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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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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10楼 发表于: 2009-08-22

永远的偶像[转帖]


 
  他是个很漂亮的男人,他的美并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稍减。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他的时候,我在上海的工厂打工。那时,心里是有些抱怨的:上天造人的不公平,让他如此十全十美,和他相比,我十足是只发育畸形的丑小鸭。

  当时,喜欢他的歌是因为他的外形,声音迷人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他唱的每一首歌,我都能如数家珍。但是,歌中所表达的含义对我来说,距离太遥远。我既不懂《故乡的云》有多美,也不懂《三百六十五里路》有多遥远;既不了解《只有分离》有多痛,也不知道《读你》有多美。我只是吟唱着他的旋律,废寝忘食。

  那时的我只有十几岁,既没有开始漂泊的经历也没有生离死别的历练,因此,这些旋律进入我的血液后,就开始了一个长期的潜伏期。

  后来,我开始了流浪。我知道了“归乡的路是那么的漫长”;身边的亲人、朋友的不辞而别,让我明白了“只有、只有分离,让时间去忘记,那一份缠绵”;渐渐地,我长大了,尝试恋爱了,开始“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这些歌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一一回到了我的身边。偶尔,在哼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会想起这个我少年时很迷恋的人——费翔。

  岁月如流,我也成了歌手。当我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往下走的时候,经常会有人对我说:你长得真像费翔。我觉得,这是一句好话,包含的意思是:样子好看,声音迷人。但我也有个遗憾,他回了美国,许多年都没了音讯。

  但我们还是有缘的。费翔终于回来了,他在全国各地开演唱会时,我获邀担任他的表演嘉宾。

  这很让我兴奋了一阵子。少年时,我最迷恋的歌手只有两个——邓丽君和费翔。一个已经乘鹤西去,而她也因为她的逝去而长驻在我的心底,永远无人可以替代她了;而另一个却即将见面,他会不会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令我失望呢?但我想象的他又是怎样的呢?我也说不清。

  所以,我渴望这次合作,但却又有些忐忑。

  我们的初次见面在温州。我坐的航班误点,所以和他乘坐的飞机几乎同时到达。那天,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为了见费翔,我刻意打扮了一下,还穿了一双新皮鞋。

  上飞机时,新鞋夹得我脚疼,我就把鞋脱了。一觉睡醒,我下飞机时脚肿了,豁了半条命出去,我才勉强塞进了一只脚,另一只死活就进不去了。然后,我就提着一只鞋,在空姐诧异的目送中,拐下飞机。同行的俞静嫌我丢人,大步流星,撇下我就走。而那天飞机停得又分外远,我就一瘸一拐地走在最后面,看上去身高是“一米八三、一米八零,一米八三、一米八零”。

  费翔他们的飞机没有停在规定的地方,一直往前开,直开到出口处的大门口才停了下来,俞静看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这确实很吓人,再往前开,就完全可以出机场了。出口处许多人扛着摄像机,抱着鲜花,焦急地等待着。我估计了一下,这么多的花,四个费翔也拿不了,可能会有一束是我的吧。但是没有,根本连看我的人也没有。没有也好,咬着牙,我集中全部精力来对付这只鞋。

  这时候,费翔出现了,所有的人一拥而上,闪光灯叽里喀拉一通乱闪。中间鹤立鸡群的俨然就是费翔,远远望去他真是漂亮啊,五官就好像罗丹的雕塑一般。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刻意地避开他,不敢看他,不敢和他说话,吃饭的时候也故意地坐到另外一桌。还有一回,我刚走出房间,看见费翔站在走廊里,我转身又进了房间。事后,我想费翔心里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他肯定会认为我这个人不是有毛病就是心怀鬼胎。可当时,我只是想把对费翔的第一印象,留到舞台上去感觉,所以,我不想在台下认识他。

  没有想到,费翔走台会这么地认真。他随着音乐在舞台的每个角落里走动,然后又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与舞蹈演员和乐。这些舞蹈演员已和他合作很多次了,大家的配合非常默契,但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还是会一遍遍地排舞蹈,力求配合出最好的效果来。下午的体育馆里一般都不会开空调,非常热,他大汗淋漓地在那里又唱又跳。让我很感慨,比较一下国内那些对口型糊弄观众的“大腕”们,他尊重音乐,尊重观众的态度,让我肃然起敬。

  那天,隔壁的温州体育场还有一场足球比赛,是大连万达对北京国安。体育场和体育馆毗邻,几万人的体育场里座无虚席,我们非常担心,不知道有多少观众会来看我们?走进馆内,大伙的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因为观众席上人头攒动,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当费翔唱着《读你》登场时,全场沸腾了。

  我以为,这只是因为温州的观众比较热情。但是这以后,在任何一个城市,不论在北国哈尔滨,还是南国深圳,我都能看见大家用同样狂热的欢呼声迎接他。我知道,费翔用自己的歌声和魅力征服了全世界。

  舞台上的费翔是多么光彩夺目,他每次出场都是从观众席上唱出来的。当音乐响起,追光打在他的身上,他是真正的明星。无论他在低吟浅唱还是在劲歌热舞,整个空间都会因为他的存在而让人激动不已。

  每场演出,费翔都会唱得很多。他有点不遗余力,上、下半场加起来,他每次都要唱八九首歌。除了个人演唱会,我从来没见过谁这么卖力表演过。可能因为他长年在百老汇演音乐剧的缘故吧,他在舞台上每个动作和眼神配合得都非常讲究,这让我觉得受益匪浅。

  而后来我发现,生活中的费翔却是个更可爱的人,这个发现让我很高兴。没事的时候,我总喜欢逗他说话,他的修养学识在很多细微处表露无遗。

  在哈尔滨的那场演出,主办方在演出前还没把劳务费送来,大家在商量演不演的问题时,费翔一听就着急了,他冲进来说:你们演不演我管不了,观众都进场了,我不能撂观众,我演。后来,主办方写了欠条,演出正常进行。第二天,主办方违约没给钱又写了张欠条,费翔还是很认真地上台演出了。值得一提的是,两场演出都爆棚了,场面非常火爆。

  我们去宁波演出那天,天出奇地闷热,主办单位给我们配备了一辆没有空调的面包车。大太阳底下,置身车内有如置身桑拿房中,费翔和我们一起坐在车里等晚到的演员,主办单位发现了,急着说:费先生快下来,你的小车在旁边。费翔忙说:没事,都一样的。这让我又想起了离开哈尔滨时,大家手忙脚乱地上车,主办单位把我塞进了宝马车里,费翔下来后,只有一辆富康车了。他二话没说就钻了进去。我忙下去跟他换车,他死活都不肯,说:一样的,一样的。

  费翔出去演出时,总带两个硕大无比的箱子。有一次我跟他说:走上歌坛以前,你是我的超级偶像,总幻想长大以后能像你一样就好了。他就笑着对我说:你现在还这么想吗?我说:我现在很羡慕你的学识、气质、谈吐和修养。他笑着回答: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的年龄啊。

  他就是这样地叫人觉得舒服。

  唱片做得非常棒。其中有一首《回忆》唱得荡气回肠,我介绍给了当时在滚石做节目的何炅,他一听就喜欢得不行了,立马就拿走了。

  费翔箱子里还有一套健身器材,在演出的后台,所有人都坐着休息,费翔就在不停地锻炼。我大惑不解,问他干吗?他解释道:上台前要先让自己兴奋起来,而且还可以锻炼肺活量。我试了一下,他的器材就像一张强弓,要用好大的劲才能张开。后来在机场,我尝试帮他提了一下箱子,没提动,我就放弃了。

  我们成了朋友,这是我始料未及的。结识他是我的荣幸,因为他的人格闪烁着如此迷人的光彩。

  他来上《超级访问》时,我说:很开心你能抽时间上我的节目。他笑着回答;我当然要来啦,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我亲爱的小弟弟啊。

  我为我曾经迷恋这个完美的偶像而自豪。

    (本文摘自《食色男女》,戴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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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前前后后[转帖]


  
  哈斯朝禄

  1964年2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两个牧民的孩子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她们与暴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姐姐龙梅被冻掉了左脚

  拇指,妹妹玉荣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被截肢,造成终身残疾。而他们放牧的几百只羊,绝大多数安然无恙。媒体把她们称为“草原英雄小姐妹”。在随后的40多年里,她们作为爱护集体财产的代表被无数次书写和歌颂。然而,多数人并不知道当年谁救了龙梅和玉荣,施救者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日前,施救龙梅、玉荣的哈斯朝禄先生之子那仁满都拉先生讲述了那段经历。

  我父亲是怎样救下姐妹俩的

  45年前,我9岁。春节前的一天,我和父亲在白云鄂博采购完年货,踏上了回家的路。上午11点左右,我们看到铁路西的一道浅沟里有一群羊,它们身上挂满了冰凌,在风雪中颤抖着挤在一起。父亲断定这是我们公社的羊。不管是谁放的,它们肯定是走丢了。父亲准备把羊赶到桑布家,再求桑布骑骆驼把羊群赶到我们大队去。

  我和父亲轰赶羊群时,发现有两只死羊,父亲先背起一只,往附近的车站走去,想寄存到那里。这时,我发现从西边山坡上走来一个女孩。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龙梅。当时她的脸冻得发青发紫,靴子里灌进去的雪化了,在她的脚脖子上冻成了疙瘩。龙梅告诉我,她的妹妹玉荣还在山里。

  父亲救下姐妹俩的过程并不顺利。他本来在发烧,身上没有力气。当他步履蹒跚地把死羊背到火车站的扳道房时,他两腿发软,几乎都站不住了。

  当时,扳道房里正在值班的工人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姓王。父亲敲开门,向他诉说了事情的原委,说要先把死羊放在这里,以后再让生产队派人来取。那位工人一开始不同意,说值班的就他一人,马上到下班时间了。

  父亲好说歹说,对方总算答应了,不过他提了个要求,下班之前必须把死羊取走。父亲把死羊安顿好后才折回来,看到了我和龙梅。

  父亲把龙梅带到附近的一个扳道房,请里面的人帮着救龙梅。这几个工人马上行动起来,给龙梅脸上、手上搓雪——这是冰天雪地里救人最常用的方法。又给她脱靴子,可龙梅的靴子和脚冻在了一起,怎么也脱不下来,只好用刀子划、用剪子铰。

  父亲冲出扳道房,往邮电局赶。他把电话打到了公社,又找到了白云鄂博矿区领导。矿区很快派来了汽车,还组织了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山里找到了玉荣。我的耳朵也冻伤了。救护车把我和龙梅、玉荣送到了自云鄂博矿区医院。

  在当年抢救龙梅、玉荣的白云鄂博矿区医院的工作总结上,有两段文字记录着姐妹俩当时的情况:

  “患儿龙梅,入院时表情淡漠,不能言语,手指手背肿胀明显,触之冰凉而坚硬,无明显压痛;两脚尚在毡靴内,与鞋冻在一起无法脱下。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冻伤休克及肾功能障碍。”

  “患儿玉荣,入院时呈昏迷状态。双耳肿胀,眼睑浮肿,瞳孔对光反应迟钝;两小腿自膝关节以下皮肤呈紫色,踝关节以下呈暗黑色,表面有冰层附着,足背两侧动脉消失。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上下肢冻伤面积28.5%;冻伤休克及肾功能障碍。”医生说,若不是抢救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哈斯朝禄的坎坷命运

  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发生时,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和新华社一位记者正好到白云鄂博采访。听说了两个小女孩的故事后马上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采访。

  很快,《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草原英雄小姐妹》。此后,两姐妹的故事传遍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姐妹俩成了小英雄,父亲和我也为她们感到高兴。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事情的发展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我父亲救下了龙梅和玉荣姐妹俩。这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媒体报道时,根本就见不到我父亲的名字。姐妹俩获救,似乎和我们父子俩没有任何关系。原因很简单:我父亲哈斯朝禄当时正在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是被“管制”分子。

  我们家是蒙古族家庭。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困,为了活命到处流浪,后来上了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在这所日本人办的学校里,父亲接受了日本人的教育是不消说的。不过,父亲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1946年2月,父亲参加了革命,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任军事部军政司秘书。新中国成立前,父亲已经是副团职干部。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到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在出版社,父亲因为过于耿直,得罪了领导,被定为“反动分子”、“内控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被管制起来。1962年,他被下放到达茂旗新宝力格公社劳动改造。

  媒体报道龙梅和玉荣姐妹俩事迹时,遵循的是“哈斯朝禄将功折罪,不见报不表扬”的原则。不报道、不表扬也就罢了,问题是,此后,根据姐妹俩的故事改编的一些戏剧中,父亲渐渐地从一般的“管制分子”升格为舞台上的“偷羊贼”、“反动牧主巴音(巴音为蒙古语,意为地主、牧主)”,他“偷偷把羊赶了出去,还想杀死姐妹俩”!

