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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命的代价[转帖]

　　卖命的计算之一

　　严景耀先生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介绍了一个土匪的个案：

　　刘某是东北的一个佃农，为了从地主那里佃租土地，他与其他佃农竞争甚烈。按照当时的规矩，佃户在第一年要预付地租，第二年才能耕种。1927年收成很差，刘某交不起租。他知道，如果不能在当年年底或来年年初交满租银，他就不能再种这块地了。但是他因歉收无力付租。

　　秋收后，刘某离开家乡，参加了土匪组织，出外抢劫。到了来春，他交齐了全部租金并且继续租佃。他的东家对于他能够全额付租非常高兴，因为其他佃户在那年都付不起田租。

　　第二年，年成又不好，刘某又照去年一样干了一番。其他佃户对于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产生疑心。最后，他们肯定他当了土匪。否则，哪里来这么多钱？刘某因为被疑为匪，一不做，二不休，就干脆参加土匪群了。他说：“我一被拖进匪群，我就被介绍给其他匪徒，我发现我的邻村有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被迫为匪。”

　　其实这个土匪个案并不典型。按出身行业计算，农民当土匪的比例排在第四位，但我们不妨先借此分析一下。

　　直截了当地说，刘某为什么当土匪？为了保住租佃的土地。对佃户来说，土地可不是什么等闲的产业，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命根子，是“命产”。一般来说，物质资源都是“身外之物”，但是，随着资源的匮乏程度逐渐逼近甚至突破维持生存的底线，身外之物便逐渐演变为“等身之物”，成为性命所系的“命资”，可以提供“命资”的生产资料就是命产。

　　在资源瓜分完毕的社会格局中，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血线之下，各种物资都获得了命资的意义：一碗饭可以延续一天的性命，一杯水也可以等于一条人命。突破血线必定导致流血，要么自己失血折命，要么博命威胁他人，劫夺活命之资。

　　简而言之，刘某当土匪是为了保住命产，从而获得命资，由此保住性命。

　　当土匪的风险并不小。田志和、高乐才两位先生根据档案、志书、报纸等材料编制了清末民初（1931年前）的东北匪首名录，共开列了1638名土匪的匪号或姓名。其中，给出下落的共732人，占全部名单的44.6％。我大概算了一下，假定那些下落不明的人（约55％）全部逃脱了惩罚，在有下落的732人中，因土匪生涯而死亡626人，仍然占到总数1638人的38.2％，占有下落者的85.5％。

　　38.2％，这就是当土匪的死亡概率。

　　土匪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又如何呢？说来话长。与通常的印象和传闻不同，除了暴饮暴食的机会多一些外，匪众生活和收入的一般状况，未必能超过普通自耕农，很少有财富积累，其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又苦于自耕农。这种基本估计，与大多数土匪向往招安，愿意“吃粮当兵”的状况也是吻合的。当然，匪众的收入不能代表匪首，匪首在分红中占大股。当年梁山泊好汉分红也是如此，抢劫来的财富，留寨50％公用，其余50％再一分为二，11位头领分一半，七八百个喽罗分另外一半，收入差距高达六七十倍，还不如清末民初的土匪来得平等。

　　以38％强的死亡率，换取仅够维持温饱的生存资源，这便是土匪的生意。这条以性命搏取命资的活路，其实是拿未来数年间的较低死亡率，替换目前旬月间的较高死亡率。

　　什么人愿意做这种死亡率将近40％的生意？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察哈尔盗匪案件执行死刑人物一览表”，1917年1月至12月，被枪决的108名盗匪出身如下：

　　1.无业游民38人。2.苦力21人。3.士兵19人。4.农民8人。5.小贩5人。6.匠人4人。7.佣工和商人各3人。8.伙夫和工人各2人。9.医生1人。

　　另据陆军部档案中处决的土匪出身职业统计，民国三年（1914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山东、安徽、河南南阳、东北地区、贵州等地共处决土匪1105人，其中：1.游荡无业860人。2.当兵70人。3.佣工苦力53人。4.务农33人。5.其他78人（包括手工工匠、小贩、拉车、剃头、唱戏等等）。被处决的1000多人中，没有一个来自上层阶级。

　　在这两份统计中，农民都排在第四位。请设想一下，假如刘某被地主夺佃了，失去了命产，而他又没有别的本事，眼前还有什么出路呢？一是卖命当兵，二是卖力气当苦力。这恰好就是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土匪出身。这两个行业虽然没有命产，却能“以身为业”，用血汗换取命资。

　　再设想一步，假如刘某被军队遣散，或者被老板解雇，他却如何是好？这时候，刘某的身份就成了无业游民，即土匪的最大来源。当时的无业游民，大体是挣扎于血线之下的社会集团。在较大范围的陆军档案统计中，土匪中无业游民的比例高达78％，而且立场也最为坚定，他们是土匪团伙中的永久性骨干。

　　由此看来，刘某为了保住佃权而当临时土匪，竟然有了避免沦为专业土匪的意义。奈何行事不秘，引起了佃权竞争者的怀疑，风险陡然增大，被迫转为专业。

　　卖命的计算之二：制度建设

　　同样是以命换钱，发展水平却有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

　　低水平的马贼，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性命与钱物的直接交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强的低级阶段。高水平的马贼，发下通知（飞叶子），立下规矩，坐等人家纳贡交费，与官府收税相似。此时，性命换来的乃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较小的高级阶段。

　　《关东马贼》介绍说，专有一种“吃票”的土匪，一般不抢劫，不绑票，依仗雄厚的武力，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山货下山必经的山门河口等地方设立关卡，对货主、商旅的货物加以提成。他们常在一个地方坐等吃票，或季节性派出喽临时设卡吃票。反抗者、逃避者、报官者命运难卜。

　　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东北东部、东南部开放，采参的、放山的、打猎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多得很。匪帮在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院、货栈、车站、码头、渡口等要隘地方设下暗卡、底线、坐线，经过者必须被吃。一般而言，吃票少则一成，最高三成。

　　可以想象，只要能够坐吃，土匪就不会辛辛苦苦地冒险抢劫。问题在于，要有许多人命和精神的投入，多年的苦心经营，拉好保护网，布下侦查网，铲平反抗者，赶走竞争者，吃票制度才能有效建立。不过，一旦建立了这种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只需付出维护制度的成本就行了，不必再刀刀见血地苦干。那时，有能力抢劫却不必抢劫，甚至还要禁止抢劫。而处于低级阶段的土匪，只能靠抢劫为生，被迫过着刀头舐血的日子。如此一比，高下立见。

　　海盗的情况也是如此。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90年-1810年），经过几代人的潜伏发展，华南海盗进入了鼎盛时期。穆黛安在《华南海盗（1790-1810）》第五章中介绍了“海盗的进账”，总共开列了四条财路。抢劫和绑票属于临时性收入，是海盗早期收入的主要来源。征收税费则可以带来稳定的高收入，是海盗鼎盛时期的主要收入方式。作者讲述了这种收费体制的创建经过：

　　19世纪初，广东有22个盐场，其中大多数都位处该省最南端的州府——高州、雷州、琼州、廉州。大部分盐都是用帆船运往各地的。大型运盐船队每年四次集中于电白，将盐运往400英里之外的广州。

　　早在1796年，海盗便已开始涉足盐业。那时，小股海盗每隔一定时期就袭击一二艘盐船。后来，在西山军的旗帜下，随着其组织愈趋完善，技巧也愈趋熟练。他们已能集拢70至100艘船对整个运盐船队实施截击。到1801年时，他们更以300艘帆船组成的大型船队，明目张胆地袭击尚未离开电白港口的运盐船只。到1805年时，他们已足以控制运盐航线。因此，当时广州盐价猛涨，尽管皇帝下令各盐船均要配置乡勇护航，但收效甚微。盐商不久便发现，直接与海盗进行谈判，向他们交纳大笔费用以换取盐船的安全航行更为方便。

　　由于地方会党的帮助，海盗们成功地使得上述活动日趋完善，以至于每一艘开往广州的船只都发现，不购买保险费就难以成行。海盗收取保险费的比率是100包盐交纳50元。有时候，海盗甚至还为交纳保护费的船只护航。1805年，一支运盐船队每船向海盗交付200西班牙银元，海盗便将其护送至广州。通过收取盐船保护费，海盗一年四季便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

　　为了使这一收入来源不至枯竭，海盗毫不客气地对那些不愿听命的船只进行打击。一旦实施这种打击，其行为是十分残忍的。1805年6月28日，在大洲盐场，有70艘进行抵抗的官盐船被海盗焚毁。几天后，另有110艘盐船又被化为灰烬。同年9月13日，120艘海盗船袭击并焚毁了停在电白港的90艘盐船。至该年年底，不在海盗控制中的官盐船仅有4艘。随着保护费的不断缴纳和收取，海盗和盐商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加强。最终，盐商甚至开始将粮食给养和武器弹药提供给海盗。

　　海盗可能也以同样的方式控制了鸦片贸易……

　　海盗能够向海面上的各种船只征收保护费，表明其势力达到了顶峰。无论商人、船主、舵手和渔民要把船驶往何方，都必须向海盗购买保险。他们按规定交付钱款之后（有“号税”、“港规”、“洋税”和“勒税”诸种名目），便得到海盗首领签字的路条执照。

　　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购买临时的特许执照，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保护费是按年征收的。保护费很是昂贵，有些地方，商船按其货物价值交纳银钱，每个航次所交费用在50至500元洋银之间。在另一些地方，一艘远洋商船离港出海时要交400西班牙银元，返回时要交800元。家底殷实的船主单程一次便要交几千两银子的事也并非鲜见。

　　收费保险制在广东西部发展得十分完备。到1803年时，广州以西的贸易，无处不在海盗的保护之下。一年后，他们又将其势力扩张至珠江三角洲，有70艘大船在澳门附近岛屿长期驻扎，每天都有船出海拦截往东航行而未交保险费的船只。到1806年时，这一带所有船只都难以自保，很少有船只胆敢未获海盗许可而自行出海。

　　海盗首领对执行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双方达成的协议十分严格认真，或者说，在整个海盗联盟内都很重视这一点。当海盗进行海上拦截时，被拦截者只要出示缴费证明即可放行。如果违反这一规定，海盗首领会断然下令部属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有一次，一位海盗头目误劫了一艘受保护的渔船，大盗首不仅命令他将船归还原主，还勒令他为这一错误向船主赔偿500西班牙银元。

