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的突然发生，是对中国政府紧急应对灾害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对于一个问责制政府来说，也就是对政府承担责任的能力的一个考验，从十几天来整个救灾过程和实际救灾效果来看，胡温政府在履行责任方面总体上是合格的。 按一般的说法，当前中国政府是一个威权体制的政府，不是民主体制的政府。从理论上讲，一国政府坚持威权而不实行民主，执政党坚持集权和一党独大而不搞分权和政党轮替，其合法性也就在于权力与责任的匹配。即是说，只要权力的集中程度与责任的集中程度相一致，这种体制并非没有道理。
来自西方自由主义方面的一个经典攻击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这个判断只涉及到权力与利益这一个方面的关系，没有涉及到权力与责任这另一个方面的关系。若对应地套过来说，就是：权力规定责任，绝对权力规定绝对责任。
责、权、利三者的匹配
责权利三者的匹配是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权力-利益关系和权力-责任关系是平行对称的一体两面，并无高下主次之分。之所以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只侧重权-利关系，不大强调权-责关系，与自由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假设直接相关。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为政者也是“经济人”，也会利用一切机会谋求个人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对为政者首先要考虑如何制约其权力防止其擅用公权谋取私利。
但“经济人”假设并不是客观现实。在东方传统中，为政者与其说符合“经济人”假设不如说更接近“道德人”假设。按中国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标准，“经济人”假设实际上是一种小人假设。
这就是：假设为政者都是不惜将私人利益置于公益之上的恶棍和小人，若不从制度上制约他们，他们肯定会以权谋私。
而“道德人”假设则是君子假设，即假设为政者都是充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尚情怀的君子士大夫，如果不给他们足够大的权力，难以发挥出他们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
从为政者是“道德人”的假设出发，首先遇到的问题将是如何将责任范围与相应的权力相匹配的问题，而不是如何限制权力以避免腐败的问题。这个角度就是与自由主义角度相左的威权主义角度，也就是威权体制的合法性所在。
从各国政治实践上看，两种假设都不能完全成立。
只要都是“经济人”，即使设置了一整套分权制度，配合以充分的媒体监督，仍然免不了恶棍和小人的篡权和滥权，导致政府无能、政绩恶劣。不仅如此，由于“坏的”领袖是通过“好的”制度上台的，一方面让上台的恶棍和小人都合理合法地披上了民主外衣，另一方面，反对恶棍和小人的行动反而成了对民主自由制度的攻击，使君子士大夫型的领袖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朝野乱象丛生，社会风气倒转。
但如果完全从“道德人”假设出发，不对权力进行制度性约束，假定官员们都会充分利用威权体制的权力自由而尽职尽责，肯定无法防止“道德人”自身的腐化变质，一旦“道德人”都蜕变成了“经济人”，由于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大泛滥。
威权和高效难以弃于一旦
由此可见，西方式“三权分立”民主制度无非就是一种彻底抛弃了“道德人”幻想，完全按照每个人都是津津于私利的小人，而且一旦掌权必然成为恶棍的假设所完成的政治体制设计。
即使这个设计仍有可能被恶棍和小人所利用，对真正德才兼备的“道德人”领袖造成了束缚甚至压制，而且常使政府陷入低效低能、失职失责的半瘫痪状态，也只能当作是民主制度难免的弊病而加以容忍了。毕竟，最坏的情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考虑到这个制度的诞生时代正是西方上帝已死、撒旦当道，每个人的人性之恶大膨胀，成群结队的goons and thugs（呆徒恶棍）横行四海巧取豪夺天下财富的殖民主义时代，仁人志士们出于保卫社会的最低愿望作出这样不得已的设计，完全可以理解。
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出于捍卫本国主权、坚持自主道路的需要，或者出于保持社会整合、应对自然灾害的需要，必须要保持高效高能，必须要承担巨大的护国护民责任，如果不能如此，将有可能出现远比“经济人”对权力进行滥用更坏的情况，导致更大的国家和社会灾难，那么，这样的国家有可能选择为了制约“经济人”而放弃威权体制吗？
具体到中国的问题上，中国因为威权体制而压制了政治民主、放纵了官员的贪腐、导致了社会不公甚至积累了深层危机，这都是可以确认的事实。问题是：中国承担得了放弃威权体制、使政府因民主而失去高效能甚至陷入半瘫痪的后果吗？
在此次汶川地震救灾行动中乃至后续的预防次生灾害、灾区重建和社会恢复整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所履行的责任是巨大的，没有相应的威权和集权作支持是不大可能的。
寄望于实践的智慧
另外，中国历史上的君子士大夫传统仍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强烈地延续着，胡温两位核心领袖的“道德人”形象在使威权体制尽可能发挥其优越方面、遏制其弊病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样一种基本良好的状态暂时没有做大改变的必要。
再进一步，天灾方面的救灾只是一个方面，来自国际社会的人祸更使得中国政府不能有丝毫的弱化。当西方强权终于演变成帝国之后，中国也只能以帝国的形式保存自己。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尽量消除威权体制被“经济人”所利用后导致的严重弊病，找出在不弱化政府威权的条件下从制度上遏制权力滥用、权力失责和官员贪腐的可行途径。这是没有前例可循也没有理论可依的探索，只能寄希望于中国人的实践智慧。
汶川地震救灾，也许是个契机。（文/文扬 系《纽西兰中文先驱报》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