  呼和浩特铁路局对参与救助龙梅、玉荣的几名铁路工人进行了表彰。“头等功臣”就是那位王姓工人。他得了奖章,一口气涨了四级工资。在公开的场合,王姓工人一口咬定,是他最先抢救龙梅和玉荣的。

  我父亲因为这事心情很不好。他并不是想要受什么表扬,只是想让世人了解事情的****。但在那个年代,这竟然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

  ****是如何大白于天下的

  从1964年开始,父亲就开始搜集一些宣传龙梅、玉荣姐妹俩的材料。后来,随着对他的批判的升级,父亲一次次地向上级申诉。但这样反而使他的处境更为艰难,他被反复批斗,还被关进了监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有了转机。

  1979年,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当年救助龙梅、玉荣的全过程,也讲了我父亲的遭遇。这封信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被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看到了。他把文章批示给内蒙古党委,要求认真调查甄别。

  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牵头成立了调查组,找到了当年经历这一事件的所有当事人。1985年1月,调查组得出结论:哈斯朝禄是第一个发现并抢救龙梅、玉荣的人,并建议通过一定手段消除对父亲的影响,给予一定奖励。

  2005年,我父亲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玉荣专程赶到为他送最后一程。

   (《名人传记》2009年第8期 那仁满都拉口述 马西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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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陈金根与他的私家园林[转帖]


  这是一个传奇人物。
  在江苏乃至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将他列为名士,或许很多人会不认可,因为“名士”,古人多是用来称大儒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名士”相称的。然而,当我们了解这位苏州园林主人的传奇故事后,相信“吴江名士”这个称号对于他来说再恰当不过。

  园林主人,很多人的第一
反应就是古代的文人雅士。似乎在大家的脑海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造园,是过去那些下野的、有钱的、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做的风雅之事。而2003年,一个民营企业家却以其半生努力,建成了一座属于自己的苏州园林。这个占地150亩的静思园,成了江南最新、最大的私家园林。主人陈金根笑称自己是当今唯一一位在世的苏州园林主人。

  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过这位苏州园林的园主:属马,已过知天命之年;中等身材,体态微胖;或着西装,或着中式夹袄戴礼帽;谢顶,但脑后蓄发,有人戏言“前看像科学家,后看像艺术家”;为人谦和,亲切有加;但有客来,早早出迎,香茶待客,虚心求教,有问必答;貌似木讷,实则聪明至极,说到园林,更是滔滔不绝。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花费10年的精力来建造一座园林?而一个乡镇企业家又会造出怎样的园林?

  他对记者说:“造园以偿社会的厚爱、家乡的养育、父母的恩泽、个人的夙愿。”

  一切答案都在静思园。

  我有一个梦想:“造个拙政园给父亲”

  有多少人还记得自己8岁时的梦想?有多少人能为了自己8岁时的梦想付出半生努力?又有多少人能成功实现自己8岁时的梦想?

  这一切,陈金根做到了。

  8岁的时候,父亲带他第一次走进拙政园,那里的月桥花榭、琐窗朱户深深迷住了这个孩子。在回家路上,他对父亲说:“将来我长大了,也要造一个这样的园林给你住。”

  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地主、资本家正在挨批判,老百姓穷得吃不上饭。一个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无异于痴人说梦。父母听了后,只是笑了笑,并没有说什么。

  46年之后,静思园的园主陈金根回忆初次看到拙政园时的情景,说:“我被那种风雅震惊了!”

  陈金根是穷苦人家出身,父亲陈正余祖籍盐城,因为家乡生活困难,小时候便跟父辈逃难到了上海,在那里做一些小生意。凭着勤奋,略有盈余,然而正准备立足上海之际,抗战爆发了。为了躲避战乱,这才举家移居到了吴江县庞山湖。陈金根的父亲虽然识字不多,但却很有经济头脑,为人也非常善良,经常帮助别人,很受乡亲们敬重。他的母亲是庞山湖远近皆知的重孝知礼的姑娘,巧的是,她就叫“庞山女”。全家落脚庞山湖,或许是一种天意,谁也没有想到,60年后,他们的儿子将在这里建起一座盛世之园。

  陈正余虽然是个农民,但是走南闯北,也见过不少世面,邻里乡亲们有些什么纠纷都会请他出面调解。通常的做法就是选一处景色怡人的园林,沏一壶茶,双方坐下来,由他做调解人替双方化解矛盾,缓和关系。也正因为如此,陈金根从小便有机会跟随父亲游览苏州的大小园林。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陈金根从小便非常懂事,每天总要扫好地,洗好碗,才出门去玩。因为家里穷,他一直都没有上学,可是他却从不曾放弃对知识的渴求。

  父母每天都要下地干活,懂事的陈金根便负责在家做饭。为了上学,他恳求母亲:“我就想上学,我一定要读书,我保证每天都会做好饭的。”怕母亲有顾虑,陈金根甚至还跟她讲好了条件:每天提前下课,下课后回家做饭,落下的功课自己想办法补。

  在征得母亲的同意后,9岁的陈金根自己跑去了学校。他找到正在给三年级学生代课的张老师,说:“我要读三年级。”张老师非常诧异:“你怎么一天学都没上,就跑过来读三年级?”陈金根告诉他,自己虽然没正式上学,但当时生产队有耕读小学,他天天晚上跟着大人扫盲,已经把小学一二年级的课本都读了,并且还每天晚上写日记,现在完全跟得上三年级的课程。张老师被这个孩子打动了,于是说:“你先上二年级吧,明年再上三年级。”陈金根上学之后,由于表现出色,没几个月,老师便让他跳级上了三年级。

  在学校里,他学到了一篇令自己终身难忘的课文——《一幅壮锦》。课文里讲述了一位壮族阿妈的故事。她们家非常穷,就靠阿妈织锦为生,有一天她在集市上看到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美丽的庄园,阿妈心里喜欢极了,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住在这样的庄园里。于是,她就把这幅画织成了锦缎。为了织锦,她不停地熬夜,到后来,眼睛都熬坏了,但她仍然不放弃。眼泪滴到锦上,她就在上面绣成清澈的池塘,眼睛里的血滴到锦上,她就把它绣成鲜艳的花朵。

  三年过后,这幅美丽的壮锦终于织好了:几间高大的房子,蓝的瓦,青的墙,红的柱子,黄的大门。门前是一座大花园,开着鲜艳的花朵。花园里有鱼塘,金鱼在里面摇摆着尾巴。房子左边是一座果园,果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果子,还有各种各样的飞鸟。房子右边是一座菜园,园里满是青青的菜,黄黄的瓜。房子后面是一大片草地,草地上有牛羊棚、鸡鸭笼,牛羊在草地吃草,鸡鸭在草地上啄虫。离房子不远的山脚下,有一大片田地,田地里满是金黄色的玉米和稻谷、清清的河水在村前流过,红红的太阳从天空照下来……家里的三个孩子都围着锦缎手舞足蹈。就在这时候,突然一阵狂风把这幅锦缎吹走了。

  伤心欲绝的老阿妈病倒了。为了妈妈,三个孩子陆续出门寻找壮锦。老大和老二都失败了,只有老三不畏艰辛,穿火山、过冰海,终于在仙女那里找到了壮锦。等他历尽千辛把壮锦带回家时,打开一看,却惊奇地发现锦缎上的美景全部变成了真的,阿妈的眼睛也好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位美丽的仙女跟着他一起回了家,一家人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这篇课文对陈金根的震撼比拙政园来得更强烈,园林的美丽是一方面,老三的孝心和执著更是深深地打动了他。直到多年以后,他还非常清楚地记得那篇课文的内容。而他后来为了给母亲尽孝而建造的庞山草堂和家庙,也跟这篇课文不无关系。

  园林建成之后,曾有记者问陈金根:“你此刻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最大的梦想又是什么?”

  这位名满天下的园主神色感伤,半晌才回答说:“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到苏州大小园林去看,但是静思园建成时,他已经去世了,没有能够看到。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扶着我的父亲看看静思园,让他看到我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

  (本文摘自《苏商领袖:光荣与梦想》,钱鹏飞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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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富豪的隐秘世界 [转帖]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36期总第241期 记者 张凡

  2006年11月26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河底乡芦苇滩煤矿爆炸声起,过去的33天里,山西被埋于井下的鲜活生命达到135个。

  2006年11月19日,2006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山西煤炭富豪看车团再次引发震动。车展首日,5名山西富豪购置了5辆单价57万元的SUV,次日,660万元的劳斯莱斯幻影、648万元的宾利限量版,应山西富豪要求被贴上“售出”标牌。

  2006年11月2日《福布斯2006中国富豪榜》公布,9位山西煤焦富豪登榜。而此前的10月11日,在大陆广受追捧的《2006胡润百富榜》,史无前例地将14名依靠能源发家,拥有“数十亿身家”的山西富豪列入榜单。矿难与奢华,构成了山西的经济图腾。

  超级富豪们的台前生活

  虽然奢华的行为被屡屡曝光,但神秘、低调依然是山西煤焦富豪们一贯的生存方式。

  没有保镖,也没有随从,贾廷亮,这位新入选《2006胡润百富榜》的山西首富,出现在咖啡厅时身着橙色衬衣,外披黑色风衣,举手投足间并无指点江山之气。这位随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参加了山西———香港洽谈会的商人,刚从美国考察归来。

  在入选百富榜的那个月,这位私企老板正作为山西省第九次党代会的代表参加投票,以选出山西省新一届的省委领导班子。

  到咖啡厅之前,贾廷亮刚从山西省经委出来,他的一项业务尽管审批通过,但过程并不顺利,这位身兼党代表与“山西首富”的商人,认为自己在各方面受到的限制依然很多。

  贾廷亮是“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上14位山西商人中11位来自能源行业的富豪之一。省会太原是惟一出现非能源富豪的城市,除两位焦炭大王姚俊良和张新民外,最后上榜的太原市昌通集团的张三货主营在房地产,但他起家的第一桶金亦来自于能源开发。靠零售和运输起家的华宇集团的赵华山是整个富豪榜上惟一与能源离得较远的富豪。

  太原拥有4位上榜富豪,成为山西富豪最多的城市。紧随其后的是拥有3位富豪的运城市,振兴集团的史跃武、阳光集团的薛靛民、海鑫钢铁的李兆会,皆于运城起家。李兆会家族曾经是“胡润百富榜”连续两年的山西首富。晋中市入选的三位富豪是同在义安镇的李安民、阎吉英、庞茂堂。吕梁市除占据山西首富位置的贾廷亮外,中阳钢铁的袁玉珠以17.5亿元身家入选。长治市入选百富榜的潞宝集团的韩长安和常平集团的陈忠孝,则是14位富豪中仅有的两位村委会主任。

  山西产煤量最大的大同、阳泉、朔州,没有一位富豪上榜。一位研究者研判,这不仅与当地国有煤炭企业一支独大有关,还表明这些地区的富豪仍未进入公众的视野。

  “(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初始学历不超过高中,凭借机遇而获得成功。”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夏冰总结说。除了年轻一代的李兆会和史跃武有过求学经历外,拥有研究生学历的韩长安是富豪中学历最高的。其他富豪大多属于农民企业家,从开办煤矿、焦厂、运输起家。

  在企业中设立党支部,进而成为党代表的并非贾廷亮一人,富豪榜上的李安民是山西第一个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私企老板,同时也是中国工商联最早的委员之一,李安民甚至请到了离职后的官员李英灿为其公司的党委书记。

  在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上,人大代表、潞宝集团的董事长韩长安总会有一些引起煤体关注的惊人之举,这位村委会主任有时候会直接把自己的建议提交给国家领导人。

  多数富豪都会被选为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百富榜上的史跃武,其父史明志之前是河津市政协副主席,并成为连续三届的山西省人大代表。史跃武后来亦成为政协委员。同在河津的另一位富豪薛靛民则从河津市政协副主席升任运城市政协副主席,并成为山西省政协委员。海鑫集团的李兆会则几乎将其父李海仓身上的头衔全部接了过来,以25岁的年龄成为山西省最年轻的政协委员。华宇集团的赵华山也担任省人大代表、省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其他富豪亦都在当地或者省里兼有“顶戴花翎”。

  “每年山西两会,报名参加政协会的记者都非常多,去年甚至人数超过了人代会。”山西省政协的一位人士说:“他们全是冲着政协委员们来的,惟一的目的,就是劝说那些成为政协委员的富豪们拿出钱来做专版的形象展示。”

