，“瘦肉精”却成了许梓荣人生秤杆上最沉重的砝码。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由于“被指搞过（β-）兴奋剂”，最终无缘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许梓荣认为冤枉有二，首先他不是最早搞“瘦肉精”研究，其次他没有对之进行市场推广。

　　忽视毒副作用的早期引进

　　东北农大连续几届招收的研究生都把“盐酸克伦特罗”的动物营养及生长效应作为论文课题，而忽视了其毒副作用和体内代谢的观测。

　　确实，最早引进者并非许梓荣。

　　中国农科院畜牧所的佟建明最早向国内介绍β-兴奋剂。1987年，他翻译了同年刊于美国饲料杂志上的《使猪多长瘦肉的新营养分配剂》的论文，该文有对“瘦肉精”——β-兴奋剂的介绍，发表在《中国畜牧兽医》。

　　1988年，四川饲料所的金明昌也摘译了类似文章发在《中国畜牧兽医》上，介绍将人工合成的β-肾上腺素兴奋剂，如克喘素（盐酸克伦特罗）和塞曼特罗（支气管扩张药）添加到牛、羊、猪和家禽饲料中,可提高动物蛋白质含量约15%,减少脂肪含量约18%。

　　而对盐酸克伦特罗提高瘦肉率作用的研究，以内蒙古农牧学院（现为内蒙古农业大学）畜牧系的付仲和张国汉为国内最早。1989年，他们的实验发现盐酸 克伦特罗对胴体瘦肉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作用。他们仅关注药品在肉里的残留问题，未针对内脏，结果没测出副作用。他们的相关论文发表于《养猪》杂志 1989年第4期。由于学院名气所限，这项国内最早的研究少人关注。

　　这一时期恰逢国内生活水平上升，消费者开始偏好瘦肉。尤其是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和上海。媒体也公开倡导进行提高瘦肉率的研究。

　　据许梓荣介绍，瘦肉型猪从国外引进，耗资甚巨，自行培育则要几代人的投入。如能直接通过饲料转化，提高瘦肉率无疑最便捷。

　　“当时以为是个很好的进步，猪用三个星期到四个星期可以增加至少10%的蛋白质。这10%的蛋白质，是一个搞畜牧的育种专家一辈子都无法培育出来的。”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兽医学院教授陈杖榴说。他同时身兼农业部兽药残留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兽药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作为人药，β-兴奋剂是一种传统的平喘药。在所有的β-兴奋剂中，以盐酸克伦特罗效果最为突出。上世纪80年代，美国Cyanamid公司意外发现 其具有明显的促进生长、提高瘦肉率及减少脂肪的效果，于是盐酸克伦特罗等 β-兴奋剂被学者赐名当作“营养重分配剂”或“促生长剂”，被国际畜禽科学家广泛研究。

　　而在中国，盐酸克伦特罗真正成为畜牧界热门研究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家畜生理学奠基人、南京农大（当时名为南京农学院）教授韩正康在八十年代 末开始研究盐酸克伦特罗对猪、鸡、鸭和兔的影响，成为农业部的七五重点课题之一。据当时参与实验的南农研究生尹卫忠回忆，当时南农将之作为一种新产品实 验，目的在于了解它的作用、副作用、怎么用最合理、残留量的测定等。当时参与实验的周光宏（现南农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回忆，实验也测出该药有一定的副作 用，如心跳加快等。

　　其时，东北农大也加入了这一热门研究。该校动物科技学院的退休教授、《饲料博览》杂志主编韩友文回忆，80年代末，东北农大恰好招了一名海归博士， 在两位知名的前辈“怂恿”下，选定了这一研究方向。连续几届招收的研究生都把“盐酸克伦特罗”的动物营养及生长效应作为论文课题，而忽视了其毒副作用和体 内代谢的观测。

　　直到后来农业部对“瘦肉精”下了封杀令，这位东北农大的博士才“茫然无以应对，手足无措”，科研课题也下马中止，人也再次出国进修，从此未再回来。

　　这一时期，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和综述有四五十篇之多。

　　论文回避了已发现的毒副作用

　　许梓荣解释，那时国家正力倡培育瘦肉型猪，“我们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所以我们有一些顾忌”。