　　转述至此，我已经感到界限模糊了。百姓服输认账之后，海盗与执行高税率政策的官府到底有什么区别？似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民众来说，无论向谁交纳税费，反正都没有选择权和退出权。如同对海盗制定的税率没有发言权一样，民众对官府的政策也没有发言权。明清两代，官府都实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其作用相当于百分之百的高税率，他们并没让老百姓投票表决。这时候，到底谁比谁好呢？我不知道。在聘请护航者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海盗的安全服务似乎比官家水师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选择空间，民间竟选择了海盗。

　　博命集团及其制度背景

　　在讨论卖命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及社会环境。至少有两点环境因素，不提出来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上文提到的刘某是自耕农，免了租子，就不至于去当土匪。不过，要求地主不利用争夺佃权的形式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二是政府失职。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获得救济。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

　　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民国初年，严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县作调查，县长向他诉说了这种难处。

　　县长说，在两年县长任内，他对于灾荒的事件穷于应付。他说，别处的灾民跑来我县抢走粮物，老百姓就来告他们的状，可是我无能为力。因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第二，我没有那么多的警察和卫兵去抓这些土匪。即使我抓了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牢房收容他们。

　　当我说这些老百姓（这些土匪）是捉不完时，他们就控告他们的亲属、叔舅、表兄弟等，并要我去抓他们。在过去株连亲属是合法的，但是现在的法律是不允许株连亲属的，于是老百姓就说我包庇匪类，或诬我贪赃纳贿。

　　第二年，真奇怪，也是个悲剧。我们县到处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到处都可以听到强盗、绑票和暴动的新闻。我简直没有办法行使我这个县长的职能，因为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们实际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

　　在这个故事里，县长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难。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为了避免道德判断，我们不妨使用“博命集团”这个中性称呼，只关注他们以命换命的特征。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据《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报道，1934年旱灾之后的江浙地区，灾民无米充饥，便纷纷拥往富户商家抢米。他们所用的办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有的则是暴动。仅浙江一省，发生较大规模抢米骚动的就有嘉兴、海宁、桐乡、长兴、临安、萧山、嘉善等县。

　　农民的闹荒，不仅表现在抢米分粮方面，而且表现为焚屋焚仓、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将他们视为“匪”而大肆镇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背井离乡，甚或真的沦为匪寇了。

　　由此可见，在临时土匪和平民之间，还存在闹荒这样一种过渡状态。闹荒有比较明显的道德合理性。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漠视人类之生存底线，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为这种制度辩护也难以令人心服。

　　综合平衡

　　最后，我们从“集团交易”的角度，对上述买卖关系做一个总结。

　　一、皇帝、军阀或匪首之类的暴力集团首领，他们是“招兵买马”的人。在性命交易中，他们是买主，士兵是卖主。为了将暴力行业中的这两大集团区别开来，我们类比资本家和工人的概念，称首领们为“血本家”。血本家与士兵构成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出钱越多，兵马就越多，打江山坐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来的预期收益高了，也更能吸引人才。军政制度中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这方面的交易。譬如贵族制度、军功封侯制度，就是针对血本运营的高级人才设置的卖命激励机制，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或期权制。“抓壮丁”则是赤裸裸地喝“兵血”，剥削卖命者的“剩余价值”。

　　血本家永远是有竞争者的。即使是最高层的皇帝，有时也不止一个，更何况还有中层的大小军阀与下层的土匪海盗山大王。“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血本家之间往往掐得你死我活。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直到民初的军阀混战，再加上每个朝代的末尾和开头，都是他们拼命表演的时代。

　　二、血本家招兵买马之后，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暴力强权，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姓想要活下去，就要以劳役或贡赋自赎。这又是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凭借生杀予夺的实力，努力从百姓手里榨取更多的赎金，可又要掌握分寸，以免求益反损。倘若杀光抢光，破坏了再生产能力，正如耶律楚材警告的那样，“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即使不杀，管得太严也未必合算。固然可以把民众当牛马奴隶驱使，但防不住人家偷懒，反而不如把皇粮承包下去，不少收钱还落得省心。不能过分的另一个理由，即赎金开得越高，不要命的人就越多。搜刮到血线之下，不让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拼命就成了合算的选择。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境。

　　不同类型的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不同。流寇不怕杀光抢光，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土匪就好一些，通常不吃窝边草。军阀吃不吃，取决于驻防时间的长短，有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至于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饿疯了，一般不肯杀鸡取蛋。但是随着官僚代理人的暗自加码，皇粮和劳役往往征收过度，逐步走向杀鸡取蛋的结局。

　　三、在上述两类交易关系中，活动着三个社会集团：士兵——血本家——民众。和工农兵一样，血本家也在创造历史。血本家勾挂两边，霸占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血本家搜刮的财富则是官兵与民众双方的关键性重合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血本家搜刮的数量，决定了他们招兵买马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决定了他们的实力，又决定了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而搜刮所得的具体数目，偏偏又受制于地盘的大小和民众的多少，受制于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在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谁玩得高明，谁善于发挥儒家兵家和法家的智慧治民治军治吏，在综合平衡中争取最大收益，谁就有希望攫取天下。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庄王绝缨,宽治天下[转帖]

　　中国一向是很讲究涵养和宽容的,流传下来关于这方面的故事有很多。其中,成语“楚庄绝缨”就是告诉人们,宽大容人、以善心处理事情最终能获得好报。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一鸣惊人地灭了叛党,很是高兴,回到郢都后就召集文武百官开了一个庆功会。这个宴会名为“太平宴”。在宴会上,楚庄王不仅宴请了众文武百官,也让宫内的妃嫔们都出席宴会以助兴。那次宴会很是热闹,所有的人在一起饮酒作乐,听歌赏舞。宴会一直进行到了傍晚,天色渐黑,但是群臣们的兴致越来越高,都不想散去。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致,楚庄王就下命令在大厅里点上蜡烛,继续喝酒狂欢。晚上的宴会别有一番景致,楚庄王坐在宝座上放眼望去,只见烛光照映之下欢歌笑语,人影朦胧,不禁兴致大发,让自己最宠爱的两个妃子麦姬和许姬到各位大臣座前轮流给各位大臣敬酒。

　　大家兴致正高时忽然一阵风吹来,厅上烛火全都被吹灭了,宴会上下一片漆黑,众人也都陷入了黑暗之中。当时,许姬与麦姬正在给文武百官敬酒,正在这时许姬感到有人拉住她的手抚摸了一把。于是就特别恼怒,许姬顺手就扯断了那人帽子上的缨饰,然后赶紧回到楚庄王身边,悄悄地对楚庄王说:“刚才有人调戏我,我已经扯断了他帽子上的缨饰,一会儿点燃了烛火,大王看看谁的帽子上没有缨饰就治他的罪。”谁知楚庄王听完许姬的话后却高声说:“先别点蜡烛了,乘着黑喝酒也会别有一番滋味。”于是,大家就按庄王的话,在黑暗中继续饮酒玩乐。在大家高兴时楚庄王问:“今天孤王请众臣来喝酒,各位尽兴了吗？”群臣齐声说:“感谢大王,我们喝得非常高兴。”楚庄王又说:“要是大家真高兴的话,咱们就拽断帽缨,以尽大家的兴致！”大臣们一听虽然不解其用意,但还是纷纷摘下帽子,扯断帽子上的缨饰。随后,楚庄王就吩咐下人把蜡烛点燃,众人互相一看,各自的帽子都已面目全非,无一完好,形状非常有趣,不禁都哈哈大笑起来,喝得更加痛快。直到天亮,群臣才心满意足地散去。

　　按照当时的法律,调戏王妃的人是要被处以死罪的。许姬回到宫里非常生气,埋怨楚庄王故意包庇调戏她的人。许姬说:“大王这么纵容他们的过失,以后他们的胆子会越来越大,会做出许多冒犯大王的事。”楚庄王却笑一笑,说:“今天是我请文武百官来喝庆功酒的,大家很高兴,喝得都差不多了,酒醉出现狂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如果按你说的把那个人查出来,虽显示了你的贞节,却让群臣不欢而散,嘴上不说但心里都会想我的胸怀和度量太小,那以后谁还会为我拼死效劳呢？”许姬见状也不由得佩服,便不做声了。

　　第二年,吴国兴师攻打楚国。这时楚国出现了一位勇士经常打头阵,几次冲锋陷阵击退敌人,直到取得敌方将领的首级献给楚王。楚庄王从来没有恩宠过这位勇士,就接见他并问他:“我从没有恩宠过你,你为何肯这么为我卖命呢？”那人答道:“臣就是那次在大殿上失去冠缨的人。”楚庄王这时才恍然大悟。

　　当时,楚庄王为了给犯错误的那位勇士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命令大家一起扯断帽缨的这次宴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绝缨会”。于是,“楚庄绝缨”这个成语也因此产生。后来,人们就用这个成语来劝诫大家要宽容地对待犯错误的人。

　　上面这个故事中的那位勇士,当年因酒醉而无意失礼,但楚庄王宽宏大量,没有计较。后来,他就一直把此事铭记在心,如此奋身退敌就是为了报答楚庄王当年的宽恕之恩。楚庄王宽厚仁爱,不计较手下人的小过,终于成就大业,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是一个明君,他请的文武百官都是一些出类拔萃之人。如果当时楚庄王按许姬的话治了那个人的罪,因为这一点小事而去斩掉此人,不但会影响到自己的形象,还会失去一名得力助手。与其这样,还不如趁机给别人一个人情,让他人更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效命,同时也不会扫大家的兴,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这也是楚庄王的高明之处,不然的话,那位勇士也不会死心塌地的为自己卖命。

　　其实,岂止一个帝王要有涵盖宇宙的远大志向与包容天下的海量,即便是平常人又何尝不该如此呢？尤其是那些想成就一番大业的人更应该如此。在某一个行业中,如果没有纳“天下”于胸中的气势,最终很难成为某个行业中的佼佼者。如果你只是想挣一点小钱,取得一点小的成就,活着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就很难取得这方面的大成就,最终也不会有大的发展。因为你站得就低,出发点低,怎么能期盼有大的收获呢？指望天上掉馅饼是不可能的。只有你有志于竞争,且胸中有包容万象的气魄,有一览众山小的度量,才有可能会取得最后的成功。