  尽管取得了政治头衔和政治待遇,但富豪们有时在参政议政还会显出另外一面。

  最早登陆“福布斯富豪榜”的两名山西富豪是李海仓和史明志。但李海仓因与当地一富翁发生龃龉而被枪杀于自己的办公室。身为人大代表的史明志在参加山西省人代会期间,传出嫖宿两名中学女生的丑闻,史在山西警方开始调查前获悉消息,从人代会上神秘消失。随后,官方以生活糜烂、涉嫌强奸案为由免去史的人大代表之职,这一案件至今未结案。在当地政府官员的斡旋下,振兴集团的权力始移交到史明志的儿子史跃武手中,现在振兴集团的公开资料上将史明志此前创业的经历全部删去,将史跃武接班的时间提前,称史在回乡后经过努力,将振兴带上了不断发展的轨道。

  在前台的聚光灯之外,山西富豪们显然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在节俭与奢华之间

  贾廷亮在咖啡厅喜欢选择僻静的角落,他不讳言自己在太原、北京等地购有多处房产。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投资。他在吕梁市离石区的办公楼,旧主是离石区地税局,这栋七层高的办公楼虽然有点老旧,但地理位置颇佳,贾当时以2000多万元的价格买到手,并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交付了房款。职员们很少见到贾坐在奔驰轿车里,如果有的话,肯定是有达官要人来参观公司。

  在外就餐,贾廷亮通常喜欢要一碗刀削面,为了省钱,贾经常和部下挤一间客房。

  焦炭大王李安民自己吃饭时只喜欢点一盘醋溜白菜。李安民60岁生日时,子女们提出要拿出100万元给他买一架小型飞机,被他拒绝。他用这笔钱在镇里办了一个“老年救助基金会”。

  富豪们在节俭的另一面,亦有出手阔绰之时。李安民在其老家义安村,修建了一所拥有高尔夫球练习场的三星级宾馆。同村的另一位富豪阎吉英则修建了两栋外型相当于王府的高墙大院,气势相当雄伟。当地最有名的两个四星级酒店百乐泰和云峰墅院亦是这两位富豪的产业。

  在省会太原市最昂贵的写字楼国贸大厦,贾廷亮的大土河公司租下了其中的半层作为办公场所。毗邻的企业则大多是国有垄断企业,一月近百万的租金让普通公司难以问津。

  在超级富豪们之下,分散在山西100多个产煤县里的亿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们在奢侈性消费方面似乎更为夸张。

  “就这种纪念金砖,拿100块”,一位上北京购物的煤老板径直对黄金店里的服务员说,服务生起初以为这位其貌不扬的客人在开玩笑,直到这位煤老板把包里的现金拿出来,店主才慌忙调货,满足了煤老板的心愿。

  酷爱置房的山西商人们不仅出现在北京、上海,他们更是本土房产消费的主角。“温泉游泳池、酒店公寓、高尔夫球场、越野赛车场”,在山西侯马市,标价2800万元的天价别墅竟然也被当地富豪们提前预订了。即使在相当偏远的离石市,太原富豪李珍富仍修建了一座占地400亩的庄园,其中有别墅、花园、车库、家庙、亭台楼阁,甚至还有宏伟的家族式陵墓区。

  “在一个暴富起来的群体中,最容易形成奢侈性消费,广东富人们最初的黄金宴,湖南富人们修建的豪华陵墓,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群体消费心态。”夏冰说,山西煤焦商人们的奢侈消费也是这种心态下的产物。

  “首富”背后的富豪

  山西吕梁,沿307国道一直往北,贾廷亮的公司总部就在离石区的大土河村里。

  “我不是首富”,贾廷亮说话时露着憨厚的笑容。被“福布斯富豪榜”列为山西首富的姚俊良家族同样拒绝承认自己是山西首富,近几年里各种财富榜中的山西富豪们几乎都认为自己不该上榜。

  一个被称为是山西“百富榜”的榜单在2006年11月23日公布,这个由山西省工商局主办的“山西民营企业百强榜”已经连续举办三年。在公开的榜单上,排在前8位的富豪都是出现在富豪榜上的人物,入榜的百家企业中,从事能源产业的占到了60家。

  在这一榜单中占居前三甲的是海鑫钢铁集团的李兆会、安泰集团的李安民、中阳钢铁有限公司的袁玉珠。来自掌握工商营业税部门的数据显然要比胡润的数字精确得多,这一排名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反映山西富豪们的经济和政治实力。

  隐没在山西各地的煤炭富豪们毫不声张地累积了巨额财富,只在偶尔“一掷千金”时才会引来众多惊叹。此前默默无闻的大土河焦化企业因短期融资公开了部分资料,高达7亿元的融资额引发媒体追逐。胡润也正是据此将贾廷亮列为山西富豪榜的首位,这让贾非常恼火。在他看来,这样的排名没有任何意义,骤得富名只是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烦忧。

  显露出冰山一角的富豪们上了财富榜,更多富豪只在当地默默发财。官方资料显示,山西私营合法、四证齐全的小煤窑数量大约在4600多座,在山西整治小煤窑之前,“黑矿”数量也有4000多个。近万名矿主或承包人皆可称为煤老板,此外众多从事煤炭的“衍生产业”———运煤、洗煤和炼焦等,构成了第二阶梯的富豪;如果再算上钢铁、电解铝以及煤化工等升级产业,富豪们的数字还会扩大一倍。最终,将这条黑色产业链都攥在手里的人成为超级富翁,而在其底下则是数以万计的千万富翁们。

  藏在富豪背后的财富

  富豪们身后,亦有当地政府官员的身影。

  在煤炭市场最低潮的年代,山西各县的一些官员们曾被要求到企业去做工作,说服他们去银行贷款。一些官员甚至直接出任煤企的领导,这在当时都会获得上级的奖励。

  在李海仓执掌海鑫集团时,该集团的一些建设项目,由当地县里四大班子和有关部门的官员担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和指挥部成员,这让海鑫在各个部门一路畅通。时任运城市市长王守祯曾有句名言,“企业内的事,由企业自己解决,企业外的事,都由政府来办。”

  “请优先考虑地方企业。”在韩长安的潞宝集团购买当地最大的煤炭企业三元煤业时,时任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给市长亲自写了批条。这之后潞宝付出的收购成本在三年内全部收回。

  政府官员的支持是山西煤焦商人们得以发展壮大的一个必然因素。山西省环保局的一位副局长透露说,晋南地区某县没有一个煤矿,却上马建设了10多个40万吨大型机焦项目,而且都被定为县里的扶持项目,在山西省出台的新政,将机焦的审批提高到60万吨以后,这个县的官员又开始动员企业扩容到60万吨。

  在沟通一些部门利益的时候,当地主要官员基本上倾力而为。今年5月,刚刚赴任的长治市委书记郭海亮带领市长杜善学、副市长尚宪芳、潞城市委书记李进军等官员专程赶赴郑州铁路局为当地私营煤焦企业的铁路运输做沟通。在政府运作之外,潞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向郑州铁路局捐赠了300万元扶贫基金,韩在捐赠仪式上称“潞宝要发展,铁路是靠山。”之前,韩长安总结出他的企业发展有六大靠山,“政府、铁路、金融、客户、父老乡亲、员工”。

  当地人习以为常的一个现象是,一些政府官员在去职后会出现在煤焦富豪的企业中。贾廷亮并不愿多谈自己与政府的关系。但贾在自己的公司里聘请了多位前政府官员及国企老总。

  安泰集团聘请的独立董事中,亦有多名前政府官员,如给予李安民大力支持的介休县原县委书记、后任晋中行署副专员的张松龄。山西省工商局原局长,现山西省私营企业协会的会长赵承亮。运城市地税局原局长张世华则既是安泰的独立董事,同时又是山西海鑫钢铁责任有限公司顾问。安泰公司所在地义安镇原镇长,介休市乡镇企业局原局长王力端则出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

  这些前官员们在政坛的人脉关系或许会给企业带来更多便利。

  矿难之后的官员去向,此前从未被关注过。刚刚过去的2006年11月,在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主动做出检讨后,山西又接连发生了3起矿难,黑色的11月中夺走了135条鲜活的生命,而为这几起事件埋单的仅是4位县官。

  此前引发中国大陆广泛关注,被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直指为其中有“官煤勾结”的山西左云矿难的法律问责在2006年12月5日公布,但被起诉的官员中最高职务者为当地乡党委书记常瑞,量刑2年却获得缓刑3年,其余的官员亦都获缓刑。

  山西省反商业贿赂部门最新的数据显示,山西纠正官员入股煤矿数字为1126人,投资入股金额17100.16万元。但当地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撤股的官员多为乡级干部。但县一级的官员们才是真正能给煤老板们提供畅行通道的主力。

  有红顶,或没有红顶的商人,加上官员,构成了山西的富豪阶层,这些或明或暗的财富构成了山西富豪们的顶极生活。2005年中国首次进行GDP普查,结果发现山西省2004年的GDP少估算了529亿元,排在了广东、北京、上海之后,这项统计的结果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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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25名法官拉下水 丁海玉的“官司游戏” [转帖]


商人丁海玉几乎把每一家和他做过生意的公司都告上了法庭。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真的有多少委屈,而是因为可以通过胜诉获得暴利。他付出的成本就是行贿法官。最后中纪委介入,终使他倒在了这一奇特的“商业模式”之下,也引发了当地司法系统的地震。据中纪委的调查,丁海玉案件中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共有38人,包括12名厅级干部,26名处级干部,其中法官有25名。

丁海玉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平罗人,初中没有毕业就进入石炭井煤矿当了一名烧锅炉的工人。1982年丁海玉病退后离开矿井,先后做过建筑、贸易流通等生意。1996年,丁海玉从平罗县政府手中买下了平罗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了金丰集团,旗下有金丰复合肥有限公司、金丰酒业有限公司、金丰综合经营有限公司、金丰灵武大泉乡煤矿等8个子公司。据报载,金丰集团的总资产为1.78亿元。

从2001年8月起,丁海玉以个人、金丰集团以及旗下的公司的名义,和平罗恒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工商银行平罗支行、银川昊都酒业有限公司、宁夏鑫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丰友化工公司、中国银行石嘴山市分行打了10起官司,其中昊都公司就有4起,结局都是金丰胜诉,涉案金额为3847.4万元。

曾为丁海玉打过官司的一位律师的评价是:“这些案子法院都很照顾他。 ”

一位知情人给记者介绍了丁海玉打官司的程序:首先接触一下法官,了解一下这个案子能不能打;立案后请法官出来吃饭,授意法官怎么办;申请缓交诉讼费;跟主审法官交流意见,如果法官为难,就直接跟院长打招呼要求院长下达指示,有时干脆指定法官审理;缓交执行费,只执行金丰胜诉的案子,不执行金丰败诉的案子。“当时我们在石嘴山中院可以随便看卷。法官、法警经常拿着餐票、手机费的发票来报。 ”一位已离职的金丰员工说。

丁海玉前前后后用过10多个律师,但没有人能干过3年,原因就是丁海玉太固执,经常人为地制造官司。 “如果没有法官支持老丁,也不至于发展到今天。事实证据没有的时候,没有相关领导给他表态,老丁不敢做。 ”曾给丁海玉当过3年法律顾问的罗少忠说。

从2003年起,宁夏一批离休官员对丁海玉的举报“拉锯战”就开始。 2003年12月8日开始,自治区5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先后7次联名上书,向自治区党委、人大举报丁海玉借助法律手段巧取豪夺国有资产。 2006年2月,自治区第八届政协庞明元、龚明礼等6名常委联名检举了丁海玉。

据宁夏八届政协委员张万葆透露,当他们第一次联名上书时,丁海玉给他电话,跟他诉苦,说他不容易。张万葆回忆,“丁海玉还到我家送东西,东西被小保姆扔到门外,他就再也不来了”,“我想他是想用以前拉关系的办法来接近我们,但我们没上他的当”。据另一位上书牵头人、宁夏第五、六届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纳长祺介绍,丁海玉也用同样的方式找过他,被他拒绝。

中纪委因为离退休干部们的举报悄然成立了 “丁海玉专案组”,只待合适时机发力。 2006年6月14日,丁海玉前往四川德阳办理业务时,被什邡市警方抓获。什邡警方的介入源于2003年4月,什邡市蓥峰实业有限公司的报案,蓥峰公司称丁海玉涉嫌合同诈骗。

在接受中纪委调查期间,丁海玉陆续揭发出38名受贿官员和法官,其中包括石嘴山市中级法院、银川市中院、宁夏高院25名法官受贿后枉法裁判的情形。此举直接导致了2006年至2007年间3家法院以及自治区政府的人事大变动。

最高法院对 “丁海玉案件”进行了复查,认定有6起案件因法官徇私舞弊伙同当事人作假造成错案。2007年12月27日,宁夏高院组成了特别法庭,从各地法院抽调法官,对这些案件全部改判。