　　看到了南京农大和东北农大的研究后，许梓荣决定跟进。

　　事实上，许梓荣也算海归派。1987年他到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从事合作科研，两年后回国。在无设备、无实验室、无厂房、无运转资金的情况下，他拿 着5万元科研经费，购置设备，租用学校仓库开始科研，带着两个研究生，成立了国内首家高校饲料所——浙大饲料研究所。“当时我想了解β-兴奋剂是否能提高 瘦肉率，并看能否受启发，走别的路。”许梓荣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许梓荣也向南方周末记者坦陈，1992年前后，许梓荣的研究生肖日进（现居美国），在猪场做实验时，发现吃了含盐酸克伦特罗饲料的猪爬不起来。然而，肖日进发表的论文却没有提及此副作用。

　　许梓荣解释，那时国家正力倡培育瘦肉型猪，他学生的研究吻合政策方向，“我们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所以我们有一些顾忌。”他认为中国有一个问题，“论文谈副作用，就会发表不了”。

　　实际上，其时许梓荣已知美国禁用β-兴奋剂。但他拿到了课题，也并未向国内透露美国禁用一事，随后还获了奖。

　　许梓荣承认他所进行过的这些研究，但否认业内对其推广盐酸克伦特罗的指责，他称没有在浙江推广过盐酸克伦特罗这种兽药。

　　然而，浙大动物科学学院退休教授徐继初向南方周末称，许梓荣卖过盐酸克伦特罗。在他的记忆里，那一时期浙大饲料所相当赚钱，房子盖了不少，主要是办 公楼，仪器设备也买了很多。对此，浙大动物科学学院副院长刘建新说，到2008年3月许梓荣退休，饲料所单仪器设备就从最初的5万增加到价值上千万。“几 乎没有从国家拿钱。主要是通过产品和技术转让的方式，与企业合作获得经费。”刘建新说。

　　浙大内部学报的一篇报道称，2000年，饲料所的产品遍布20多个省市，总产值逾35亿。还扶植了一大批饲料企业，现都已成为年产值数亿的企业。这里面有没有，有多少来自盐酸克伦特罗，恐怕只有许梓荣自己清楚。

　　而浙大动物科学学院因为外界所指，几乎所有在职的专家接受采访时的第一申明都是“我没有搞过（盐酸克伦特罗）”，接着就是帮许梓荣辩解。

　　这家曾四处销售“瘦肉精”的公司

　　当年浙大阳光的“瘦肉精”销售主要集中向湖南、湖北推广。这两地的猪肉大量销往广东，规模化的养殖场比较多，其中不少是供港猪场。

　　与许梓荣们搞研究不同，真正让盐酸克伦特罗开始市场化的是浙大阳光营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阳光）。

　　浙大阳光的老板陈剑慧硕士毕业于浙农大（后为浙大合并）。1993年，他挂靠浙江大学，成立浙大阳光。

　　与其导师徐继初毕其一生从事猪种遗传研究不同，陈剑慧选择了一条“捷径”——卖加了盐酸克伦特罗的饲料添加剂。

　　“他是最早一个。”对此，徐继初予以肯定。

　　陈剑慧亦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他的公司研究、并销售推广过盐酸克伦特罗。但他否认与任何专家的关联性。

　　依托浙大的高校光环，加上盐酸克伦特罗的“特效”，浙大阳光“相当赚钱”。盐酸克伦特罗到了养殖端，因为显著提高瘦肉的效果，就被称为“瘦肉精”或“瘦肉多”。

　　按照陈剑慧向南方周末的描述，他们几乎是有功于国家：“当时是属于很光荣的一件事情，每个省管农业的副省长都来推广，一定要用这个东西。”

　　另一位熟知浙大阳光的专家向南方周末透露，当年浙大阳光的“瘦肉精”销售主要集中向湖南、湖北推广。这两地的猪肉大量销往广东，规模化的养殖场比较多。他曾在浙大阳光供职的好友也因为“瘦肉精”等兽药生意赚了不少钱，90年代末在杭州买了100多万的房子，开上了好车。

　　那位专家的好友因为掌握了生产、销售的全套技术，就离开浙大阳光开始单干。另一些浙大阳光的老员工也同他一样另立门户，浙大阳光几乎成了销售盐酸克伦特罗的“黄埔军校”。

　　市场化下的盐酸克伦特罗，被当成了灵丹妙药。“当时饲料公司，凡是只要知道这个东西的，都搞。”徐继初回忆。

　　据业内人士介绍，检查有没有用过盐酸克伦特罗，一是目测，看起来屁股大、腹部紧、像运动员似的肌肉多。二是用木板搭一个小坡，爬不上去的就行。因为用过盐酸克伦特罗的猪，肉质疏松、站立不稳，还易因肌肉压迫而蹄裂。