　　同样,一个人要在自己的行业中有大的发展,就需要有容纳他人、不计得失、不斤斤计较的雅量。如果处处不能容人,就会失去有用的人,也会失去很多机会。纵观古今中外,大凡成功的人无不具备这种修养,这是获取人心的重要方法。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其中的“道”所包含的内容也有怎样获取人心的办法。

　　这是楚庄王的成功之处,更是楚庄王的智慧,是我们大家应该学习的智慧。

　　绝缨宴是当代人学习的典范。作为一个领导人必须具有如此的胸襟和度量,要容忍下属细微的错误。只有有容人之心,才能收揽人心,才能为自己的成功奠定基础。楚庄王正是因为知道自己的群臣都是愿意为他誓死效忠的,所以没有因其小过错而怪罪,而是用宽阔的胸襟去感染他们。假如他不能容忍臣下的一时过错而怪罪,恐怕会闹得群臣惶遽,人心不定,阵前哪还有拼死效命之人？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崔世安与澳门三大家族[转帖]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中，作为澳门政府社会文化司两任司长的崔世安拿下95%的提名，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唯一候选人。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届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中，作为澳门政府社会文化司两任司长的崔世安拿下95%的提名，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唯一候选人。

　　“崔家小将”成长路

　　在澳门孙中山纪念堂的后面，有一栋粉红色大宅——澳门崔氏家族唯一保留下来的一栋老宅子。1957年1月，崔世安出生在这里。

　　崔世安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澳门名校岭南中学读的。老师们回忆说，当时的崔世安个子瘦高，彬彬有礼，在集体活动中会给老师让座，习惯走在队伍的后面，以便照顾同学。他拿过全校数学比赛的大奖。

　　1973年，16岁的崔世安进入美国夏威夷教会中学。第二年，他没有选择崔家世代相传的建筑业，而是考入加州州立大学城市卫生管理系，修读医学。此后又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获得医务管理学硕士和公共卫生博士学位。1983年，崔世安学成返澳门，创办“崔氏X光医学化验室”。

　　新一代社团领袖

　　澳门是一个社团社会，任何领域的事情都在社团这个层面沟通，这成为一个独特政治现象。崔世安的社团经验丰富，有其他候选人难以比拟的优势。

　　崔世安的社团活动起于医学慈善事业。1988年，他出任澳门排名第一的慈善机构镜湖慈善会董事、排名第二的慈善机构“同善堂”值理兼医务部部长。两年后，镜湖医院慈善会把旗下另一项慈善事业交给崔世安：主管镜平学校。

　　始建于1948年的镜平学校，位于澳门“穷人最多”的北区，面向工薪阶层子女，不收学费。崔世安充分调动他的人脉资源，经过3年奔走，说服当时的澳葡政府批给学校5000多平方米的地，2400多万澳元的建设费和200多万澳元的设备费。1997年，中学部终告落成。如今，镜平学校中学部已成为与“贵族学校”培正中学齐名的澳门一流名校。

　　上世纪80年代，崔世安的哥哥崔世昌创立了澳门国际青年商会，他把弟弟介绍到商会中担任理事，并苦心栽培。在成功组织了1988年国际青年商会亚太区大会后，崔世安的能力得到了澳门商界的高度认可，从此接替兄长出任会长，一举成为澳门新一代跨商业、慈善、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的社团领袖。

　　1992年，35岁的崔世安涉足政坛，以“同心协进会”（澳门的一个社团）第二候选人的身份高票当选澳葡政府第五届立法会议员。澳门回归后，崔世安开始了长达10年的特区社会文化司司长生涯。

　　崔氏家族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崔嘉亨村是崔世安的祖籍所在地。因为贫困，崔世安的高祖父走出故乡，来到了澳门。崔世安是崔家由崔嘉亨村迁到澳门的第五代。

　　崔家在澳门的飞黄腾达始自崔世安的祖父崔殿明（俗称崔六）。在所有的文献中，崔殿明均被称为“澳门的‘建筑大亨’”,他虽然出身贫寒，但做起生意来却并不含糊。他善于和各种人物打交道，尤其与当时的澳葡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早期创业阶段，作为主流之外的非葡裔居民，崔殿明却能顺利融进上流阶层。在崔殿明的打拼下，崔家的基业开始初现规模。

　　崔殿明有两个儿子，长子崔德胜（崔世安的父亲）、次子崔德祺。上世纪50年代，崔德胜涉足建筑、厂房等行业，其沉稳的作风，获得了“低调内敛”的评价。其胞弟崔德祺则更为活跃，不仅在澳门建筑业享有盛誉，还成为澳门政界重量级人物、大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

　　事业蒸蒸日上，崔德祺却并没有将目光局限于商界。1974年之后，葡萄牙政府开始对澳门进行一系列政治建制变革。华人获得了更多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崔德祺成为最早涉足澳葡政坛的华人。

　　1988年，崔德祺开始参加《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由于他既拥有多年参与立法会的经验，又精通葡语，成为与本地葡裔族群沟通交流、增进共识的关键人物。他被委任为全国人大澳门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筹组澳门特别行政区。

　　因为多年来在澳门商、政、社会事业方面的杰出贡献，崔德祺获得过政府授予的“金莲花荣誉勋章”、“大莲花荣誉勋章”等多项殊荣。

　　三大家族通力支持

　　在新一届澳门特首选举中，崔世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枝独秀”，舆论界和澳门社会普遍认为，这离不开澳门三大家族的通力支持。

　　以崔世安的叔父崔德祺为代表的崔家、现任特首何厚铧为代表的何家、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为代表的马家，在澳门并称为三大家族。

　　有关专家说：澳门最大的政治文化就是社团文化。这一文化的核心就是凡事注重内部协商，追求没有内耗与内斗，追求稳定和持续。崔世安在300人的选举委员中获得286人支持，表明在公开宣布之前，每个界别内部都已协商好了。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崔世安是伴随着三大家族的兴盛成长起来。

　　首先，何贤、马万祺、崔德祺等老一辈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早年，何贤在澳门金融界崭露头角时，他就得到马万祺的赏识。当时，马万祺正以总经理的身份和博彩业巨子傅老榕合股经营着颇具规模的大丰银号。他十分欣赏何贤从事货币和有价证券买卖的才干，聘请他到大丰担任经理。期间，马万棋因肺病不能正常工作，大丰基本由何贤主理。很快，何贤就使大丰成为同业中的翘楚。

　　此后，何贤又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澳门最好的医院镜湖医院院长柯麟，并成为至交。何贤又将好友马万祺和崔德祺等人介绍给柯麟。后来，柯麟、何贤、马万祺和崔德祺都成为澳门最大的慈善机构镜湖慈善会的主要成员和领导人，共同为澳门的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次，崔家、何家和马家三大家族的后代互相交好，在各领域的往来更加密切。崔家一名远亲说：“何厚铧与崔世昌、崔世安、崔世平小时候就常一起玩，在襁褓时就一起合影过。”

　　据澳门媒体透露，何厚铧担任特首期间，并未在特区建制内引进何家人士，但对崔家及马家的人却有所“照顾”，如崔氏家族有人被委任为立法会主要官员，马氏家族有人被委任为行政会委员。

　　何厚铧非常看重崔世安。关于崔世安将成为下一届澳门特首的传言，在坊间已流传多年。

　　第三，崔家、何家和马家三大家族在内地和港台都有姻亲和世交，如马万祺和内地“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是亲家，崔世安又是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商界巨擘霍英东的侄女婿。这些都成为三大家族形成巨大影响力不可缺少的因素。

　　《新华澳报》社长林昶曾说过，澳门特首的任务之一，就是能够处理好与“红”（传统左派力量）、“蓝”（亲台势力）、“黄”（警队）、“白”（公务员）和“黑”（黑社会）五大势力的关系。要找这样的特首，也只有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的马家，澳门华人领袖何贤的何家，澳门建筑界大亨崔六和崔德祺的崔家。

　　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代尧教授告诉记者：“大家族中的代表性精英人物，在社会上一般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且拥有很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另外，从特首选举的现实来看，在澳门这样经济多元化程度还不高的社会，从大家族走出来的魅力型领导人，在一定时期内对促进澳门的稳定和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环球人物》2009年第7期于　晓莉等文

细数古代破帝王处男的女人 [转帖]

　　中国宫中男子的结婚年龄一般不超过18岁，大多数是在13岁至17岁之间，几乎所有的皇帝、小皇帝、太子在正式结婚之前都已临幸过女人，有着熟练的性经验，有的甚至已经生儿育女。西晋的痴愚皇帝晋惠帝司马衷，在做太子的时候，13岁时结婚，在司马衷结婚之前，他的父亲晋武帝司马炎派后宫才人谢玖前往东宫，以身教导太子，让太子知道男女房帏之事。谢玖离开太子的东宫时，已经怀孕。谢玖后来在别处宫室生下一个儿子。几年以后，太子司马衷在父母宫中见到一个孩子，晋武帝告诉他，这是他的儿子，他大为奇怪。同样，北魏文成帝拓跋浚17岁结婚，但他13岁时刚步入青春期便已临幸了宫女，14岁就做了父亲。

　　清代宫中明文规定，皇帝在大婚之前，先由宫中精选八名年龄稍长、品貌端正的宫女供皇帝临御。这八名宫女都有名分，从此成为宫中有身分的女子，每月拿俸禄，不再像其他的一般宫女从事劳役。因此，这份差使也一直为宫女们所企盼，希望藉此脱离苦海，一步登天。这八名宫女的名分一般是冠以四个宫中女官的职称，即司仪、司门、司寝、司帐。清代宫中的这种规定，目的是使皇帝在婚前对于男女房事取得一些经验，以便在和皇后一起生活中不致窘迫慌乱，能够从容不迫。

　　皇帝在婚前和哪些女人发生性关系?这在中国的历代宫廷中，并没有规定，也无法规定，完全看皇帝个人的兴致。对于青春年少的小皇帝来说，性的问题是令他紧张的，还处于被开导而无禁忌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很容易被挑逗或产生冲动，也就很容易和身边的女子发生性关系。太子住在东宫。太子行冠礼以后，便被视为成年，没有皇帝的诏命，太子从此不许随意出入后宫，以防和后宫嫔妃发生瓜葛。太子在东宫中则没有顾忌，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任意猥亵任何一个侍女，也可以和她们任何一个发生性关系。