2008年9月4日,德阳中院低调审理了丁海玉案。 2009年3月12日,德阳中院对丁海玉判以诈骗罪、偷税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340万元。丁海玉创办的公司金丰集团及金丰房地产公司,也因偷税罪被处罚金961万元。

(摘自4月30日《南方周末》作者黄秀丽)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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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郊区农民生活实录 [转帖]


 
  沈康荣 刘漪 整理

    2006年初,我们在上海市嘉定区和奉贤区对当地农民做了入户访谈,了解当时农业发展和农民实际生存状况以及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喜怒哀乐。

  居家生活篇

    主副食品,自给自足

  D女士住的两层楼房是10年前花了两三万元钱建造的。最近,招婿入赘的女儿花了6000元钱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门口修了漂亮的红砖墙,安装了绿色遮阳玻璃,在堂屋和阳台上铺了大理石地板,房间的墙面涂上了蓝色的墙裙,房子看起来很明亮、整齐;卫生间装了抽水马桶和浴缸,虽然浴室没有热水器和淋浴器,但D女士对此已经相当满意了。

  D女士家的粮食和蔬菜都是自留地里种的,家里还养了3只鸭子,平时吃的蛋类都是自给,只需花钱买点猪肉和鱼。女儿们平时也不给老两口钱,但会买些菜和衣服,看病的钱主要是住家女儿给的。这么多年来,老两口也就只有千把块钱的节余,都放在女儿那里,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去银行存钱。像她家这样的生活水平在村里是属于低的,全村四十几户人家,像她家这样的也就四五户。如今全村几乎家家都在镇上买了商品房,她家花11万元买房,算是最少的了,还有两三户特别穷的,在镇上没有房子,有两三户特别富裕的,是自己当老板。

  X先生和老伴儿都56岁,身体还算健朗,一双儿女初中毕业,在镇上工作。X先生的房屋建造于1984年,上下两层共200平方米,是村里集体规划设计的,当时花了15000元。偌大一幢楼房,显得空空荡荡,仅有的一台家电还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黑白电视机。

  他的工作是按天计算的,一天约为25元,做一天算一天,一年大约有1万元工资收入。此外还卖粮食,2006年的粮价是每斤0.93元,共卖得1100元。老伴儿除务农外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平时儿子也不给生活费,嫁出去的女儿就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联系了。青菜和鸡鸭蛋都是自给自足,两口子每月的日常生活开支大约为700元。要有人情往来就显得有些吃力。

  X先生最为得意的事,就是他在1994年时花了11万(一部分从亲友处借款)在N镇上买了一套商品房,现在儿子正享受着他置下的这份财产。l998年房价上去以后就没有什么人再买得起房子了,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靠那点工资收入买房根本不可能。X先生最盼望的事就是享受镇保,那样老年生活就不用担心了。

  X先生家原来有八亩承包田,由于高速公路征地和村集体转包养虾,目前只剩下三亩。他回忆说,以前除了种田还养猪养羊,搞家庭副业,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全靠那点死工资过活,实际上不如以前。

    收入不够稳定,前景难以预测

  S先生的家给人以空间宽大的感觉。一幢三层楼的楼房,建筑面积达300平方米。6间卧室3间卫生间,超大的厨房;家中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微波炉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S先生现为该村某小区区长,月收入2006年为l000元。以养虾为主要副业。妻子在私营企业当临时工,月收入600元,无休息日。按照上级政府的指示,从2006年开始对全村年满l6-55周岁的无正式职业者,给予一次性补贴2000元。夫妇俩2006年开始因“农转非”而享受290元的镇保,并加入每人每年400元左右的镇医保。女儿大专毕业后进入一家合资公司工作,月收入1000元。但是每年收成不一,也有可能亏损。他认为,家庭生活与1985年前比肯定是好了,但总觉得不稳定,前景不可预测。

  期待社会保障,希望土地征用

  Y先生看上去颇精明能干,手上戴了一枚不小的金戒指,穿戴在当地农村中可以说是整齐。他用自己的小“奥拓”车把我们从营房村村委会带到一幢三层楼房的院子里停了下来。

  Y先生家以前靠晒盐和卖盐维持生计,自己从不种粮,靠晒盐也只能养家糊口。1984年,村里集体养鱼虾,收成好时每年可以赚2万,收成不好时要赔2万,到2003年就不养了。村集体的4000亩左右责任田,将近一半被华东理工大学征用,余下部分等着征用。由于土地被征用,所以除16岁以下的小孩,人人都享受镇保,每人每月290元,共两年。在两年期间村里免费提供职业培训,有保安、物业管理、办公软件、烹饪、清洁员、园艺等,每人限选l个专业。他们夫妻俩都选了办公软件,学了后发现难以找到工作,因为没有正式的文凭,年龄也偏大。

  Y先生的妻子原来在村办企业工作,由于企业停产下岗后又在镇商店里当上了营业员,每月工资635元。由于路远,除去路费和餐费已没剩多少,她就辞去了这份工作,现每月靠290元的镇保。他们希望这个补贴不要只有两年的期限,最好找到工作后再停发。Y先生本人则在村委会当电工,每月收入1000元。此外打一些零工,每月还可以有800元左右的收入。他的“奥拓”车,别人借用的话,一天费用100元。

  女儿在南桥小学念书,由于路远,每天接送,所以汽油费每月几乎要用1000元。

  他们希望土地被征用。因为征用后,可以享受镇保,老了以后有保障。

  后生外出创业,父老居家农耕

  H先生在镇上开了一家节电器厂,继母在家务农,照看着7.2亩地。家里耕种的农田一年亩产1100斤,收购价一斤0.9元,机耕一亩36元,农药加化肥一亩大约300元左右,水稻国家有补贴,算起来一年差不多有3000元收入。继母不愿意种梨树,因销售很难,种梨树是乡里规划的,经过村里调整,他们租给外地人种。夏种时,家里人都要回来帮忙。粮食吃不完,养了3只鸭子。和以前生活相比,有很大改善。母亲由于农活比较多,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电视也没有时间看。

   入住新别墅,也有“难念经”

  HL小区漂亮的别墅建筑群是专为那些征地农民盖的,整个小区道路整洁,绿树环绕,其间还点缀着一些富有特色的休闲亭,建筑物顶上大都装有太阳能装置。社区行政中心也是一幢现代化气息浓厚的建筑。该小区坐落在嘉定工业区新宝社区,小区有联体别墅1002户,多层282户。

  T女士的家是一幢两层联体别墅,一楼还有一个车库。走进客厅,布置十分简单,只有一张方桌和四条长凳,地面上有一些零星的杂物,还有一台电冰箱。卫生间和厨房依然是“毛坯”的,厨房里有液化气瓶、煤气灶和电饭煲;二楼卧室里放着一张大床,家具很少。一楼车库里放着两辆自行车,一把梯子,以及其他一些杂物。家中的布置与小区环境形成极大的反差。

  女主人介绍说,她现在的工作是看护老人,是社区为她安排的,包括车贴、饭贴在内每月的收入大约有890元;丈夫帮人烧饭,每月大约有六七百元。与征地前相比,生活变化不是很大,但米、面、蔬菜、肉类都需要自己买。家里被征用的土地大约有六七亩,青苗损失补偿一亩1000元。现在居住的房子建筑面积164平方米,造价大约29万元。原来房子有290多平方米,拿到50万元房屋补偿金。她说:“没有农忙,不能到田头劳动。生活方式改变后不是很习惯。”

  新居虽好,问题不少

  W先生家经历了动迁,户口都从农转为非农,从旧房搬入新房中间有两年的过渡期,政府每月每人80元的补贴根本不够租房,最后他们还是在亲戚家度过了两年。

  搬入新房后,W先生算了一笔账:原先270平方米的旧房是按1700元/平方米的价格补贴,而203平方米的新房是以1600元/平方米相抵,余下部分折算成钱贴补给他们。新房装修花去了十几万。目前他们可以领到每人每月290元的两年过渡费用。W先生对以后的生活有些担忧,失去了土地后心里总是不踏实。加之房子没有产权,不能进行买卖,所以他没为搬入新房表现出多么的兴奋。以后孩子成家了要和他们住在一起,因为经这样一折腾,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积蓄再给孩子买房子了。

  他向我们抱怨房子的质量太差,屋顶、墙体和窗体都漏得很厉害,他已经修过多次,但情况仍然很糟。这里的房子都这样,尽管外表漂亮。

  外来媳妇的理想生活

  S女士的丈夫是位厨师。公公已经退休,但只是一次性地拿到了300元的“退休金”,现在一家五金厂当临时工。前些时候因为被征掉了一部分田,他们家可以有一人享受镇保,就把这个名额给了公公。现在她公公每月可以领到410元(退休后)的镇保。

  靠着丈夫和公公的收入,她家的生活在当地也只能属于中下等水平。但是目前店面出租每月300元的收入,以及2006年他们刚建造了门前两排共四间平房出租给外地人居住,也给他们带来了每月600元的收入。

  S女士家还有三亩多田,其中两亩多已经由村里集中承包出去了,每年村里返回一千元左右。只剩下门前的一点自留地,种点自给的蔬菜,他们已经不能从土地中得到什么收入,成为名存实亡的农民。

  她似乎对城市生活并不向往。当听说这里有可能成为拆迁户时,她还不希望这会成为事实。她认为商品房式的住宅晾衣服、说话等都得小心翼翼。在她内心里还有着深深的农村情结。

  劳动就业篇

  不愿当“地主”,宁可做“雇工”

  D女士家现在有三亩责任田、四分自留地。以往三亩责任田都种水稻,按照1.5元/斤的收购价格卖给国家,每年有六七百元的收入,一亩田的成本在370—490元,省去雇人插秧和机器耕种的话,一亩田最少也要250元,三亩田就是750元的成本,确实剩不了钱。

  所以当地农民愿意把田出租给外地人耕种。2007年,D女士的两亩田出租给别人种西瓜,每年可有1800元的收入。但生产大队出台了政策:出租田每亩一年要收取50元的灌溉费。D女士对此很不满。

  田租出去以后,空闲时间可以去赚些其他的钱。D女士和老伴都给外地老板打工,帮人家洗葱,每斤两毛,一天可以赚10—15元。

  土地被征租,工作无保障

  D先生家原来田很多,现在大部分让队里征租包给外地人种了。每年队里补贴约千把元钱,过年前由队长来发。

  D先生退伍回来后在汽车活动中心做维修电工,每月工资一千多元,妻子在一家日资的毛巾厂当仓库保管员。厂方(日本老板)以前用的都是本地合同工,现在都用外地的劳务工,合同工有劳保,外来工、劳务工则没有。现在合同工越来越少,今后也不知能做多久。D先生的妻子说,现在要担心的事很多,既要担心孩子上学的费用,又要担心工厂关闭,没工作干,私人开的厂里做不稳定。

  立足农村,服务农业

  G先生是村委会委员,负责指导农业科技及农作物的除虫灭害,并且还与镇上的农机站有工作上的接触。一周工作6天,上午8点-11点,下午1点-4点30分。村委会委员的工资收入每月大约一千多元。2006年,村委会的平均年工资9400元;村书记7万元,村主任3万多。

  自己家有一亩二分口粮田,已经租给别人种蔬菜了,一亩一年500元,2007年6月到期,是安徽巢湖地区来的人承租的。他家还有三亩田由村里统一经营,村里根据经营情况返回30%收益,今年收益是一亩六十多元,用于种水稻、苗木。村办企业都转制给个人,村里还造厂房出租。

  镇上的新工人

  奉贤区是上海市最靠近海边的一个区,道路整洁、绿树环绕,有世外桃源一般的感觉。X女士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住到区中心NQ镇上来了,当时责任田已经被征用,宅基地和自留地还在。现在居住的一套两室一厅住房,装修在镇上算是比较高档的。看起来,X女士的日常生活与上海市区住在老公房里的居民没有很大的区别,只不过她还是农村户口。

  丈夫开出租车,月收入大约两千五百元。X女士说:“现在黑车比较多,影响了生意。而且只能在奉贤做,不能跨区域,起步费8元。”

  家里的2.2亩田作为集体的流转地已被租给外地人耕种,还有宅基地和0.5亩的自留地,也已经给亲戚居住和耕种。1993年征地三亩,被用于房地产开发,只有青苗补偿,其他补偿,整个队有10个名额可被安排到镇上工作,享受镇里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但不占编制。大家抓阄,X女士的父亲中签。

  社会保障篇

  村民坦言看不起病,盼望享受养老金

  D女士说,现在看不起病,更不敢到上海市区去看病了。现在村里的合作医疗,每年每人缴100元,如果在村卫生院看病,可以报销70%;在镇医院看病可以报销40%;但如果出了奉贤区看病,就一分钱都不能报了,农民对此十分苦恼。60岁以上的人在村卫生院看病不要挂号费,不到60岁的人就要缴2元钱。