　　鉴于盐酸克伦特罗在国际上引致的安全性问题，1997年3月，农业部下文严禁β－肾上腺素类激素在饲料和畜牧生产中使用，盐酸克伦特罗名列禁单第一位。

　　多名业内专家指称，国家禁用后，浙大阳光仍卖过盐酸克伦特罗。对此，浙江饲料监测所所长朱聪英明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浙大阳光确因不法行为在桐乡被 处理，与陈剑慧“有亲缘关系”的另一桐乡人被判刑。陈剑慧对此均予否认。判决书表明，六年前确有桐乡籍商人曹雪生因贩卖瘦肉精被判刑，但两者间的具体关系 无法确证。

　　一个本可避免的灾难

　　当年的海归专家急需“闯出名堂”，引进国外的热门课题很容易得到课题支持，职称、地位等，一系列的实际利益也就接踵而至。所以，国外关于使用盐酸克伦特罗引起中毒等“负面信息”被他们屏蔽。

　　1998年5月，香港17人因吃内地供应的猪内脏而中毒，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立即决定在供港猪中禁用盐酸克伦特罗。

　　这时，南京农大毕业的尹卫忠才恍然大悟：“这东西不是我们当年拿来做实验的吗，哪知道是能让人中毒的什么‘瘦肉精’。”

　　尹卫忠的话代表了当年多数从事过盐酸克伦特罗研究者的认识，甚至在今天部分专家还仍坚持认为“有毒的不是药本身，而是使用的剂量”，是“散养户不严格按科学办事，超剂量使用了”。

　　陈剑慧亦认为，在国家未禁止之前，盐酸克伦特罗是安全的，但禁止以后，专业的人都不愿意干了，“很多基层的个体户又用得不科学，这样的话出事情的就比较多了”。

　　事实上，这本不应该是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

　　当我国研究发端之时，欧共体已经于1988年1月1日起禁止盐酸克伦特罗物质当饲料添加剂使用，认为该类物质虽然能提高畜牧业产量，但却降低了肉类品质，激素残留有致癌作用。

　　随后，盐酸克伦特罗在西方国家陆续出事。1989年10月至1990年7月西班牙35人中毒，1992年该国北部地区又出现232人中毒；1990年秋季，法国8个家庭22人中毒。意大利和美国亦因非法使用而出现过中毒事件。

　　据MSN健康频道的美国饮食专家MarticaHeaner介绍，盐酸克伦特罗1991年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禁止。1998 年，FDA批准盐酸克伦特罗可用于治疗马的呼吸障碍，但任何用药的马此后若被宰杀，不得食用。美国农业部和FDA仍在监测盐酸克伦特罗在动物身上的非法使 用。现在FDA网站上还挂着如下申明：盐酸克伦特罗在美国从未被允许在食用动物身上使用。对盐酸克伦特罗滥用于食用动物身上滥用的危险的关注，让美国采取 严厉的措施，反对非法销售和使用盐酸克伦特罗。

　　不知为何，当年的“负面信息”却未被我国相关专家们重视。虽然那时还没有互联网，高校的图书馆不能第一时间看到国外研究期刊，但专家们常能出国交流，而少壮学者则刚留学归来。

　　特别是，盐酸克伦特罗从未被任何国家（包括我国）批准为兽用饲料添加剂，无需禁令，它就成了国际畜牧界的违禁品。但在我国早期的四五十篇研究论文和综述里，均未见提及。

　　22年后，最早译介的佟建明说：“现在看来，那篇文章的作者对营养分配剂的技术应用持怀疑观点。当时和以后我没有对相关研究再作更多关注。”现在，他身兼中国农科院畜牧所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室主任、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饲料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多职于一身。

　　按另一位要求匿名的权威专家理解，当年的海归专家急需“闯出名堂”，引进国外的热门课题很容易得到课题支持，职称、地位等，一系列的实际利益也就接踵而至。所以，国外关于使用盐酸克伦特罗引起中毒等“负面信息”被他们屏蔽。

　　在这期间，也有过微弱的质疑声。当时几个同行专家考虑到盐酸克伦特罗国外未充分论证，国内未批准过，曾从研究的角度对此提出过看法，认为不能做推广。

　　偶尔的反思也曾昙花一现。2006年上海连续发生“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波及全市9个区、300多人。中国农科院饲料所齐广海在《新饲料》 2006年第10期发表《上海瘦肉精事件随想》，指出：“我国学者发表的大量关于β-兴奋剂正面报道的研究论文和综述，更是对β-兴奋剂的滥用起到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他自己当年也曾翻译介绍过。