　　从可能性上说，谁是小皇帝或太子的第一个性体验的女人?这个女人是不是会成为皇后或嫔妃?这实在难以确切地回答，谁都可能成为皇帝的第一个女人，被临幸以后也一般都有相应的名号。但总体上说，最可能成为小皇帝或太子的第一个女人的是他们身边的宫女，有些时候则是他们的乳母。宫女和乳母在宫中都是女仆，是没有名分的一类。宫女如果被临幸和得宠，则会取得名分，从而改变其卑贱低下的地位。乳母能自由出入宫禁，即便被临幸，但其乳母的名分永远不会改变，也无法改变。人们无法接受当年乳养皇帝长大的乳母能成为皇帝的嫔妃，更不能接受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从心理上说，惟我独尊的皇帝对于他的第一个女人感情浅淡，不会持久，也不眷恋。这个女人令皇帝羞涩，会使皇帝想起初次性生活的紧张和怯弱。皇帝在她面前永远不会轻松。皇帝自然而然地会避开她，转而扑向其他的美女。

　　明神宗朱翊钧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5岁时朱翊钧即被立为太子，10岁时即皇帝位。17岁那年，朱翊钧有一次路过慈宁宫，看见了宫女王氏，一时春心荡漾，不能自制，朱翊钧便临幸了她。王氏从此却有了身孕，这样重大的事情，随驾的太监当然作有记录，日簿也有案可查，但冲动以后的朱翊钧却并不喜欢王氏，不再临幸她，也不记挂。此事被慈圣太后得知，抱孙子心切的太后照顾着王氏，王氏在宫中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儿子。有一次，太后兴冲冲地告诉神宗，讲述了这件事，但神宗对此反应淡漠，装作没有听见。神宗的冷淡，王氏册封嫔妃当然无望，王氏所生的儿子同样遭到无辜的冷落。但历史上，皇帝和他的第一个女人也有例外，如明宪宗朱见深和宫女万氏。万氏是四岁时进入皇宫、成为一名宫女的。万氏最初在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宫中服侍。英宗是宪宗朱见深的父亲。万氏进入青春期以后，日益娇艳秀美，加上她聪明伶俐，善于察言观色，侍候太后体贴入微，所以极得孙太后的宠爱，成了孙太后的心腹和不离左右的小答应。宪宗朱见深是英宗的长子，生于正统十二年。两年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太后命将朱见深立为皇太子。代宗朱祁钰即位，在景泰三年，废朱见深为沂王。英宗复位以后，又被立为皇太子，这年，朱见深18岁。

　　8年以后，英宗死去，朱见深即皇帝位，为明宪宗。早在宪宗做太子时，太后就派心腹宫女万氏去服侍太子。万氏大太子18岁。太子就在这个和乳妈年龄相仿的宫女万氏的照顾下一天天长大，逐渐长成为一个英俊少年。聪明绝顶的历万氏不知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手段勾引了少年太子，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太子从此不能自拔。太子依恋着万氏，离不开万氏，万氏成了他生命的寄托。年轻的朱见深对于万氏除了感情和性欲的需要以外，还有驯服和敬畏。朱见深18岁即位，万氏已经是36岁。青春正盛的朱见深却依旧宠着中年妇人的万氏。赐给她名号，以至做到了贵妃。万贵妃恃宠而骄，横行宫中。她在后宫颐指气使，以残酷的手段使其他受孕的女子堕胎。宫中人人都惧怕她。老年以后的万贵妃，宪宗对她依旧宠爱不衰。万贵妃在58岁时，一次怒打宫女，因身体肥胖，一口气闭了过去，从此再没醒来。宪宗闻讯后肝肠寸断，喟然长叹：万贵妃去了，我还能活多久?没过几个月，宪宗便在郁闷愁烦中随万贵妃长去，终年40岁。

　　同是明代的皇帝，为什么王氏和万氏命运如此不同?两人姿色相当，宫女的身分也一样，从情理上推测，可能在于皇帝在性生活上的感觉，是快乐还是恐惧抑或是痛苦。王氏完全是被动的，她自己都少不更事，恐惧、紧张自不待言，更不用说能够让神宗轻松。万氏则不同，是她看着宪宗长大的，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万氏又大宪宗18岁，相当于他的母亲。万氏的成熟、风韵，从容不迫和长期培养的依恋和感情，自然会使宪宗在性的体验中感到轻松、自如、畅快无比。因此，王氏和她的儿子受到了冷落，而万氏没有子嗣却照旧宠冠后宫，封为贵妃。

　　万氏只是相当于宪宗的乳母，但是，历史上也有过真正的乳母和乳养的皇帝发生性关系的史事，这便是明熹宗天启皇帝和他的乳母客氏。从史料上看，乳母客氏和天启皇帝有过性关系。客氏在明代的宫中是淫乱驰名的。她怎会放过年轻的皇帝?她和天启帝的关系，不同于一般乳母和养子的关系，从如下史迹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客氏和天启帝关系的不同寻常，从遭遇可以断定客氏最先勾引了弱冠的天启皇帝，直到天启皇帝23岁时死去，两人一直关系暧昧。

　　首先，客氏乳养天启帝，将他一天天养大。一般来说，皇帝在宫中长大以后，乳母的职责已经尽到了，皇帝不再需要乳母朝夕相处，但客氏却不同。史称其每日清晨进入天启帝寝宫的乾清宫暖阁，侍候天启帝，每至午夜以后方才回返自己的宫室咸安宫。如果说是乳母照顾皇帝，没有这个必要，也是多此一举。皇帝已经长大，宫中侍仆成群，还需要一个乳母干什么?如果说客氏是出于慈爱，像母亲一样，每天得看护着年轻的皇帝，守着他，心里才安，那么这又和下一个事实相矛盾——客氏后来和魏忠贤私通，有一天，她和魏忠贤在太液池欢饮，两情缱绻，柔情似水，不远处，上树捕岛的天启帝这时忽然跌落，衣裳破裂，面部出血。客氏却无动于衷，依旧和情郎魏忠贤嬉谈笑谑。客氏在此时不管是乳母还是自诩为慈母，都是玩忽职守，显然客氏都不是。

　　其次，客氏美艳妖治，在天启帝面前从来不以乳母和慈母自居，而是一个渴求受宠的活脱脱的女人，史称客氏即便四十多岁时，面色依旧如二八丽人，而且打扮入时，其美艳和衣饰，和她的年龄、身分极不相称。但客氏的美色和妖冶是十分惊人的，连年轻的宫女、嫔妃们也无法企及，一个个只是瞠目结舌。据说，客氏为了保持美艳，使青春永驻，平时总是以年轻宫女的唾液梳理头发，以保持头发的乌黑光润。秀发如云无疑平添风韵，更具女性的妩媚多情。这样的一个女子在皇帝面前展尽风骚，朝夕侍从左右，已经不是乳母的身分。

　　再次，作为天启帝的乳母，客氏争风吃醋，竟先后害死了几个曾被天启帝临幸过的嫔妃。其中最可怜的是张裕妃，被天启帝临幸后怀孕，临产时客氏下令断绝张裕妃的一切饮食，也不派人前去接生。结果，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张裕妃饥渴难忍，拖着沉重的身体，匍匐着爬到屋檐下接雨水止渴，最后哭喊着在饥寒交迫中死去。除张裕妃以外，还有三位皇子，两位皇女，均因客氏的加害，不幸夭折。至于皇帝临幸过或刚刚怀孕的宫女被客氏残害的有多少，恐怕不会是少数。这和历代后宫中后妃争宠残杀有什么不同?如果客氏仅仅是皇帝的乳母，她完全可以借皇帝的光，称霸乡里，家族腾达，却没有必要搅乱后宫，对皇帝的后妃美人们恨之害之。

　　最后，客氏和魏朝、魏忠贤关系密切。客氏是一位性欲很强的女人。魏朝、魏忠贤是两位宦官首领，他们可能在入宫之前，净身做得不够彻底，在床上还能对付一阵。客氏知道以后，先和宦官首领魏朝私通。后来，客氏得知魏忠贤血气旺盛，性功能强于魏朝，客氏便毫不犹豫地投向魏忠贤。客氏的这一感情转移，并不是悄悄进行，而是明目张胆，在宫中闹得满城风雨。客氏如此求欢于刑余之人的宦官，对于青春年少又很眷顾着自己的皇帝，她怎会无动于衷?而且，史称客氏常将称为龙卵的子鞭之类烹制后献给天启帝，为其大补阳气。滋补的目的，当然应该是自己受用，岂能是让天启帝多御几个嫔妃美人?多生儿女?再又夺之杀之?这些都是说不通的。只有在天启帝和客氏有了两性关系，才能说得清这一切。尽管如此，客氏还是没能像万贵妃那般幸运，有了名号，进入皇帝正式的嫔妃行列。

金瓶梅与明末清初的性革命[转帖]

　　在明朝后期,中国大地上爆出了一场至少是口头和笔头上的“性革命”，这比西方性革命早三百年左右。

　　首先，它表现在短短一百年间，先人们写作、出版、发行了大量性小说，而且几乎全是极通俗的白话文。性小说是指“纯”的，即把性行为当作主线来展开情节并塑造人物。其实《金瓶梅》并不典型，首选当是《肉蒲团》、《株林野史》、《绣榻野史》等一批“非性不言”的作品。　　

　　明代的“性革命”的第二个表现是：那年头，写还不过瘾，非画出来不可，于是春宫图与秘戏蜂拥上市。在内容上，春宫写意，风花雪夜之类而已；秘戏写实，细致入微。在流传面上，不仅诗画相配，书夹插图，而且在性小说中大写看“春意儿”，可见绝非一小撮人在享用。在技术上据说仇十洲与唐伯虎也有类似在作流传于市井，据《肉圃团》所载，唐伯虎的一册子12幅性交图要卖十几两银子呢。　　