  D女士把每年缴养老金的条子给我们看,她说:“现在每年要缴二百元,前些年是180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可不缴的话,到老了一分钱也拿不到。言谈之间,透露出她对60岁退休,享受1000元/年养老金的日子非常期待。

  S女士认为,以前种田一亩要缴二百多元的地税,3年前国家免掉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对此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农民的养老标准实在太低了,60岁退休后,一个月只有75元的养老金,每两个月领取一次。现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太快,农民的负担没有真正减轻。她十分希望土地被征用,一是可以脱离繁重的农业活动;二是可以享受镇保和领到较高的退休工资。她说,有些地方,田还是可以种,也可以享受镇保,即使上缴200元也愿意,老年人最合算。

  X女士说,土地征收后,年龄较大的人在失去土地后就没有合适的工作,最大的要求就是看病应该再便宜一点。以前看病问题也很突出,但看病比较便宜。我们这里退休金标准很低,每月只有50-60元,最多一百多元,生了大病后就无法翻身。公用事业部门的收入比较高,导致公用事业的价格比较高,国家应考虑如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具体方式。

  G先生说他一般生病不大去看医生,仅开点药。合作医疗是要缴钱才能享受一部分报销,如果不缴钱就不能报。国家企业的劳保,今年用不掉的可以顺延至下一年,但是村里的合作医疗则不能。如果今年没有生病,但缴了钱,第二年没有缴钱却生病了,第二年就没有办法报销了,G先生觉得这很不公平。如果生大病的话,合作医疗也帮不了什么大忙,只有医药费才能报销,其他的都不能报。“现在看病价钱很贵,乡下人有了病,都只是忍忍,实在忍不了了才会去看。如果家里有困难,一般是找亲戚,不会找政府。”“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生病,谁生病谁倒霉。”

  文化生活篇

  老人串门聊天搓麻将,青年喝茶唱歌看电视

  X女士在谈到农村的文化建设时说,镇上有电影院、图书馆,还有6个健身苑、一百多个健身点,村里也有,一村一个。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在家看看电视。老人白天无事可干,只能到老年活动室搓搓小麻将。如果没有这些娱乐活动,生活将更加枯燥。虽然有老年大学、老年舞厅、健身设施等,但利用率都很低。

  D女士平时的闲暇生活主要就是到邻居家串串门、聊聊天,她老伴主要是看电视,但家里没有安装有线电视,看不了几个频道。因为现在有线电视每年要缴158元的费用,而且现在家家都在镇上买了商品房,而商品房都安有有线电视终端装置,再说,村里现在生活着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几乎没人装有线电视。D女士说:“电视也看不大懂,就看看黑白的算了。”

  Y先生现年35岁,妻子32岁,作为一对青年夫妇,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喝茶或唱卡拉OK,偶尔与朋友聚会或自己家人过生日在餐馆用餐。他对时事政治比较关心,电视播的“新闻联播”几乎每天看。妻子要管小孩,等小孩做完功课,“新闻联播”也就结束了。他的丈人原是村治保主任,现退休在家还订阅一份报纸,大家轮流看这份报纸。

  T女士介绍说,居委会和以前村委会的差别在于,没有农业活动,邻里间联系比以前要少很多,仅对一起搬过来的人有些了解。社区里面有供儿童和老人活动的设施,不定期地放电影,老人一周可以看一次录像。

   (摘自《上海市民意愿调研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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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元话费[转帖]


    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智慧与行动则是架在川上的桥梁。

  ——克雷洛夫

  哈佛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菲娜到一家公司应聘财务会计工作,面试时即遭到拒绝,因为她太年轻,公司需要的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资深会计人员。菲娜却没有气馁,一再坚持。她对主考官说:“请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参加完笔试。”主考官拗不过她,答应了她的请求。结果,她通过了笔试,由人事经理亲自复试。

  人事经理对菲娜颇有好感,因她的笔试成绩最好。不过,菲娜的话让经理有些失望,菲娜说自己没工作过,惟一的经验是在学校掌管过学生会财务。他们不愿找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做财务会计。人事经理只好敷衍道:“今天就到这里,如有消息我会打电话通知你。”

  菲娜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人事经理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1美元双手递给人事经理:“不管是否录取,请都给我打个电话。”

  人事经理从未见过这种情况,竟一下子呆住了。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问:“你怎么知道我不给没有录用的人打电话?”

  “您刚才说有消息就打,那言下之意就是没录取就不打了。”

  人事经理对年轻的菲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如果你没被录用,我打电话,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请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我在哪方面不够好,我好改进。”

  “那1美元……”

  没等人事经理说完,菲娜微笑着解释道:“给没有被录用的人打电话不属于公司的正常开支,所以由我付电话费,请你一定打。”

  人事经理马上微笑着说:“请你把1美元收回。我不会打电话了,我现在就正式通知你,你被录用了。”

  就这样,菲娜用1美元敲开了机遇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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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药代表的三年[转帖]

 

她不愿意多去想法律或者道德层面的问题。她有着极其简单而且明确的观点: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她“这个卑微的人”所能解决的
  4月10日早晨8点整,吕雯像上班一样,出现在北京某医院门诊部门口。下午5点,“下班”了,吕雯离开医院,回家。

  这样的“作息时间”已经执行了半个月。

  半个月前,公司下达了新的药品开发任务。从那以后,她每天都要泡在这家医院,目的是让公司的药品摆上医院的药房架子,并且出现在医生的处方里。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她终于和药剂科主任混了个脸熟,并且成功地找到了愿意帮她“提单”的医生。

  三年前,吕雯从外地一所医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之后,做起了医药代表的工作。一年前,她应聘到了现在的公司。

  “和早些年毕业后就去做医药代表的师兄师姐相比,他们是钓大鱼,我现在只能捡点小虾了,还得提心吊胆。”吕雯感叹道。

  曾经的好时光

  即使是“只能捡点小虾”,吕雯还是觉得自己幸运。拥有了三年的工作经验之后,她也积累了一些用得上的资源,足以确保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免于失业的恐惧。

  如果在今年大学毕业,毫无社会资源与家庭网络,吕雯甚至连一份医药代表的工作都很难找。公司开始招聘大量的实习生承担部分代表们的工作,领导们认为,这些实习生们“便宜又热情”。

  刚开始做的时候,吕雯没少遇到冷脸,被直接撵出来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过了新入行都会遇到的那些坎之后就好了,现在的吕雯能轻松地和医生们打着招呼,去医院的次数反而少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家访”上。

  早几年进入这个行业的医药代表们遇到过好时光。高出吕雯两届的一个师兄实习时就去做了国内一家知名药企的医药代表,毕业一年后就在当地买了房子和车子。这个成功案例在她所在的班级流传了很久,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他们班同学的择业取向。

  吕雯毕业的时候,当获得省城医院编制的可能性丧失之后,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医药代表的职业。

  竞争越来越激烈,从业人员越来越多,每个人能够获得的回报自然就与日递减,月薪普遍过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与此同时,知名外资药企成为几乎所有医药代表们共同期待的“流奶与蜜之地”,并以成为其中的一员为荣。除了可预期收入的诱惑之外,更为规范化的操作也为他们所向往。

  一些知名外资药企的医药代表底薪均在5000元以上,与国内药企相比,提成也很可观。只要能顺利地完成规定任务量,一般员工的收入都会超过万元。他们的操作也更为规范,很少直接以现金回扣的方式送给医生,而是多通过送礼、组织活动或者旅游的形式,逐步培养起公司药品在医生心目中的美誉度。

  吕雯目前的收入只有这个标准的一半左右,前提还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了销售指标。

  不过,高收入也会有高门槛。除了大专以上学历的硬性规定之外,丰富的工作经验,尤其是开发与维护大医院的工作经验成为知名外资药企的基本要求。

  吕雯现在要丰富的就是这类工作经验,比如正在开发中的这家医院。

  将利益链完整串起来的人

  根据目前医疗价格政策规定,除实行“零差率”销售的医院外,其他医院可以施行“药品加成”政策,即在进药价格基础上加价15%卖给患者。

  1999年后,中国开始正式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药品从出厂到进入医院必须经过当地的医药商业公司,商业公司配送到医院时,一般加价5%。

  药品出厂价由生产成本和生产企业的利润两部分构成,一般会占到总药价的30%。

  以吕雯推广的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药品为例,医院给患者的价格是每盒30.5元,其从商业公司的进货价应该在26.5元左右;商业公司从吕雯所在公司的拿货价格大约是25元,刨去10元/盒的药品出厂价,剩下来的15元就是他们营销的费用了。换言之,每盒药品里有一半的钱都留在了药品流通领域的中间环节。

  吕雯的公司自建了医药代表队伍,只通过商业公司发货。如果他们的药品委托代理公司来销售,则需给代理公司更高的折扣,而代理公司在获得药品的代理权之后,就会通过自己的医药代表负责向医院推广。

  除了上一任代表交接给她的医院,吕雯今年还有3家医院的开发任务。去年,她成功地超额完成了开发任务和销售指标,在同事们羡慕的眼光注视下领取了属于她的奖品。

  为了让药品进入医院,吕雯要先找到愿意和自己说话的医生,要从医生的口中套到有用的信息,比如这家医院谁说话算数。

  一般地,她会先找到药剂科主任,向其介绍自己药品的具体情况,并在相熟之后询问清楚进药的具体“开发费”。这一笔所谓的“开发费”根据医院大小、药品种类会有差别,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甚至有高达万元的,需要一次性地支付给管事的人。

  有时候,吕雯也要找到该医院主管药事的副院长甚至是院长。在定期召开的药事委员会会议上,他们才最终拥有是否进药的权力。

  当然在药事会之前,吕雯还需要找到能说上话的医生,请他们“提单”。他们会在药事会上表达对各类药品的临床意见。最后的药事会就成了一个象征性地走过场,所有的工作都在之前完成了。

  药事会确定进药后,医院药房就会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对其供货的商业公司进货。药品能够进入商业公司的前提是在各级药品招标采购时中标。

  这样吕雯就完成了她全部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进药前后,吕雯还要找到能够使用该药的相关科室主任和医生,向他们说明回扣的比例,并让他们印象深刻。医生开出一盒药,其能拿到的回扣大约是药价的10%~20%,当然某些高价药的比例会更高。除了按月兑现的回扣之外,吕雯还要不定期地邀请他们参加各类活动,比如学术研讨会、旅游等,以巩固医生对本公司药品的印象。

  药房负责具体进药的人也不能得罪。吕雯经常送给他们一些礼品,维持良好的关系,这样就不会因为晚进货而让药品断货了。

  每个月底的时候,吕雯还有求于药房的出纳,打印出每个医生开药的电脑单。电脑单会准确地显示出医生开了多少药,吕雯就会根据这个数据给医生支付回扣。这一业内称为“统方”(统计处方)的过程自然也产生了一笔“统方费”。

  如果以平均50%的药价作为流通领域的中间环节的费用计算,其中的5%要确保药品招标过程顺利中标;5%用于“开发费”和打点医院各类人员,医生的回扣一般会占到10%,某些药品可能高达20%,各级医药代表的工资和提成要占到10%左右,剩下的10%~20%就是公司的利润了。

  在心照不宣中,药品销售已经成为一条运作高效、雨露均沾的利益链条。吕雯就是将这条利益链完整****起来的人。

  从制药企业,到代理公司,再到商业公司;从医药代表,到医院领导,再到临床医生,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极其迫切的利益冲动,如同注入大江大河的各条支流,终于汇成来势凶猛的药价洪流。

  风声越来越紧

  在这家吕雯“盘踞”了半个月的医院,她连第一步都还没有完成,然而风声却越来越紧。

  今年初,一家医药公司的医学学术会被媒体曝光。所谓的医学学术会并没有多少学术研讨的性质,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对该公司产品的介绍上。参加的医生们都能领到100元的车马费。

  更多的小道消息在他们的小圈子里面传播,多是哪个医药代表在哪家医院当场被抓,当场搜出记有医生回扣数目的笔记本等。有名有姓,也就显得有板有眼。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医生收受回扣已经触犯了《刑法》中受贿罪的有关规定,给医生们发放回扣的医药代表们自然就成了行贿者。当医药代表们的工作普遍地被人们简化为“开药—送钱”的固定模式时,这个职业的声誉有多差便可想而知了。

  公司开始提醒吕雯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并出台了一系列的硬性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不要随身携带和回扣有关的资料,尽量不要在医院里送钱给医生,更不要在送钱的信封上面写上该医生的名字。以前的医学学术会也更多地以旅游、采摘、宴请等多种形式予以替代。