　　而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齐广海则为参与其中的专家们辩白：“我相信，大多数学者是有良知的，发表文章的真实目的并不是鼓励β-兴奋剂的使用，而只是从研究的角度讨论相关问题。”（南方周末）

为什么说“养儿防老”不道德[转帖]

　　把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留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

　　 如果儒家的本意是要把家庭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由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以更自由地拓展，精神生活才可以丰富。

　　　　 西方物质生产比东方发达并不必然意味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落后，而东方的物质生产落后也并不必然意味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先进。会不会是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呢？

　　
　　在任何社会里，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这个家欠同族上另一家的，等等，相互间存在许多说不清、也说不完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它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2500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儒家文化的今与昔

　　　　也就是说，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成家生儿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儿子，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子防老”。

　　生儿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父母也许爱子女，也许不爱，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

　　于是，由“三纲”、“五伦”建立并延伸出来的家秩序、社会秩序就很关键了，臣必须服从于君，子必须服从于父，妇必须服从于夫，弟必须服从于兄。这些服从关系是无条件的，也不管有理还是无理。

　　 从儿女出生开始，通过《三字经》等经典将他们嵌入“孔家店”，扣上“三纲”包袱，让他们任何时候都会因不服长者的意愿而内疚得无地自容。这个“孔家店”只有一个目的：保证父母、兄长以及其他长者的投资有回报。

　　人出生之前是无法选择家庭和出生顺序的，所以，以长幼定名分、责任所实现的利益交易是非自愿的交易。而强制性的交易有悖于个人权利。

　　 不以个人权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2500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阉割了个性的结构或许稳定，可代价是中国长期处于温饱和饥饿之间。就以这些年的留美学生为例，我们这些学生以及毕业后留美工作的人，虽然专业水平较高，但跟美国人、印度人、欧洲人相比，儒家文化让中国人往往缺乏个性，习惯于听话，但不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顺从”、“听话”的习惯当然让我们只适合打工。

　　 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发展

　　国粹派喜欢说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而中华文明则是更高境界的精神文明，其根据似乎是西方近代工业科技发达，物质生活丰富，而中国却到近年才解决温饱。——这种逻辑值得商榷，原因很简单，西方物质生产比东方发达并不必然意味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落后，而东方的物质生产落后也并不必然意味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先进。会不会是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呢？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这个问题。

　　第一，精神生活丰富的前提是精神食粮供给丰富，学术和文学艺术又是其主要源泉。中国的学术两千多年围绕儒、法、墨、道家打圈圈，佛教在汉代逐步进入中国后，曾推动过唐宋时期文学、诗词等领域的发展，也出现过宋明理学的发展，但总体上没离开对早前经典的解读和再解读，并且这些哲学与文学发展基本限于士大夫的小社会内，对绝大多数人为文盲的社会的精神生活影响有限。

　　中国并没像西方那样有系统组织的宗教，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儒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在这种缺乏正式的理性与非理性生命观的社会里，大众的精神世界只好由“牛鬼蛇神”迷信来支配，看不出这种精神文明高级在哪里。反倒是汉代进入中国的佛教、明代进入的天主教以及其它基督教派扩展了我们的精神资源。退一步讲，“中庸之道”扼杀的不只是物质文明上的创新能力，而且也激发人们不要在精神资源上有“出众”的创新突破。

　　第二，或许有没有以宗教或者理性学术支撑的精神文明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把生活重点放在精神追求上，而不是过分追求物质生活。中国人追求的精神生活或许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家庭温暖和亲情。但是，人之间的友情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每个人有不同偏好、不同性格，即使是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性格与喜好也难以相同，他们除了知道彼此是兄弟姐妹而“应该”有亲人关系外，不一定有心灵深处的相通，不一定有出于“自愿”的友情。家庭成员间会因为名分以及相应责任而彼此相依赖、相交往，可是这不等于他们的关系能超出原始情感而达到更高的心灵沟通境界，就像包办婚姻中夫妻知道彼此有责任、是夫妻，但他们之间可能没有“爱”的体验。难以想象在人的个性与自由空间都被压抑的社会里，情感与心理世界能够天马行空，飞翔到朴素感情之外。