　　明代“性革命”的第三个方面是：这段时间性工具与性药品极大的丰富，实质上，仿阴茎的性工具在青铜时代已有。　　

　　明代“性革命”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同性间的性活动在那时期得到充分的文图表现。一本《弁而衩》大概是世界史上第一部、20世纪前唯一的一部专写男同性恋的成本小说。二是文和图都把男女同性恋当作情有可原的事来表现。三是大量描绘了双性恋，甚至赞许成年士大夫偶以男书童来取乐的同性性行为。　　

　　“性革命”的第五个表现就在对于“淫女”文学形象的巨变，在以往或以后的小说中，“淫女”往往是最坏、最脏、最无耻的女人，而明末清初的小说中，作者们却大量描写了女性性欲高涨、主动追男人、主动通奸等，而且恰恰把她们描写得比较美好，如我们所熟知的《聊斋志异》，其实按传统道德来看，《聊斋》里面的那些狐仙们，应该是一些道德败坏、浪荡的女人，而作者们不但将其写得美丽动人，而且公然地喊出：男人可以嫖妓，女人为什么不能？　　

　　 明末清初的这场性革命，它的旗帜就是性的快乐至上主义。

精卫鸟乃女儿魂[转帖]

　　
　　陇西人李公佐，大历间在庐州，贞元末自吴入洛阳，元和中历任江淮从事、江西从事。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春，李公佐从洪州判官的位置上解任，扁舟东泛，停泊于建业（南京），便去瓦官寺闲游。寺僧齐公一向与之相厚，陪着他登阁眺远，谈古说今。二人说热了，齐公忽然说道：“檀越博闻闳览、聪敏过人，今有一谜语，请檀越一猜。”

　　公佐笑道：“吾师好学，怎么忽然搞起儿童游戏来了？”

　　齐公说：“我这并非游戏。此间有个年轻孀妇，示我十二字谜语，说是中间藏伏着仇人名姓。常来寺中求解。老僧不能辨，遍示游客，无人能解。已经好几年了，今日相会，我只好向你求教。”

　　公佐道：“哪十二个字？且写出来，我试着猜一猜看。”齐公取笔把12个字写了出来，公佐念了又念，把头点了又点，靠在窗槛上，手指在空中画了几下，凝思片刻，忽而拍手道：“我猜到了，且万无一失。”齐公正要请教，公佐止住他：“我且未可说破。快召那个孀妇来，我给她分解。”齐公即让行童从妙果寺里找了孀妇过来，拜见公佐。小孀妇破衣旧衫，却收拾得齐整可体，公佐见她骨骼清奇，像貌不俗，便说道：“齐公说你叫谢小娥。你先告诉我这十二字谜的根由，如何？”小娥哽哽咽咽哭了好一会儿，才渐渐说出话来。

　　“我父姓谢，旧居豫章（南昌），家有巨产，隐名商贾间，往来经商。历阳侠士段居贞，交游豪俊，也在江湖上做大贾。我父慕其声名，将我许配于他。谢段两姓合为一家，兄弟、子侄、僮仆共数十人，同舟载货，辎重充盈，往来经济于吴楚之间。八年前，舟行至鄱阳湖中，遇着几只江洋大盗的船，为首的二人先跳将过来，一刀一个，先结果了我父与我夫的性命，众盗蜂拥而上，对船上老小排头杀去，我趁他们胡剁乱砍之际，撺在舵上，一失脚跌到湖里去了。在水中浮沉漂流，眼见众盗将舟中财宝金帛席卷一空，将死尸尽抛入湖中，弃船而去……我昏迷中漂到一只破旧的小渔船边，渔人夫妻搭救了我。原来谢段之舟疏财仗义，名闻江湖，这渔人夫妇也曾受过些小惠，他们同情我的遭遇，让我调理了几日，送我上岸，由我自行谋生。我流落到建业（南京），在妙果寺里暂且安身，日间在外乞化，晨昏稽首佛前，心里只是默祷祈求为父、夫报仇。一个夜里，梦见父亲告诉我：‘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丈夫说道：‘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我怎么也分解不出，我的师父说这里的齐公极有学问，是个高师，让我将这12字求他辨析。历年已久，不识仇家姓名，我是报冤无门，衔恨无穷。”说罢又哭了起来。

　　公佐苦笑道：“小娥诚动金石，我这里已将仇家姓名审详在此了。”小娥忙忙揩泪，止住哭声。

　　“杀汝父者是申蘭：车字上下各去一画，是‘申’字，申属猴；草下有门，门中怀东，乃‘蘭’字也。杀汝夫者申春：禾中走乃穿田而过，田出两头，也是个“申”字；夫上加‘一’，下临一‘日’，当是春字无疑。”

　　齐公在旁听罢，抚手称快：“李公鉴聪盖世，我等数年之疑，今日豁然。”小娥就向齐公借了笔，把“申兰、申春”四字写在内襟一条带上，拆开里面，翻转缝妥，深深地向公佐拜谢之后，向齐公道：“愿问此位尊官姓氏，以识不忘。”齐公道：“此人是江西洪州判官李公佐也。”小娥顶礼念诵，流涕而去。望着她的背影，公佐闭目摇头。自言自语：“如此报仇，谈何容易。”齐公却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妇坚忍之性，数年之内，老僧颇识之。她是不肯作浪语的。”

　　捻指间五年去了，元和十三年（818年）六月，公佐在南京家里被召，将上长安，道经泗州，顺便去拜访多曾会过的善义寺尼师大德，大德师将公佐接入客座，只见数十弟子威仪雍容地侍列于师之左右。内中一尼，仔细看了公佐片刻，问大德师：“此官人莫非是洪州判官李公佐么？”师点头道：“正是。你怎么认得？”此尼当即泪如泉涌，走到李公佐前稽首伏拜。公佐忙忙离坐答拜：“素非相识，为何谢我？”

　　小尼道：“我叫谢小娥。当年在瓦官寺乞食的小妇人就是我。尊官为我解出了‘申兰、申春’二贼的名姓，还记得么？”

　　公佐沉思片刻，方才依稀记起，便问道：“后来找出这两个强盗了么？”

　　小娥详细叙述了事情经过。她女扮男装，重到鄱阳湖边，下水磨工夫从渔民口中终于探知了二位仇人；又经历一番艰苦经营，以仆人身份取得了申兰的高度信任，抓住了他们行凶劫财的重大证据；在时机成熟时，果断地手刃了醉卧中的申兰；申春并其余党也全部在小娥的告发下落网伏法。复仇既毕，于两个月之前剪发披褐，始受戒于善义寺。大德师细细听罢，最后对着公佐说道：“小娥今天在里又得遇恩人，岂非天意！”

　　公佐听到整个复仇过程天衣无缝，大为震惊，后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余字的《谢小娥传》。此传是典型的传记文学，相继被后人载入《新唐书·列女传》、《太平广记》、《唐人小说》、《拍案警奇》，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作了肯定。流传西北的秦腔传统剧目《庚娘杀仇》，我也疑心是以《谢小娥传》为蓝本改编的。正因为这个故事盛传不衰，李公佐在《辞海》里也有了辞条，他是以文学家的身份进入了中国文学史的。

　　《谢小娥传》文字不多，却题旨重大，揭示了东方女性躯体里不亚于母性的最强悍、最刚劲、最坚韧的一个熠熠闪光的方面。不揣浅陋，我便信手写下这样几句：

　　从来天地重赤忱，　

　　鄱阳湖里现女神。　

　　公佐一传千秋在——

　　出版社：崇文书局

HD90假钞是在粤东印制的[转帖]

现在街头使用假币，只要是主观恶意就治安拘留；连续三次使用，证据能证明其具有主观故意的，送劳教或者交由检方指控诈骗罪。这样来切断买方市场。

—— 广东省公安厅经侦局副局长钱波

“广东是假币犯罪的重灾区和源头地区，从这十几年的情况来看，假币犯罪、特别是纸币，90%出自广东。”作为广东警方打击假币的一线指挥官，省公安厅经侦局副局长钱波前天表示，广东将重治假币犯罪，并向本报披露了广东假钞犯罪流程及特征，透露HD90等冠字头假钞不是台湾版，而是粤东地区印制的。据悉，印假钞机器来自江西，一套胶片二十五六张，一种有几张是冠字头的，包括HD、HB等。

钱波介绍，从广东的实际来看，台湾来的假币，应该在上世纪90年代比较猖獗，后期内地制贩假币兴起。从本土造假势力来看：主要骨干是潮汕籍，主要是陆丰三甲、揭阳惠来，汕头潮南潮阳一带，主要是老板级的人物纠合在一起，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设置窝点，这些人都是老友，以潮汕籍的老板为核心，组织生产甚至贩运。技术人员则来自外省，主要是江西、湖南、安徽等地。

潮汕地区是传统的制贩假币地区，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是重大的假币集散和中转站，从这里假币流向全国。

就在广东警方打击假币迅猛推进的7月底，经最高法院死刑复核，曾经造出近一亿元1999年版假币的揭阳普宁农民许少荣、汕头潮阳农民朱映武被押上了刑场。据悉，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4年，广东约50人因制贩假币被判处死刑。

钱波表示：广东警方打击假币犯罪行动是空前的、前所未有的。现在，包括经侦、刑警、治安、巡警、网监、边防等在内，动用达17个警种。

揭秘

印钞机器

机器来自江西，一套胶片二十五六张

潮汕地区的假人民币制造，多年来为人们所注目。为什么是潮汕地区？广东省公安厅经侦局一资深警官向本报记者介绍：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潮汕地区处在与台湾的交通要冲。

最早，粤东是台版假币的重灾区，假币走私也非常厉害。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内地印刷业等开放了，同时由于打走私打得太厉害，强烈的买方市场，让潮汕当地人干起了印制假币的生意。而当时打击的重心在走私假币这一块。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广东第一单机制假币案在汕尾告破，才把公众和警方的视野拉回内地：内地也能造假钞了。

“台版假币早期我们确实打了不少，近年来缴获并不多。”省公安厅经侦局副局长钱波表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打击的力度，一是本土造假势力的扩张。

去年媒体所指的H D90假币风波中，台版假币成为一时之所指。而巧合的是：2008年10月8日，一个制贩假人民币集团在台湾被捣破，6名台湾人落网，台湾警方缴获假人民币达1亿多元。

对H D 90等冠字号假钞，钱波表示：“明确来讲不是台湾版，而是粤东地区印制的。”据悉，机器来自江西，一套胶片二十五六张，一种有几张是冠字头的，包括H D、H B等。