  吕雯倒不是很担心这样的事情。在她看来,国家在全面提高医生的显性收入之前,对于这类隐性收入不会完全取缔,而只是适时予以“敲打”。

  不过,她还是减少了在做得很成熟的医院里出现的次数,即使遇到相熟的医生也不会表现出特别的热络,只是稍微点一下头,然后快步走开。更多地,她直接通过手机和他们联系。

  令她有些担心的是,伴随国家对医疗体制改革新方案的出台,目前普遍推行的“带金销售”模式还有多大的生命力。如果到那时,医药代表这个职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对于这个职业的未来,她显然有些迷茫。

  迷路的小女孩

  有一次,吕雯碰到一位母亲抱着她重病的孩子在医院门口痛哭,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医院已经拒绝提供治疗。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会在医院门口上演,吕雯鼻子有点发酸,但最终还是离开了。那个时候,她刚刚垫付了一笔给医生的费用,口袋里只剩下当月吃饭的钱。

  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本来还对医药代表的工作有点抵触的她彻底坚定了做下去的决心。她想,自己一定要挣钱,很多的钱,只有这样,将来孩子才能看得起病。不然,她也只能和那位母亲一样,在医院门口无助地哭泣,然后看着孩子慢慢地死去。

  在她的人生规划里,医药代表的职业只是当前谋生的一种方式。35岁之后,或者更早,等实现了房子与车子的梦想之后,她会找一个相对清闲的工作,生一个孩子,然后好好地抚养成人。不过,她现在连这个梦想的边缘都还没有触摸到。

  吕雯不愿意多去想法律或者道德层面的问题,如回扣的事情是否犯法,医药代表的工作是不是有原罪?在这些问题上,她有着极其简单而且明确的观点: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既然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就不是她“这个卑微的人”所能解决的了。

  吕雯只是以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温婉在做事。她会准时将与每个人处方量相对应的回扣送到他们的手上,会在各种活动或旅游途中照顾好受邀参加的医生,甚至连药房的工作人员也从没有被遗忘。在医生们生日的时候,她会发送一条祝福的短信或者递上一份并不贵重的小礼物。

  有些年纪的医生都喜欢和她聊天,并客气地留她在家里用餐。吕雯也会及时地奉上一些赞美,这些好话每个人都会喜欢听。她甚至对一些明显恭维的表达感到骄傲,“自己越来越会说话了。”不过,有时候她也会心烦,并伴随着对工作过度繁复和沉重的反感,但这样的情绪从来不会在医生面前有丝毫的表露。

  这样的方式总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使是在患者最少的月份,吕雯也会顺利地完成公司下达的工作指标,有时甚至是超额完成。她说,其实医生们都是一些重感情的人,你真诚地对待他们,他们也会给予你超额的回报。

  在对那家医院药剂科主任家访之后的第三天,“回报”终于来了。吕雯接到了药剂科主任的电话,药事会通过了。

  接完电话,一丝激动掠过吕雯的脸庞,很快又重归平静。她坐了下来,把头深埋进双臂,发出细微的啜泣声,夹带着多日来的疲惫,在此时才勇敢地释放出来,听上去像极了一个迷路的小女孩发出的声音。

  吕雯说,她就是那个迷路的小女孩。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为化名)

  (本文来源:新世纪周刊 作者:陈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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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的推销员[转帖]


  

  并非所有人都能成功;勇于进取者往往要冒失败的风险。

  ——托·斯摩莱特

  有一天,明治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原一平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三菱银行一定融资或投资许多公司,银行的总裁串田万藏也是明治保险公司的董事长。若能得到他的介绍……天啊!他不敢再想下去。他兴奋得心跳加快,立即展开行动。

  他找到公司的业务最高主管、常务董事阿部,恭恭敬敬地说了他的伟大计划,并要求他代为向串田介绍。

  阿部一言不发地听完他的计划和请求,说:“你的计划很好。如果计划成功,我也很高兴。不过,有些情况你不了解。当时,三菱公司投资明治保险公司时,讲明绝不介绍保险业务。所以,我代你向串田董事长请求介绍信的话,明天我就可能被革职了。”原一平决定直接去见董事长。第二天上午9点,他被带进董事长的会客室。两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董事长进来,他不由自主地在沙发上打起了瞌睡。突然,他觉得肩膀被人摇了两三下,他立刻惊醒,眼前出现了照片上早已熟悉的串田董事长。

  “你找我干什么?”董事长大声问道。

  原一平一下子慌了手脚,先前的演练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明治保险公司的原一平。”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呢?”不等他说完,串田又来了一句。

  “我想去访问日清纺织公司的总经理宫岛清次郎先生,想请董事长给我写张介绍信。”

  “什么,保险那玩意儿也是可以的吗?”

  每当碰到针锋相对的激烈场面时,原一平暴烈的个性立刻浮现,而且常给对手以致命的反击。他一听董事长这句话,向前一大步,大声骂道:“你这混帐东西!”

  董事长愣住了,往后退了一步。

  原一平不解气地继续说道:“你刚刚说保险这玩意儿,公司不是一再地告诉我们推销人寿保险是神圣的工作吗?你这个老家伙还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啊!我要立刻回公司去,向所有员工宣布。”说完,他怒气冲冲地夺门而去。

  一冲出门,他立刻为自己的粗野行为懊悔不已。他六神无主地在街上徘徊,泪如泉涌,不知所措。最后他还是回到公司,向阿部详细报告全部的经过,并说打算在向阿部道歉后,立即提出辞呈。

  这时,电话铃响了。一放下话筒,阿部便面对着原一平哈哈大笑地说:“这是串田董事长的电话,他说刚才三菱公司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年轻人,吓了他一大跳。”接着,阿部拍拍原一平的肩膀说:“他还说你是个优秀职员呢!”

  更出其不意的是,董事长还邀请原一平去他的住所。在住所,董事长热忱地欢迎原一平到来,把双手按在他的肩上,亲切地与他交谈。谈话结束后,董事长提议去三越百货公司,给他买了新西装、新衬衫、新皮鞋。此后,凡原一平需要的客户,董事长都介绍给他。受宠若惊的原一平认识到自身责任的重大,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使他的个人业绩连续15年居日本全国第一,形成了独霸全国保险市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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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与山东人性格[转帖]


  ■刘德龙 刘德增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在华夏大地的不同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文化传统的不同,必然地熏陶造就出这些地区的人们相互间迥然相异的性格特点。山东的山山水水、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尤其是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造就了山东人鲜明的性格特点。

  什么是山东人?什么是山东人的性格?

  诚实、尚义、节

  俭、好客、粗犷、豪放,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就是山东人的性格。

  粗线条的山东人

  山东人给外界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粗线条。实际上这也确实是山东人典型的性格特点之一。

  山东人质直朴实。他们胸怀坦荡,感情直露,天晴天阴,全挂在脸上。他们讷于言而力于行,惯用实际行动来说话,看不起“嘴上功夫”。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明也是山东人。实际上不独他们二位,山东人大都耻之。在他们看来,能说会道等同于花言巧语,甚至无异于骗子。

  山东人素以节俭著称,省吃俭用。但是,山东人的节俭乃自我克俭,自己省吃节用,对亲朋邻里又极为慷慨大方。谚云:“山东人好存粮,山西人好盖房,河北人好穿衣裳。”山东人崇尚节俭,历史上如此,今天亦然。

  同时,山东人又特别重义轻利、豪爽仗义、助人为乐、先人后己,为朋友两肋插刀。古代的秦琼、宋江,现代的王廷江、韩金来等,都是仗义疏财。请客吃饭从不搞AA制,结账争先恐后。一瓢面供来宾,一杯酒端给客人喝。这都是在山东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沂蒙红嫂甚至用自己的奶水喂八路军的伤员。这不是文艺作品中的加工编造,而是发生在革命老根据地临沂的真实故事。

  体魄强悍,粗犷刚烈,嗓门粗大,不善言辞,这是“山东好汉”给人的印象之一。小说家写山东人,往往尽力刻画山东人的这一面。瓦岗寨的程咬金、梁山泊的李逵,就成为典型的山东人的文学形象。这并非小说家面壁虚构。即便是一桩与人为善之事,明明一片好心,可话从山东人嘴里说出来,就多了几分粗犷,几分火药味。杨年慈,原籍曹州府,寄籍济南市。抗战时期投笔从戎,1949年去台湾,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故乡的民性》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外地人路过本乡,碰上大雪天气,向一位老者请问什么地方能找到旅馆,老者摇头不答。那人又向老者求宿,老者说:“你张口就找旅馆,俺当你嫌恶俺家里肮脏,容不得你这个贵客呢!”老者把客人安置在客房里,脸色冷冷地往里院去了,客人不敢再兴求食之想,就饿着肚子睡了。一会儿,老者转来,一看客人上了床,勃然大怒,骂道:“你怎的这么看不起人?当俺一顿饭也管不起你?”客人举眼一看,竟然摆下好几样菜肴,有酒有肉。大雪数日不停,老者天天酒肉招待。雪霁之日,客人不敢不告而别,留在客房里等老者出来。老者出来了,一看客人没走,怪生气地说:“怎么,你想叫俺养你一辈子么?”客人表示连日打扰,于心不安,想付给老者饭钱,老者大声嚷着:“你从哪点儿看俺像个卖饭的?”客人急忙收回钱来,向老者道谢,老者更火了。“谢啥?几顿饭也不能把俺吃穷喽!”

  山东人特别能喝酒。山东生活民俗的很多特点,在饮食文化,特别是在酒文化方面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即使提出很多个“不食”的孔圣人,对酒也是情有独钟,并谆谆教导我们说:“唯酒无量,不及乱”。山东人既接受孔夫子的熏陶,又秉承了梁山好汉的性格,所以养成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说话大嗓门,喝酒杯见底的习俗。筵席落座三杯酒,客人不醉不罢休。与山东人打交道,如果能喝白酒喝啤酒,能喝半斤喝二两,是最让山东人不能容忍的事情,以后再想和山东人打交道就难了。

  忠孝仁义之邦

  山东籍学者张天麟先生说,有两个人物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与言行,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梁山泊的好汉。孔子的道德是他们内心的信仰,“梁山泊好汉”是他们外在的言行。

  在齐鲁大地上,忠孝仁义之风源远流长,概括起来主要是逐层递进的四个字:“孝——爱——忠——义”。因为孝敬父母,所以热爱家乡,因为热爱家乡,所以忠诚国家,因为忠诚国家,所以特别重义气,讲气节。

  山东人特别讲孝道。孔老夫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山东人历来奉行“百善孝为先”的信条。对生育自己的父母,对生他养他的家乡,对老祖宗传下来的道德文化,都是百依百顺,毕恭毕敬。世代相传的“二十四孝”中至少就有十位是山东人。还有一位没有被列入二十四孝的女孝星颜文姜。红遍全国的《常回家看看》这首歌的作者之一戚建波是山东人,另一个作者车行祖籍也是山东。以拍摄《俺爹俺娘》著称于全国的摄影作者焦波同样是山东人。

  山东人慎终追远,家庭观念重。春节、清明、中秋节必回家团聚。春运的火车、汽车、飞机、轮船上,大包小包、成群结队、粗喉咙大嗓门的很多都是赶着回老家过年的山东人。除非天上下刀子,否则,那顿年夜饭是一定要陪老爹老娘一起吃的。

  山东人特别爱家乡。在歌曲《父老乡亲》中,山东老乡、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唱出了所有山东人心中的浓浓乡情。“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是山东人的真实写照。支边去新疆几十年的山东汉子,在采访他们的摄像机面前,齐刷刷地跪倒,面对几千里之外的齐鲁大地,和着夺眶而出的眼泪,高喊一声:“山东的父老乡亲,俺们给您拜年了!”这是他们思乡之情的真实写照。

  山东人特别忠诚可靠。由于深受儒家“畏天命,畏大人,畏祖宗之言”思想的影响,山东人特别敬重权威,服从领导,顾全大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山东有胶东、渤海、沂蒙山三个革命老根据地,还有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部分。建国前人民军队四个野战军,其中的第四、第三两个野战军都是产生在山东这块土地上。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百万指战员中,有28万是山东兵。至今在部队服役的仍然是山东兵员最多。支援西藏、新疆、内蒙、东北,山东人最多。山东籍的领导干部到偏远的边疆省份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也最多。基于这些因素,所以历来有“山东干部保边疆”之说。

  山东忠义报国型的圣贤人物、先进典型层出不穷。古有诸葛亮、辛弃疾、戚继光、王懿荣等等。中国****诞生以来,山东人对国家、对革命的忠诚和奉献更是有口皆碑。例如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爱国志士蔡公时、鲁南铁道游击队、胶东地雷大王于化虎和赵守福、沂蒙“红嫂六姐妹”、掏粪工人时传祥、英勇战士王杰、领导干部楷模焦裕禄、孔繁森、青年楷模张海迪、农村党支部书记榜样王乐义、当代工人楷模许振超、感动中国的支教模范徐本禹等等。

