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边随记 [复制链接]

  有句俗话叫“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国人受到这种观念所影响，结果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变得老气横秋，稍有成绩，便俨然以权威自居。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心态影响甚广，于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对年青有本领的人进行打压，在中医、书法领域尤甚。
  不过，从人的心理成长过程来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现象在社会中确是不少见，但谁没有年轻过呢?
  书法不似中医那般涉及他人性命，个人可以毫无顾忌练习，年青人也可以在技术才情上获得较高成就。书法圈中人大都清楚，史上不少大家的代表作都是三、四十岁左右所创作，可惜他们二十来岁时的作品因那个年龄时名气多不够响亮，人们的珍惜程度不足，故流传下来的较成名后的作品少了许多，未能广为人知。
  尽管如此，他们年青时的一些作品对今人来说，仍显得很了起。如王献之，37岁去世，在李世民之前，其书法方面的名气一直压着其被后世誉为“书圣”的父亲。梁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四贤并称。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王献之。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
  虽然我不清楚王献之的书法创作年表，但一个自幼受到最好的书法教育的人，在世时就有人称其书法超过王羲之，若非年少成名水平高且一直勤奋，肯定无法获得如此佳誉。可话虽如此，圈外人又岂会在意，即使他们知道，但为了维护“老权”，也要说上几句违心话。

舊思想的想法。

原文要多数十字，发了数次才发现涉及敏感词，可文中并无此词，只得一段段筛选，再略作减省才成事。

李世民在对待王羲之与王献之书法方面，究竟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纯粹的个人偏好呢？恐怕无从考证。但因这事件，导致书法史在审美上出现了一次变异，其中功过难评。而从此事件中，可以看出官方对书法的影响力——一下子就将数百年所形成的信仰摧毁。当今中国书协所举办的展览亦干着类似的事，只是现时实际情况与初衷有所变化了。

转: 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其《王羲之传论》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枋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唐太宗的评沦完全倾向于王羲之一边，竟至以《兰亭序》真迹殉葬。
      有的学者认为，在初唐李世民要学书，必是从王献之人手，因为那时王献之的手迹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后来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迹。李世民也许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来。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贬低小王，当时人士慑于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为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但是唐人学小王者仍很多，特别是“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吴德旋浯）。欧阳询的真、行便既学大王，又学小王，而别成—体。近人沈曾植也说：“率更（指欧阳询）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书家也学王献之，张怀瓘说：“虞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王绍宗，清鉴远识，才高书古，祖述子敬。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二王。”唐人对王献之的草书很重视，尤其是狂草。张旭的草书就从王献之化出。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草“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怀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轻逸圆转，儿贯王氏之垒，而拔其赤帜矣”（见赵岫《石墨精华》）。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贬低小王，但终唐一代，还是有很多人向王献之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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