从广东的实际来看，台湾来的假币，应该在上世纪90年代比较猖獗，后期内地制贩假币兴起。从去年台湾破获的假钞集团案件来分析，他们经几层打包，只需两天时间完成。而内地的生产周期一般是一个星期到十来天。

本土造假势力

骨干潮汕籍，主要在陆丰揭阳汕头

从本土造假势力来看，主要骨干是潮汕籍，主要在陆丰三甲、揭阳惠来、汕头潮南潮阳一带。而且主要是老板级的人物纠合在一起，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设置窝点，这些人都是老友。以潮汕籍的老板为核心，组织生产和贩运。技术人员则来自外省区，主要是江西、湖南、安徽等地。

粤东地区形成了传统的假币集散地。近年广东警方在梅州、河源等地各打掉两个制假币窝点，老板都是潮汕人。广东警方在珠海打掉的制贩假币团伙，同样是潮汕人。

事实上，内地假钞犯罪已走向产、供、销“一条龙”，极个别的组织还发展到分工合作的家庭式作业。

这种现象在潮汕当地比较有代表性。就如文章开头提到的被判处死刑的许、朱两位农民，他们开设作坊印制假币，目的只是为了摆脱贫困。

“特别是二次加工假人民币，他们甚至意识不到是制造假币，以为没什么，甚至叫小孩干脆辍学到家里专门干这个活。”一长期在潮汕地区打假币犯罪的警员很是唏嘘。

假币传输模式

潮汕“制造”，广、深中转流向全国

潮汕地区是传统的制造假币地区，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是假币集散地和中转站，从这里假币流向全国。

钱波分析：从近十年情况来看，广东第一批假币犯罪重点地区，在产、供、销方面都是有历史渊源的。陆丰是假币犯罪团伙面向全国的中转站和销售网络。外省人很多跑到陆丰去，或者和陆丰人联系。惠来人在广州有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这次在“09行动”中就打掉3个。

而汕头潮南传统手工业作坊、印刷业发达，在纸张和印刷设备等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同时除假钞外，还有制贩假发票犯罪行为。

现在潮汕当地也出现了“制造链”到“销售链”的分工。在广州白云区，因其有发达的物流系统、快递公司，以及庞大的城中村，犯罪分子选择这里作为加工、贩卖、运输假币的大网络，成为了“重点地区”。

而警方针对各自城市在假币链条上所处的不同位置，展开了有针对性的重点打击。

在假币源头地区，警方打击的思路是“追逃犯、端窝点、打团伙”，必须把窝点打掉，侦破案件必须以打窝点为核心。广州警方是在“源头地”———“中转地”的流通环节上开展打击，警方将之称为“断流行动”。

今年4月23日，广州公安经侦部门发现有人从成都到揭阳买假币，该人将途经广州，广州公安经侦部门动用了一百多警力，伏击、守候在该人可能出现的地方，共布点36个。经对多台车辆轮番跟踪后，在该人从广州搭乘出租车前往佛山南海途中将其抓获，在其乘坐的出租车上查获假币700余万元。同时，一个在揭阳制造假币、在广州批发出售的家族犯罪团伙也因此落网，缴获大量假人民币，为广州今年破获的最大制贩假人民币案件。

假币是怎样炮制的

制假骨干

主要是陆丰三甲、揭阳惠来，汕头潮南潮阳一带，以潮汕籍的老板为核心，组织生产、贩运。

技术人员

来自外省，主要是江西、湖南、安徽等地。

印钞机器

来自江西，一套胶片二十五六张，一种有几张是冠字头的，包括HD、HB等。印多后不好印了，就用前面四个字遮住再印。

假币式样

H D 90、H B90等冠字头及其他式样，生产周期一般是一个星期到十来天。

销售网络

多在潮汕地区印制。在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集散和中转，流向全国。

打击技巧

打早一分不成“假钞”打晚一时流向市场

警方决定釜底抽薪，致力切断买方市场

警方在这次打击制贩假人民币中致力于流通领域的釜底抽薪“必须切断买方市场”。

“目前，持有者使用假币一次，只要能确认是主观故意，就可以治安拘留；有确凿证据表明恶意使用三次以上，就可以劳教，直至交由检方指控诈骗罪。”钱波表示。

有专家分析：之所以在流通领域内有庞大的买方市场，首先是使用现金交易的传统习惯根深蒂固，尤其是在零售中。致使市场上现金流量过大，为假币提供了生存空间。

链接

举报假币案　广东最高奖20万

根据《广东省举报假币犯罪奖励办法》，举报并协助公安机关捣毁印制假币窝点、加工假币窝点、侦破贩运假币等案件及抓获假币案件在逃主要犯罪嫌疑人的有功人员予以奖励，最高奖励20万元。“09行动”期间，公安部对举报伪造货币窝点的，一经查实，最高奖励人民币30万元。对举报出售、运输、购买假币数额巨大的，一经查实，奖励人民币1万元至10万元。对举报在逃伪造货币窝点主要犯罪嫌疑人和骨干的，一经抓获，奖励人民币1万元至5万元。

打假币不力，党政领导承担失职渎职责任

2009年7月10日，经省委领导批准，省综治委决定将汕尾陆丰市、揭阳市惠来县、汕头市潮南区、广州市白云区，确定为第一批假币犯罪重点地区进行为期半年的综合整治。省综治委牵头制定《广东省假币犯罪重点地区综合整治考核办法》，整治期满后，若反假币不力，当地党政领导必须承担失职渎职责任。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08-05 07:43:05 　 　　

陈后主淫狎亡国[转帖]

　　　　陈后主（５５３～６０４年），即陈叔宝。南朝陈皇帝。公元５８２～５８９年在位。字元秀。在位时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日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隋兵南下时，恃长江天险，不以为意。祯明三年（５８９年），隋兵入建康（今江苏南京），被俘。后在洛阳病死，追封长城县公。

　　陈朝自武帝开国，纲纪粗备，天下渐安，江南之地号称富庶。后主陈叔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即位之后耽于诗酒，专喜声色。后宫有一个美人，名叫张丽华，本为贫家之女，父兄以织席为业。后主为太子时，被选入宫，拨为东宫侍婢。当时后主的龚、孔二妃，花容月貌，皆称绝色，并承宠爱，而孔妃更盛一筹。后主曾对孔妃说：“古称王昭君、西施长得美丽，以我来看，爱妃你比她们美。”

　　张丽华入宫，年仅十岁，为孔妃的侍女。有一天，被后主偶然遇见，后主大惊，端视良久，对孔妃说：“此国色也。卿何藏此佳丽，而不令我见？”孔妃说：“妾谓殿下此时见之，犹嫌其早。”后主问何故，她说：“她年纪尚幼，恐微葩嫩蕊，不足以受殿下采折。”

　　后主微笑，心里虽很怜爱，只是因为她年小幼弱，不忍强与交欢。因此做小词，以金花笺书写后送给张丽华。丽华年虽幼小，但天性聪明，吹弹歌舞，一见便会，诗词歌赋，寓目即晓。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出落得轻盈婀娜，进止闲雅，姿容艳丽。每一回眸，光彩照映左右。后主虽未曾临幸，却常把她抱置膝上，抚摩她的身体。此时张丽华芳心已动，云情雨意，盈盈欲露，引得后主益发动情。叔宝即欲染指淫狎，张丽华半推半就，惹得这位陈叔宝魂魄颠倒。一天夜里，风景融和，明亮的月光如水一般，借着酒意后主挽张丽华同寝。张丽华初承雨露，娇啼宛转，不胜羞涩。从此后两情胶漆，号称专房。

　　不久宣帝崩，后主正式即位，册张丽华为贵妃。当初叔陵做逆时，后主脖颈被砍受伤，在承香殿中养病，屏去诸姬，独留张贵妃随侍。后主病愈，对张丽华更加爱幸。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很简朴。后主嫌其居处简陋，不能作为藏娇之金屋，于是在临光殿的前面，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十丈，袤延数十间，穷土木之奇，极人工之巧。窗牖墙壁栏槛，都是以沉檀木做的，以金玉珠翠装饰。门口垂着珍珠帘，里面设有宝床宝帐。服玩珍奇，器物瑰丽，皆近古未有。阁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名花。每当微风吹过，香闻数十里。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其中有复道连接。又有王、季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都以才色见幸，轮流召幸，得游其上。张丽华曾于阁上梳妆，有时临轩独坐，有时倚栏遥望，看见的人都以为仙子临凡，在缥缈的天上，令人可望不可即。

　　张丽华也确是艺貌双佳，她发长七尺，黑亮如漆，光可鉴人。并且脸若朝霞，肤如白雪，目似秋水，眉比远山，顾盼之间光彩夺目，照映左右。更难得的是，张丽华还很聪明，能言善辩，鉴貌辨色，记忆特别好。当时百官的启奏，都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两人初步处理后再送进来，有时连蔡、李两人都忘记了内容，张丽华却能逐条裁答，无一遗漏。起初只执掌内事，后来开始干预外政。陈叔宝宠爱贵妃张丽华，“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到了国家大事也“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的地步。后宫家属犯法，只要向张丽华乞求，无不代为开脱。王公大臣如不听从内旨，也只由张丽华一句话，便即疏斥。因此江东小朝廷，不知有陈叔宝，但知有张丽华。

　　陈叔宝热衷于诗文，因此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骚客，以官拜尚书令的“好学，能属文，于七言、五言尤善”的江总为首。他们这些朝廷命官，不理政治，天天与陈叔宝一起饮酒做诗听曲。陈叔宝还将十几个才色兼备、通翰墨会诗歌的宫女名为“女学士”。才有余而色不及的，命为“女校书”，供笔墨之职。每次宴会，妃嫔群集，诸妃嫔及女学士、狎客杂坐联吟，互相赠答，飞觞醉月，大多是靡靡的曼词艳语。文思迟缓者则被罚酒，最后选那些写诗写得特别艳丽的，谱上新曲子，令聪慧的宫女们学习新声，按歌度曲。歌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流传最广的有“壁户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十字。陈后主曾做的《玉树后庭花》如下：“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成为有名的亡国之音。君臣酣歌，连夕达旦，并以此为常。所有军国政事，皆置不问。