  据统计,抗日战争打了八年,中国曾出过汉奸、伪军200多万人。但是在山东,当汉奸、伪军的特别少,为人民解放参军和支前的却特别多,革命烈士特别多。光是一个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就有20多万青年参军,100多万民工支前,登记在册的烈士有就4万多名。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上,战死沙场的军衔最高的将领,是山东临清籍的张自忠上将。

  山东人深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正直忠厚,好仁不争,老实憨厚,特别能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甚至委曲求全。山东老乡乔羽的居家、处世之道就是一个字“忍”。当着忍无可忍的时候怎么办?还是要忍。那叫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山东人不乏服从领导、埋头苦干的精神,超越进取精神却相对不足。山东人最愿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历史上,宋江请大宋皇帝当舵手;诸葛亮辅助刘备当助手。刘备临死前把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托付给诸葛亮,他都鞠躬尽瘁地辅佐,一直到自己累死五丈原。所以有人戏称山东人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舵手找舵手,心甘情愿当助手,一心一意跟着走”。

  山东人特别讲中庸,不温不火,不卑不亢,本分老实,不为人先。正因为中庸,所以山东人前行的道路相对平坦,很少大起大落。但也因为过分讲中庸,山东人往往认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所以往往办事不抢先,不落后,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当中游,缺乏开拓进取的闯劲。

  山东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山东人是距今约四五十万年的“沂源猿人”。在古文献中,最早的山东人被称为“夷”。“夷”有二义,一指远古时期华夏族以外的所有部族,此为广义;狭义的“夷”仅指东方之人。从“沂源猿人”以后到齐、鲁建国,这个漫长历史时期的山东人,皆可谓之“夷”。

  许慎《说文解字》大部“夷”条:“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在甲骨文中,“大”字像一个正面站立、两腿分开的人形;《说文解字》中收录的“大”字也如是。“夷”字的造型乃一身材魁梧的大汉在腰部佩带一张弓,这就是东夷人的形象。

  东夷人又以仁义著称。在远古“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中,古人对南蛮、西戎、北狄颇多贬斥,说他们是不识礼义的未开化的粗俗鄙野之人。而对名列“四夷”的东夷人,虽也有贬斥,但也不乏称颂赞美之辞,说他们仁而好生,天生柔顺,容易以“道”来感化他们云云,还说东夷有“君子不死之国”。就连孔子对东夷人也极具好感。

  这大概是山东人传统性格的“基因”。

  但是,山东人传统性格的奠基,自齐、鲁两个诸侯国家的立国始。

  周武王建立周王朝后把他两个最大的功臣周公和姜太公纷纷分封在山东的鲁国和齐国,周公的儿子伯禽及其子孙,姜太公及其子孙,在其治国理政中,实行了崇礼尚义的政策,加上管仲、孔子、孟子、孟庄子、墨子、荀子、晏婴、房玄龄、郑玄等历代贤哲的倡行弘扬,形成了闻名世界的齐鲁文化,加上无数民众的躬身实践,才形成了今天这样的山东人的性格特点。

  文化传统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齐鲁文化塑造了山东人鲜明的传统性格。在山东,齐鲁文化特别是孔子作为一个文化巨人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尤其是山东人独特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孔子的思想和主张,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山东民众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安排自己的生活、处理各种事务、协调各种关系、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成为民风民俗生成和发展的基本遵循,成为塑造山东人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既给齐鲁大地带来荣耀和辉煌,也给予这块土地太多文化传统的负荷。山东人性格中也有诸多不足,主要包括:思想保守,文化守旧;观念闭塞、言行土气;义气至上,不计后果;讲究排场,死要面子,等等。因此,山东人在继承发扬其优秀传统的同时,也应该在自己的文化和性格中增加新的因子,修订损益,除旧布新,才能变得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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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烟队长劫烟始末 [转帖]

 

2008年4月12日,苏某、郑某受南宁市一家物流公司的雇请,合开着一辆大货车运送价值50万元的香烟前往广州市。

当天晚上,出了贵港收费站不久,路边突然出现了几名警察,高举着停车牌示意他们停下。

“烟草是国家专卖品,你们有烟草专卖局开出的配送证没有?”一警察问道。没等他们说完,警察便说他们涉嫌走私香烟,“跟我们到局里接受调查。 ”

两司机被押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警车,一进车就被戴上了手铐,手机也被没收了。苏某、郑某开了十几年的车,都没遇到过这种架势,一时也不知怎么办。一名警察开着他们的大货车,跟在警车后面,直往市区驶去。

到了贵港市公安局港南分局的大楼旁,警车停下了。但警察似乎没有把司机押进局里的意思,在车上就办起案来,问他们名字、住址,以及货主的情况,并告知走私香烟的严重后果,“你们有可能要坐几年牢! ”同时,又出现了另外2名警察,与货车上的3名警察,不断地将大货车上的香烟,搬到路边的另一辆货车上。

香烟搬完了,警车上的问话也结束了,“香烟我们暂扣了,如果你们想坐十年八年牢,明天来听候处理。”警察解了手铐,让司机下了车。“你们扣押了货物,总得给张清单吧,否则我们怎么向货主交待。 ”两司机说。“对违禁品,我们不开清单。 ”警察断然拒绝。

苏某、郑某“自由”后,立即与货主联系。第二天,货主急匆匆赶到港南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询问为什么扣他的货。 “没有这事啊,烟草执法一般都是烟草局的稽查大队的事,要不你去烟草局问问看吧。”经警回答。货主去烟草部门一问,也没这回事。想来想去,意识到遇上假警察抢劫了,又转去公安局报警。

冒充警察作案,而且一劫就是50万元的货物,案件非同小可。贵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然而这伙人像是知道警方行踪似的,不再出现了。过了一个月,在玉林市兴业县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又一辆运送价值数十万元名酒的大货车被一伙“贵港警察”劫走。

可当专案组把侦查重点转移到兴业时,这伙人又在贵港作案了。从4月至8月,共发生了类似劫案5起。在这几起劫案中,每次被劫走的物品都是一些名烟名酒。根据货主提供的相关票据统计,被劫的烟酒价值总计在300万元以上。

不久,曾任兴业县烟草稽查大队大队长的彭飞进入专案组的视线。彭飞曾在烟草管理部门工作十余年,在今年初突然辞职,行踪不明。

在多年的烟草稽查工作中,彭飞发现,如今从事烟酒走私、偷税、售假的人不在少数,如果假冒警察在公路上缉烟,这些违法老板不敢要回货物也不敢报案,那么一车动辄几十万元的烟酒,就可以私吞掉,一夜暴富是轻而易举的事。

过去,出于执法需要,身为大队长的彭飞在南宁发展了单线联系的几名线人,为他提供烟酒走私案的线索,这些线人曾为他缉烟起到了极大作用。他想,有这些线人的“相助”,即使离开了稽查大队,也能得到准确的线索,不愁没有“案源”。抱着一夜致富的念头,今年年初,彭飞辞职。

之后,彭飞拉上曾是兴业县农机监理站职工的梁某、玉林市自来水厂职工陆某等狐朋狗友,商谋冒充警察,到公路上“查扣”烟酒,然后转手出卖。众人一拍即合。

彭飞并不告诉南宁的线人他已辞职的事,反而频频联系他们,称“我们今年的查处任务加重了,你们要加紧努力,一有线索马上报告。 ”为了激励他们,他还加大了奖励数额。这样,彭飞的“缉私警队”在公路上频频得手,每次抢劫得手后,由彭飞负责将烟酒运到广州卖掉,然后分赃。每

次事成之后彭飞都给予线人几万元的奖励。

彭飞利用线人频频作案,警方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认识彭飞的人当中发展线人。

10月2日凌晨,专案组收到可靠消息,彭飞、梁某等人开着一辆广州本田“警车”在兴业至六景高速公路上,对一辆从南宁开往广东的满载香烟的货车抢劫,但未成功,他们准备返回兴业。

专案组立即部署,出动几十名民警,悄悄在兴业至六景高速公路的兴业、贵港收费站张网以待,同时派出一队人到高速公路一路追踪。追至兴业县葵阳镇古娄村路段时,警方发现本田“警车”被遗弃在路边的一个果园里,车上的人已经逃离。民警从车里搜出了5副假的警车牌。

警方迅速追查彭飞等人的去向,很快获悉,彭飞等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潜逃至广东省梅州市。

不久,5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另有两名嫌疑人在逃,警方正加紧追捕。

2008年11月28日,彭飞、梁某等4人被贵港警方以涉嫌抢劫犯罪执行逮捕;汽车修理厂老板周某因涉嫌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被执行逮捕。(因案件还在调查中,主犯彭飞为化名)

(摘自《廉政 望》第4期上作者 陈远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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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美元的温馨[转帖]


  

  很小的恩惠而施得及时,对受惠的人就有很大的价值。

  ——德谟克里特

  克拉克的父亲带着他排队买票看马戏。排了老半天,终于盼到在他们和卖票口之间只隔着一家人。这家人让克拉克印象深刻:他们有8个在12岁之下的小孩。他们穿着便宜的衣服,看来虽然没有什么钱,但全身干干净净的,举止很乖巧。排队时,他们两个两个成一排,手牵手跟在父母的身后。他们很兴奋地叽叽喳喳谈论着小丑和大象。克拉克想:“今晚想必是这些孩子们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了。”

  他们的父母神气地站在一排人的最前端,这个母亲挽着这个父亲的手,看着她的丈夫,好像在说:“你真像个佩着光荣勋章的骑士。”而沐浴在骄傲中的他也微笑着,凝视着他的妻子,好像在回答:“没错,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卖票女郎问这个父亲:“你要多少张票?”

  他神气地回答:“请给我8张小孩的票和2张大人的票,我带全家人来看马戏。”

  然而,得到售票员的回答后,这人的妻子扭过头,把脸垂得低低的。这个父亲的嘴唇颤抖了,他倾身向前,问:“你刚刚说是多少钱?”售票员又报了一次价格。

  这人的钱显然不够。但他怎能转身告诉那8个兴致勃勃的小孩,他没有足够的钱带他们看马戏?

  克拉克的父亲目睹了一切。他悄悄地把手伸进口袋,把一张20美元的钞票拉了出来,让它掉在地上(事实上,克拉克家一点儿也不富有),他又蹲下来,捡起钞票,拍拍那人的肩膀,说:“对不起,先生,这是你口袋里掉出来的!”

  这人当然知道原因。他并没有乞求任何人伸出援手,但深深地感激有人在他绝望、心碎、困窘的时刻帮了忙。他直视着克拉克父亲的眼睛,用双手握住克拉克父亲的手,把那张20美元的钞票紧紧夹在中间,他的嘴唇在发抖,泪水忽然滑落他的脸颊,他回答道:“谢谢,谢谢您,先生,这对我和我的家庭意义重大。”

  克拉克和父亲那晚并没有进去看马戏,但克拉克觉得自己的收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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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人的慢节奏生活 [转帖]


  来到阿根廷,才发现阿根廷人真的很会休息。许多阿根廷人都是早上9点或者10点后才到岗。从午休开始,上班族有充分时间喝咖啡,或坐在室外享受阳光,写字楼外的草坪上也会躺着一些睡午觉的人。就这样一直拖到下午两三点钟,估计下午办公室的椅子还没坐热,四点多钟,大街上就挤满了开车回家的“下班族”。
  阿根廷
的饭馆都是晚八点开门,但实际上准点去的只有少数阿根廷人和中国人。大多阿根廷人一般会在我们吃完了抹抹嘴往外走的时候才陆续到达。晚饭在觥筹交错中进行到午夜。如果是周末,半夜三四点还能听到外面的音乐声和笑声,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要让自己在周末的夜晚彻底放松。连一些做苦工的秘鲁人或玻利维亚人,在粉刷完一面墙壁或者安装了一个管道后,也会扔下手中的工作相约去喝咖啡。如果周末你要求加班的话,他们会摆出一大堆道理,表达要尊重他们休息日的想法。所以,一到周末尤其是周日,首都的街道空空如也,店铺全都铁门紧锁。他们才不会像中国人那么有经济头脑,趁机在周末大捞一把,他们的理念是“会休息才会工作”。

  在这里的中国人都会抱怨阿根廷人办事效率低下。办个手续,没有几天是下不来的,而这些手续在中国办也许只要几分钟。有一次,我去阿根廷航空公司办事处取票。接待我的老太太非常和蔼,她慢慢地把我的订票号敲在电脑上,发现我用的是中国护照时,就放下手中的活,开始问东问西。我力争把话题打断,让她尽快给我办票,终于在她停顿了好多次之后,开始给我打票。遗憾的是,打印机卡纸了,她又跑到其它柜台请求别人的帮助。此后,她对中餐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向我打听烹制方法,还跑到同事那儿去讲个不停,一堆人说得兴致勃勃。当我走出大厅时,发现我已经在里面呆了整整两个小时。