　　第三，中国文化的核心重点在于维护“家”的经济功能，轻视其社交与情感功能，这必然抑制中国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从某种意义讲，连温饱问题都没完全解决的农业社会里，“家”的第一功能当然应该是实现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利益交换，所以儒家文化里“孝”、“顺从”、“听话”排在第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也在这里，一旦经济利益交换是“家”的最主要功能，人们容易先看到利益，后才是亲情，或者只看到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夹在“家”中，你搞不清亲戚对你好是真好，还是出于利益。在现实生活里，笔者在湖南家乡看到更多的是因为利益大打出手的儒家家庭，而不是突出亲情、突出情感关系的温情脉脉的儒家世界。那种理想化了的儒家世界在中国还没实现过，从内在逻辑上可能也很难实现。说到底，在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发展的情况下，传统中国始终没完全走出温饱的挑战；在那种境况下，说精神情感世界里能达到文明顶峰，那只能是奢望。

　　 社会文化的走向

　　
　　当问他们“你为什么要生小孩？”时，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子防老”，而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子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两端之间。

　　通过对总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越高同时又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为防老等经济目的。

　　这说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有了满足生活需要的收入同时又利用保险品种、投资基金等把夫妇未来的经济风险安排好之后，他们更多把“家”看成是感情交流、满足精神需要的社会单元，原来由“家”胜任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孝道”责任逐渐由“爱”取代，经济与金融发展正在改变这些社会的文化。相比之下，在农村，家庭关系仍然以经济交易当先，“养子”继续是规避未来风险的主要手段，而“家”的情感功能就弱，那里更需要儒家伦理来维系隐性经济交易，于是，那里更保留了儒家价值观。

　　那么，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会是什么呢？是朝着像北京、上海等发达社区的文化发展，还是要恢复儒家传统、走回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呢？社会文化的走向是个人难以设计的，而是由社会的需要所决定。

　　
　　 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利益交易功能

　　
　　如果要把利益交易从“家庭”功能中剥离，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当然能减轻因利益交换给家庭带来的张力，但也要求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种新文化，例如，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以及保证法治的政权制衡体系，否则，在家庭、宗族之外的市场金融交易就难有交易安全，契约权益无法保障。

　　 把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留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

　　一旦强制性的经济责任不再存在于父子、兄弟之间，父亲没必要再以一副威严不可亲近的面孔出现在儿女面前，用不着强制儿女无条件地听自己的话并要求在父母讲话时儿女不能还嘴，而儿女则可从“孔家店”中解放出来。父母与儿女间、兄弟姐妹间因经济利益关系引发的张力也就消失了，他们之间可以更平等地注重感情交流和心灵沟通，让亲情、友情成为家庭关系的主旋律。

　　以往，中国人之所以只认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因为当生孩子是出于经济目的时，亲生的孩子在儒家“三纲”之下更靠得住（交易更安全），而领养别人的孩子到时候难以靠得住，可能没有投资回报（交易不安全）。

　　美国家庭文化没有一套名分责任安排，因此不会强制人去无条件地“孝顺”、“听话”，他们强调的是自由选择，是自愿照顾老人、兄长。换言之，儒家文化会通过向你不断提醒你欠这个多少、欠那个多少，逼着你在内疚得无地自容的情况下去给照顾过你的人以回报；在美国，后代和亲戚更多会因为爱你而自愿给你帮助，不会因为内疚去给你“孝顺”。中国以往的模式是后代供养长辈，而且往往引起后代之间互相推诿责任；在美国，是长辈总想给后代留下多少遗产，并且是自愿的。

　　从表面看，在金融市场把经济交易从美国“家”中剥离出去后，没有了那些你来我往的经济交换，家庭关系好像很没有“人情味”，特别对于习惯于儒家文化的人可能更是如此。实际上，如果儒家的本意是要把家庭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由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以更自由地拓展，精神生活才可以丰富。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或许就是这种改良后的儒家社会，这是否也是中国的走向？

　　 中国文化的出路

　　
　　 时下的新儒家学者还是不能走出用文化来谈文化的圈圈，特别是以儒家文化来评价儒家文化，其结论当然不会是别的，用“四书五经”来看“四书五经”，只能是越看越美。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

　　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人们的收入超出温饱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来胜任，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都会照顾父母老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侧重精神生活的境界。——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长者或权威的动向，让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自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从北京、丹东这样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观念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证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经济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场取代，看到儿女时父母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投资和养老保障，也不再把儿女当成自己的财产，“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气沉沉，而是越来越有个性，父母跟子女间的交往也日益平等，个人自由在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来，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因此，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儒家基于“三纲”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学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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