　　内外大臣专迎合为事。尚书顾总博学多文，尤工五言七言诗，溺于浮靡。后主对他很宠信，游宴时总会叫上他。顾总好做艳诗。好事者抄传讽玩，争相效尤。山阴人孔范容止温雅，文章瑰丽。后主不喜欢听别人说他的过失，孔范在这方面善于为后主饰非，因此后主对他宠遇优渥，言听计从。孔范曾对后主说：“外间诸将，起自行伍，统不过一匹夫敌，若望他有深见远虑，怎能及此？”从此带兵的将帅微有过失，就夺他们的兵权，刀笔之吏反而得势。边备因此越加松弛。此时文武懈体，士庶离心，覆亡即不远了。当时朝廷有狎客十人，以顾总为首，孔范次之。君臣生活穷奢极欲，国力却逐渐衰弱下来。消息传入长安，正值隋文帝开皇年间。隋文帝本有削平四海之志，于是隋之群臣，争劝文帝伐陈。文帝下诏数后主二十大罪，散写诏书二十万纸，遍谕江外。有人劝文帝说兵行宜密，不必如此张扬。文帝说：“若他惧而改过，朕又何求？我将显行天诛，何必守密？”于是修建了许多战舰，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总管韩擒虎、贺若弼等，率兵分道直取江南。隋兵有五十一万八千万，东接沧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无不奋勇争先，尽欲灭了陈朝。

　　陈叔宝却深居高阁，整日里花天酒地，不闻外事。他下令建大皇寺，内造七级浮图，工尚未竣，为火所焚。沿边州郡将隋兵入侵的消息飞报入朝。朝廷上下却不以为意，只有仆射袁宪，请出兵抵御，后主却不听。及隋军深入，州郡相继告急，后主叔宝依旧奏乐侑酒，赋诗不辍，而且还笑着对侍从说：“齐兵三来，周师再至，无不摧败而去，彼何为者耶？”孔范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断南北，今日隋军，岂能飞渡？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做太尉公矣。”有人妄传北军的马在路上死去很多。孔范说：“可惜，此是我马，何为而死？”后主听后大笑，深以为然，君臣上下歌妓纵酒，赋诗如故。

　　朝廷十分有才能的将领萧摩诃丧偶，续娶夫人任氏。任氏妙年丽色，貌可倾城，与张丽华说得投机，结为姊妹。任氏生得容颜俏丽，体态轻盈，兼能吟诗做赋，自矜才色，颇慕风流。她觉得丈夫摩诃是一介武夫，闺房中惜玉怜香之事，全不在行，故心里不满。在宫里看见后主与张丽华，好似并蒂莲恩爱绸缪的样子，不胜欣羡。因此见了后主，往往眉目送情。后主只因任氏是大臣之妻，未便妄动。又因为相见时妃嫔满前，即欲与她苟合，苦于无从下手。一天，后主独遇任氏，挑逗数语，便挽定玉手，携入密室，后主拥抱求欢，任氏亦含笑相就，没有推辞，翻云覆雨，娇喘盈盈。自此任氏常被召入宫，留宿过夜，调情纵乐，做长夜欢聚。在萧摩诃面前，只说被丽华留住，不肯放归。萧摩诃是直性人，开始还信以为实，也不用心查问。后来风声渐露，才知妻子与后主有奸，不胜大怒，叹道：“我为国家苦争恶战，立下无数功劳，才得打成天下。今嗣主不顾纲常名分，奸污我妻子，玷辱我门风，教我何颜立于朝廷！”

　　隋兵渡江，如入无人之境。沿江守将，望风尽走。后主向来懦怯，不谙军事，待到隋兵百万压境，后主才开始害怕，召萧摩诃、任忠等于内殿，商议军事。萧摩诃只是不说话。萧摩诃以后主私通其妻，全无战意。最后被擒降隋。隋军直入朱雀门。陈朝的大臣皆散走。后主身旁不见一人，只有袁宪站着没走，后主说：“朕从来待卿不薄，今众人皆弃我去，惟卿独留，不遇岁寒，焉知松柏？非惟朕无德，亦是江东衣冠道尽。”说完，遽欲避匿。袁宪劝说道：“北兵入都，料不相犯，事已至此，陛下去将何往？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见侯景故事。”后主不从，下榻急走：“锋刃之下，未可儿戏，朕自有计。”不知他有什么计？从宫嫔十余人，奔至后堂景阳殿，与张丽华、孔贵嫔三人并作一束，同投井中。隋兵入宫，执内侍问后主藏到哪里去了。内侍指井说：“这里。”里面漆黑一团，呼之不应，上面往下扔石头，才听到里面有求饶的声音。用绳子拉上来，士兵奇怪怎么这么重，本来以为后主体胖，出来后才发现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同束而上。隋兵皆大笑。据说三人被提上来时，张丽华的胭脂蹭在井口，后人就把这口井叫“胭脂井”。

　　贺若弼夜烧北掖门入，听说韩擒虎已捉住了陈叔宝，呼来视之，陈叔宝惶惧不堪，流汗股栗，向贺若弼求饶不止。贺若弼安慰说：“不要恐惧。”

　　晋王杨广素慕张丽华之美，私嘱高G：“你进入建康，必找到张丽华，勿害其命。”高G至，召张丽华来见，他说：“昔太公灭纣，尝蒙面斩妲己，此等妖妃，岂可留得？”即斩之于青溪。

　　后主至京朝见隋帝，文帝赦其罪，给赐甚厚。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来陈叔宝竟对文帝要求：“我还没有一个称谓，每回朝集，无法与人交谈，愿得一官号。”文帝后来叹息说：“陈叔宝全无心肝。”监者又说叔宝每日喝醉，罕有醒时。帝问饮酒几何，对曰：“与其子弟日饮一石。”文帝大惊，叹道：“随他罢，否则叫他如何过日？”杨坚是把陈叔宝作为一个皇帝来批评的，而在陈叔宝眼里，他做诗度曲才是正业，兴趣也全在这上头，而管理国家不过是他偶一为之的“副业”而已。才会在隋军兵临城下时，告急文书未曾开拆就被丢在床下；陈叔宝也完全忘却了一个皇帝起码的尊严，所以当隋军杀入宫中，他才会与张贵妃孔贵妃三人抱作一团躲在井里，以致隋文帝对一国之君如此不顾体面而大吃一惊。也许陈叔宝并不是“无心肝”，他只是从来就把自己当作一个风流才子，一个诗文骚客，亡不亡国，无所谓，皇帝的体面，更是无所谓的了。陈后主的好日子就像玉树后庭花一样短暂，仁寿四年，死于隋大兴城，时年五十二岁。

　　魏征在《陈书》中评论陈后主说：“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谋谟所及，遂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自投于井，冀以苟生，视其以此求全，抑以民斯下矣。”清人袁枚对张丽华的评价总还公允：“结绮楼边花怨春，青溪栅上月伤神。可怜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梦里人。”《玉树后庭花》被称为“亡国之音”。后来就有了杜牧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其实历史自有其向前的步伐，无论陈后主是否写不写“亡国之音”，隋文帝杨坚的一统大业还是要实现，而陈后主只顾享乐、不问政事的理国之举，是无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行的。

 中国辐照食品占全球1/3 专家：发生率高出美国20倍[转帖]

“辐照食品对人类的健康是否有影响,就像转基因食品一样在世界上是有争议的。”“因为我们只能用动物或者离体细胞做实验,所以到底辐照食品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研究起来还很困难。”

截止到目前,世界上只有42个国家正式批准了240多种辐照食品的标准。有些国家则严格禁止辐照食品。

“欧盟对辐照食品持相当严格和谨慎的态度。”

“日本北海道的土豆辐照设施是世界上较早的商业化运行的辐照设施,但日本除了在1972年批准土豆辐照抑制发芽外,一直没有批准其他食品的辐照处理。”

“辐照过的食品或者药品的确发生了化学性质的改变。”“近年来我发现很多药厂在盲目地使用钴60来灭菌,食品行业也尤为突出,但是这种方法使用不当可能会产生辐解产物,要么造成食物营养素的破坏,要么造成药物的有效成分破坏,抗病毒能力降低。”

大量检测和临床显示,使用不当产生的辐解产物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危害，“比如辐照过的青霉素钾会引起摄用的小白鼠罹患癌症,所以美国已经严禁辐照技术应用于液体药物。”

因为滥用辐照灭菌,国内的一些厂商和部分出口产品已经多次受到欧盟、日本、美国等国家和组织的警告、退货等处理。

“有意思的是,目前我国辐照企业的钴60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一边把钴60推销给我们,一边又退我们的货,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钴60事件”引出“辐照”食品之惑

　　辐照,一种新的灭菌保鲜技术,粮、蔬、果、肉、调味品、中药等领域均已应用,我国相关食品产量已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然而,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辐照”一词还相当陌生。

　　新闻背景

　　河南杞县“钴60事件”

　　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利民辐照中心于1997年成立,业务是用钴60放射源对方便面调料包、辣椒粉等进行辐照灭菌。放射源通常被放在墙壁厚达2米的水井辐照室内,用时提出,用完放回。

　　2009年6月7日,中心辐照装置运行时货物意外倒塌,导致放射源保护罩倾斜,钴60放射源被卡住,无法回到水井中。

　　6月14日15时,由于放射源的长时间照射,接受辐照加工的辣椒粉自燃。24时,火势得到控制。

　　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安全无事,正在处理。

　　7月16日环保部发布通告,卡源事故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7月17日有谣传称辐照中心钴60将爆炸,致使许多群众逃离家乡,前往附近县市“避难”。当地政府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专家出面辟谣,警方抓获5名造谣者。大部分群众返回家中。

　　怎样让大蒜不生芽、中药丸不生虫、方便面调料包不变质?

　　答案之一是——进行辐照。

　　从6月7日,装有钴60的放射源无法正常回到铅井内,到目前仍未公布此次故障最终解除的确定时间——河南杞县利民辐照中心不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成为了新闻热点,也把“辐照技术”这个陌生的专业字眼带到了公众面前。

　　随着辐照技术的应用范围浮出水面,人们不禁发问,我们日常食用的哪些食品是经过了辐照的?放射性物质辐照过的东西人吃了安全吗?