  阿根廷人不仅手“慢”,算账的方法也“奇特”。超市收银员的收款速度绝对比国内超市慢两倍。找钱的时候更慢,而且用的是加法。比如我花了32比索,我给他100比索,按说直接找68比索就行了,可是他不。他就要先给我8比索,然后给我10比索,20比索,直到加上我花费的32比索,凑够100比索。这种思维让我到现在都无法适应。

  (《世界新闻报》3.27 尹晓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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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式滥用抗生素调查:催生抗药性超级细菌[转帖]

 

  被滥用的抗生素

  黄小洁的相亲再次宣告失败。对方是一个军官,回复介绍人的理由是“她的牙齿不健康”。

  这已经是黄小洁的第N次相亲失败了,并且依然是同一个失败原因。作为护士的黄小洁拥有清秀的相貌和苗条的身材;影响她相亲结果的,是她一口灰黑色的牙齿——典型的“四环素牙”。

  黄小洁只是千千万万个因小时候过多使用四环素来治病而导致“四环素牙”的受害者之一。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四环素在中国一度被当成了“万金油”在使用。

  然而,随后更多种类抗生素的全民式滥用,留下的就不再只是如同“四环素牙”一样的简单印记,而是催生了具有强耐药能力、医生对它几乎束手无策的“超级细菌”——今天,具有强耐药能力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医院内感染的分离率已高达60%以上;抗生素滥用的结果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

  如果从弗莱明1929年发表《论青霉菌培养物的抗菌作用》论文算起,抗生素与人类疾病的作战已历80年。然而,当第14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3月24日)来临之际,我们却得到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增将近1000万个结核病病例,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单在中国,目前就有活动性肺结核病人450万。

  曾经因为抗生素的杀菌威力而一度近乎绝迹的结核病卷土重来。更要命的是,今天的结核病病菌多数是具有强耐药能力的所谓“超级细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无抗生素时代。

  导致这一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抗生素的滥用,促使细菌进化至耐药;同时,曾经遥远的“超级细菌”现在已经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度接近。

  2009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的宣传口号仍为“我来控制结核病”。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针对这一主题切实的做法就是:从现在开始,珍惜仅存的抗生素资源,停止对抗生素的滥用。

  抗生素的中国式滥用

  中国抗生素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监管不力。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新的‘超级细菌’还会陆续出现,10~20年内,现在所有的抗生素对它们都将失去效力”

  本刊记者/蔡如鹏 严冬雪 文/李赫然

  2009年春节后不久,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的主任医师刘正印碰到了一个棘手的病人。

  患者是重症监护病房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孩,刚刚接受了肺移植,但医生就在她的胸水和痰液中发现了高度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它能抵抗我们手头的几乎所有抗生素。”刘正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微生物仅对一种名叫多粘菌素的药物敏感。多粘菌素是一种很老的抗生素,“但由于对肾脏有严重的损伤,早已退出市场”。

  事实上,即使能找到多粘菌素,刘正印也不敢用,因为病人恰巧患有肾功能衰竭。“拿到化验报告后,我边看边问自己,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种‘超级细菌’呢?”这位传染病专家回忆说。

  所谓“超级细菌”,是指那些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能力的细菌,它们的出现恰恰是因为抗生素的使用。

  刘正印说,这名携带“超级细菌”的患者,在13岁时就被诊断出肺部囊性纤维化——这是一种极易受到细菌感染的疾病。因此,在过去的8年,“她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使用各种抗生素”。大量的抗生素虽然杀死了无数试图侵蚀女孩的细菌,但也“锤炼”出了不再害怕它们的“超级细菌”。

  “超级细菌”的诞生

  这已不是刘正印第一次遇到“超级细菌”了。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超级细菌”的名单越来越长,包括产超广谱酶大肠埃希菌、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结核杆菌。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简称MRSA)。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常见的病菌,可引起皮肤、肺部、血液、关节感染。当年,弗莱明偶然发现青霉素时,用来对付的正是这种病菌。

  在抗生素发现之前,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医院的主要杀手之一,医生拿它根本没有办法。青霉素的问世,使它的猖獗有所收敛。但随着青霉素的广泛使用,某些金黄色葡萄球菌开始出现了抵抗力,能产生青霉素酶,破坏青霉素。

  为了对付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科学家又研制出一种半合成青霉素,即甲氧西林。1959年应用于临床后,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仅仅时隔两年,在英国又出现了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MRSA对许多抗生素都有耐药性,进化出来后,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据估计,每年大约有数十万人因此而住院治疗。

  中国尽管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发现MRSA,但这种“超级细菌”蔓延的速度却十分惊人。1978年,医务人员在上海抽检了20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分离出的MRSA还不到5%。“而现在,MRSA在医院内感染的分离率已高达60%以上。”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肖永红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刚刚完成了一份针对中国抗生素滥用问题的研究报告。这意味着,在医院的病人体内,有超过六成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是难以杀灭的MRSA。

  与MRSA同样具有强耐药性的泛耐药肺炎杆菌、泛耐药绿脓杆菌,则对所有已知的抗生素耐药,它们被称为“超级细菌”。

  2006年10月,肖永红承担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重大政策性研究课题“抗生素滥用的公共安全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北京、湖北、四川、山东、宁夏五省市区的调查显示,目前国际医学界公认的“超级细菌”在中国已十分普遍,它们已经成为医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菌。

  事实上,医院正是“超级细菌”产生的温床。美国传染病学会前主席罗伯特·莫勒林说,MRSA最早就出现在重症监护病房中。10年以前,有关它的所有病例,都发生在医院或者疗养院里。

  “它们之所以在医院里流行,是因为那里使用抗生素频率与强度最大。”肖永红说。他们调查发现,在中国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外科患者更是几乎人人使用,比例高达97%。

  “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人们常认为抗生素就是退烧药、消炎药。能用高档的就不用低档的,能合用几种抗生素就不单用一种,能静脉滴注就不口服。这些做法无不助推了‘超级细菌’的肆虐。”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中心顾问专家、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的张永信教授惋惜地说。

  与此同时,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乐意使用新型、广谱抗生素,而这些本来是应该用于严重感染、挽救患者生命的。肖永红说,医院使用最多的10种抗生素中,超过一半都是新型抗生素。

  耐药性越强,意味着感染率和死亡率越高。肖永红等专家调查发现,在住院的感染病患者中,耐药菌感染的病死率(11.7%)比普通感染的病死率(5.4%)高出一倍多。也就是说,如果你感染上耐药菌,病死的几率就增大了一倍。

  据此推算,2005年全国因抗生素耐药细菌感染导致数十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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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增白剂禁与不禁背后的利益之争 [转帖]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苏 岭 发自北京

  禁与不禁背后的利益之争

  在这些理据之争的背后,两派皆认为最深切的原因是利益之争。

  全国最大的面粉改良剂生产商——郑州海韦力食品工业公司董事长郭士军是坚定的反对禁用派。郭认为,大面粉厂之所以要求禁用,是为了打压中小面粉厂。因为“一些小面粉厂使用增白剂后,面粉的加工技术提高了,冲击了一些大面粉厂的生意”。并且,大面粉厂往往不敢用增白剂,这样,小面粉厂的面粉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南方周末调查发现,大型面粉厂也并非如郭所认为的不敢加增白剂。北方某大型面粉企业副总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只是小包装,销超市的面粉不加增白剂,大包装销往城市郊区和邻近省份的都加。深圳面粉厂情况相若,总经理杨文军说该厂大包装由客户要求决定,总体有50%加。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亦持同样观点。他和郭士军都是坚定的反对禁用派,郭与陈关系熟稔,称陈为“陈老头”。郭士军所在的郑州海韦力食品工业公司,就曾承担《稀释过氧化苯甲酰》国标的起草工作。与国内其他食品添加剂厂不同,海韦力公司主要生产过氧化苯甲酰,年产值四五千万元。

  主禁方也因海韦力公司等的介入,指责食品添加剂企业在对食品安全政策施加影响。在数次协调会上,卫生部指出禁用会导致食品添加剂厂破产,员工下岗。国家粮食局某内部人士反对这种观点:“国内生产的所有面粉全部加过氧化苯甲酰,它的总价值还未到1亿。与国人食品安全相较,这难道是值得国家专门扶持的行业?”

  在主禁方看来,使用增白剂,可能掩盖一些面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产品质量缺陷,“以次充好”。

  事关食品安全的毒理研究很落后

  其实,无法拿出确凿的科学理据是双方的软肋。

  在中国毒理学会主任委员韩驰的印象中,过去领导的研究室做一项食品标准,要准备数万份食品,做动物实验、人群调查,花几年时间和数百上千万元,然后才能制订允许摄量。

  而现在,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食品科学技术室主任霍军生介绍,卫生部做一条标准只给两三万块钱,“这钱连组织各地专家来开会都不够”。现在国内的大部分标准是参照国际的,因为自己的研究力量不足。

  国家药物安全评价监测中心病理学顾问、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毒理学系教授李寅增则认为,对添加剂,做单一的毒理实验是不够的。因为现代人会同时接触到多种人工添加剂。多种添加剂加在一起,对人到底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呢?国内这方面做得毒理实验很少。而国外在这方面的发展非常快。

  中国毒理学会主任委员韩驰认为,“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太多,卫生部招架不住。花几年做一个标准不太现实”。他了解到,这次三聚氰胺的问题爆发之后,制定标准“基本上是靠参考文件,基本上靠JECFA”,而非严谨的实验。

  李寅增认为这类匆忙制定的标准常是各方妥协的结果,而“不是真正科学的东西”。他举了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标准的例子,他认为奶粉里不应有任何含量的三聚氰胺。但是,“有院士认为,牛奶中的少量三聚氰胺可能会从其它污染源转化过来。他说定含量为零之后,一旦查出来有的话,(奶粉)都作废,对社会来说也是一个负担,于是定一个0.2PM的量。”

  主禁方并未因国内缺乏过氧化苯甲酰毒理的研究而却步

  2008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冯平提案“尽快出台新的小麦粉国家标准”,要求通过国家粮食局的小麦粉标准草案。十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支持。

  收到提案后,国标委在当年5月向粮食局等单位称:“要考虑相关利益部门各自的利益问题,这不是一个部门能定的事。”同时,国标委还向粮食局等单位反馈了卫生部不禁过氧化苯甲酰的原因。卫生部提出,“叶酸,在小麦里含量不高,可以从肉类、蔬菜等获取”。

  冯平不满意,7月7日又给全国政协写万言书,特别提到“欠发达地区主要从主食面粉中获取叶酸等营养素”。

  因此,7月28日,国标委再次组织卫生部和国家粮食局召开协调会。当场还是未能统一意见。8月13日,卫生部发函国标委,坚持反对禁用面粉增白剂。

  9月19日,国标委答复冯平,提出了妥协的方案,其一是在目前添加了增白剂的面粉和面制品中,强制标识“增白小麦粉”,“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限制和逐步淘汰化学增白剂在小麦粉中的使用”。

  其二是将尽快修订《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取消过氧化苯甲酰作小麦处理剂使用”。

  冯平对国标委的答复并不很满意。冯平认为,小麦粉中禁用化学增白剂,属“保护人类健康必需的措施”,符合世贸协议,技术实施并无障碍。现行的小麦粉标准已历经20年,他认为新标准出台前,应特别征求消费者和规模以上面粉加工企业的意见,避免朝令夕改。

  三聚氰胺事件后,在2008年9月24日的全国粮油会议上,北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等55家企业,第五次联名呼吁禁用面粉增白剂。会后,联名增加到一百多家。这份呼吁书,预备递交给国标委。

  随后,“国标委觉得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10月30日上午,国标委组织主禁方与反禁方再次坐到一起。

  此时,正值国标委要求2008年年底前日完成制定和修订4000项食品、消费品安全性能要求等标准。三天的会,其他标准都在会上一提就能过,惟有面粉标准研讨会耗时一上午而不能立即解决。

  中国粮食协会小麦分会秘书长赵奕说,商务部、发改委、质检总局、工商总局都在会上同意取消面粉增白剂,只有卫生部反对。

  对此,相关专家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中国毒理学会主任委员韩驰认为:“现在要尽早禁止,否则会很麻烦。”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食品科学技术室主任霍军生认为,应就增白剂问题,尽快对行业与消费者的各类意见作调查,否则会出现“那些加了增白剂的面粉企业占便宜,好企业不加了却卖不出去”的局面。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主任于小冬认为,根本性的改变还需靠消费者,“消费者应停止对‘白’的盲目追求”,否则市场上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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