　　中国辐照食品已占全球总量1/3

　　北京消费者李先生在浏览河南杞县利民辐照中心“钴60事件”新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以前他从来没有注意过的现象,那就是,钴60照射的物品竟然包括自己日常吃的辣椒粉。

　　“一个县不仅有存放放射性物质的辐照厂,而且竟然辐照辣椒粉、大蒜、甚至方便面的调料包,而我和我周围的人竟然都是第一次知道。”李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那我除了要关心辐射源的管理会不会出问题以外,可能更要关注那些被辐照的食品对我是不是安全了。可是我查了很多资料,却很难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

　　媒体资料显示,在河南开封,杞县是第一人口大县,同时也是地域大县和农业大县,盛产大蒜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花生、大蒜、棉花等农作物在保存一段时间后会发芽和易生虫等,其产品在国内市场一度受到很大冲击。1997年,民营企业“杞县利民辐照厂”投入运行。该企业的“辐照作业”,主要就是对大蒜、花生、棉花、方便面调料包、辣椒粉、中药材等进行辐照灭菌。

　　“能够长期保存并且不希望发生变化的食品,目前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辐照技术进行处理了。”现已退休的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辐射安全所(原卫生部工业卫生试验所)原所长王作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比如大蒜,辐照以后就不会发芽了,而且保存的时间要长得多;我们现在吃的中药丸也很少看到长虫子的现象。要获得这些成果,一个重要的技术应用就是辐照技术。”

　　据王作元介绍,食品辐照技术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灭菌保鲜技术。它是一种辐射加工技术,运用γ-射线的照射对食品进行加工处理,在能量的传递和转移过程中,产生强大的理化效应和生物效应,从而达到杀虫、灭菌、保持营养品质及风味和延长货架期的目的。

　　“食品辐照以其减少农产品和食品损失,提高食品安全质量,控制食源性疾病等独特技术优势,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成为21世纪保证食品安全尤其是固态食品安全的有效措施之一。”王作元说。

　　目前,我国约有近百种辐照食品通过了鉴定,早在1998年之前国家就已颁布批准了粮食、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干果、调味品等6大类固态辐照食品的卫生标准,在28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50多个商业化规模的辐照装置。“目前类似的辐照厂已经越建越多,而源量为30万居里以上的大型辐照单位也已达到80—100家左右。”王作元说。

　　另据中国核农学会早前的调查显示,2005年我国辐照食品产量就已达到14.5万吨,占世界辐照食品总量的36%,产值达到35亿元。

　　但是,几乎很少有消费者知道,自己吃的食品可能就是被辐照过的。

　　辐照食品安全与否有争论

　　“辐照食品对人类的健康是否有影响,就像转基因食品一样在世界上是有争议的。”王作元介绍说,“因为我们只能用动物或者离体细胞做实验,所以到底辐照食品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研究起来还很困难。”据悉,目前辐照研究能够依据的还是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以后的研究结果。所以尽管第一个商业食品辐照工厂在1991年就已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开业,但截止到目前,世界上只有42个国家正式批准了240多种辐照食品的标准。有些国家则严格禁止辐照食品。

　　“欧盟对辐照食品持相当严格和谨慎的态度。”来自河南相关科研院所的一位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说,欧盟有关食品辐照的指令有两个,即“离子照射处理的食品”的框架指令1999/2/EC和执行指令1999/3/EC。

　　“第一个指令规定了实施辐照处理的总体概念和技术要求,辐照食品的标示和辐照设施的授权等有关要求,包括‘必须具有合理的技术要求,没有健康危害,有利于消费者’;‘不作为替代卫生措施的手段’;‘所有经辐照的食品或含有辐照食品成分的必须在食品标签上标明’等内容。第二个指令规定在欧盟允许辐照的食品,目前只允许辐照处理药草、香料和植物调味料一类物质。”这位专家对记者介绍说。

　　“日本北海道的土豆辐照设施是世界上较早的商业化运行的辐照设施,但日本除了在1972年批准土豆辐照抑制发芽外,一直没有批准其他食品的辐照处理。”该专家说,“我们国家的辐照厂却批了很多。”

　　“辐射育种是当前的研究课题之一。”王作元告诉记者,“比如我们把蔬菜种子带到外太空,宇宙线的辐射要比地面强得多,经过宇宙线辐照的外太空种子种出来的蔬菜都超级大,比如黄瓜,都能长到人的胳膊那样粗。而太空蔬菜我们已经食用了很多年。”

　　“有些食品经过辐照以后是能够鉴别出来的。”王作元说,“比如白砂糖,辐照过的就会发亮光。但现在仍未大面积推广。”

　　“辐照过的食品或者药品的确发生了化学性质的改变。”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从事药品加工工艺研究的专业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对辐照技术的关注已经有10年之久,担忧溢于言表。“近年来我发现很多药厂在盲目地使用钴60来灭菌,食品行业也尤为突出,但是这种方法使用不当可能会产生辐解产物,要么造成食物营养素的破坏,要么造成药物的有效成分破坏,抗病毒能力降低。”

　　该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关于辐解产物的研究工作国内外还不多,但是在有限的研究中,大量检测和临床显示,使用不当产生的辐解产物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危害,“比如辐照过的青霉素钾会引起摄用的小白鼠罹患癌症,所以美国已经严禁辐照技术应用于液体药物。”据他介绍,因为滥用辐照灭菌,国内的一些厂商和部分出口产品已经多次受到欧盟、日本、美国等国家和组织的警告、退货等处理。

　　“有意思的是,目前我国辐照企业的钴60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一边把钴60推销给我们,一边又退我们的货,不能不令我们深思。”该人士说。

　　辐照食品标识为何有令不行

　　1980年,国际辐照食品联合专家委员会确认“为贮存的目的,任何食物受到10kGy(放射性计量单位)以下的辐照,不再需要进行毒理学方面的检测”。1983年,FAO(世界粮农组织)与WHO(世卫组织)的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正式颁发了《辐照食品通用法规》,为各国辐照食品卫生法规的制订提供了依据。

　　我国也出台了关于辐照技术的很多文件,如卫生部1996年4月5日颁布了《辐照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规定辐照食品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和限定的剂量标准内,如超出允许范围,须事先提出申请,待批准后方可进行生产。我国还规定,从1998年6月1日起,辐照食品必须在其最小外包装上贴有规定的辐照标识,凡未贴标识的辐照食品一律不准进入国内市场。

　　“遗憾的是目前从未见过该法律的执行。药品辐照更是无人管理。”上述从事药品加工工艺研究的人士告诉记者,“药品的辐照目前并无法律的允许。但是我国目前的辐照厂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基本都包含了此项目,并且几乎每天都在照。甚至一些乡镇都会有辐照厂存在。”

　　相对于企业来说,由于辐射穿透力极强,尤其是γ-射线,因此无须打开包装,可直接照射整体包装物品。操作简便,速度快,比较经济。这也成为了不少生产食品和药品的厂家乐于采用钴60灭菌的原因所在。

　　“由于辐照具有很好的灭菌效果,加大剂量的话微生物含量可以减至0,而且灭菌时间也能大大缩短,因此很多企业甚至放松了对中间过程的卫生控制,细菌病毒严重超标的产品拉去辐照一下‘达标’,辐照的剂量也远远超过国际标准。”上述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如何科学地确定辐射剂量曾经是个有争议的题目。各个国家之间,对允许的剂量标准也有不同的看法,而我们的一些辐照厂和食品药品生产企业却为了减低成本任意加大辐照剂量,已3倍或5倍地超过国际剂量的最高标准,这如何能够保证食品和药品的安全呢?”

　　“辐照技术应用于商业化运作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我们目前对它的监管到位了吗?”该人士说,“不科学辐照,甚至违法辐照比较突出,很难在我国市场上看到有标识的辐照食品??这些不仅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护,给消费者的安全埋下隐患,同时也会对一些合法经营的企业造成不公平。”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辐射安全所原所长王作元:

　　“我国放射事故发生率高出美国20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射线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学和科学研究等领域,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辐射安全所原所长王作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但是如果大的对人体极易造成危害的放射源要是管理不好或设备失灵的话,就会造成操作人员伤亡,对周围百姓造成极大的心理影响。”

　　在王作元看来,大部分的辐射事故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设备连锁装置带病运行,操作人员不按规范操作、放射物质在运输、保管、储存过程中疏忽大意发生丢失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放射事故发生率,美国每年、每万枚放射源约为0.25次,而我国约为5.6次,要比美国高出20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王作元说。

　　“河南钴60事件既有设备带病运行的因素,也有人员操作失当的因素,更有对事故发生后处理不力的因素,因此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比如夜里2点发生的事故,没有当夜进行处理,反而在层层汇报的等待中发生了越来越棘手的情况。对信息总不能作出正面的回答,加上人们基本防护知识的缺乏,自然都会引起人们的恐慌。”

　　针对人们的谈辐射色变,王作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大可不必过于恐慌。很多时候事故本身没有那么大,但是受心理因素的影响,事故就被成倍地放大了”

　　“关于辐射产生的效应分为两大块。”王作元说,“一是确定性效应,只有超过一定剂量值才会发生,后果可能是眼晶体混浊、明显口腔溃疡、掉头发、皮肤烧伤、脑型、肠型放射病,甚至死亡等。另一种是随机性效应,主要指的是癌症发病率的增加。受到照射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病,有一定概率,接受的辐射剂量越大,概率越高。所以,人接受的辐射剂量越小越好,或者说,尽量不要接受没有必要的辐射,”

　　据王作元介绍,目前国内核事故医学应急的相关培训每年都在进行,“但是相关的应急医务人员还是太少,甚至国内的大多数三甲医院都缺乏具有核事故医学处理知识的人员。如果每个省都能有1-2家医院能够处理核事故造成的人员伤害,那么很多损失就可以避免了。”

　　“中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核电站,而建核电站的地方大都是工业最发达、用电量最大、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发生或大或小的事故都会引起周边群众的恐慌。”王作元告诉记者,“核电站反应堆事故会释放出大量的放射性碘。因此对周围居民的碘预防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普及这样的知识,并且能够在事故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比如稳定碘片的生产、储存、更新、发放等工作都要事前安排好。很多时候,未雨绸缪才是我们目前最应该做的事。”王作元说。（记者宋雪莲）

　　2009-8-3 中国新闻网

专家：奶粉违规宣传严重妨碍母乳喂养[转帖]

　　2009-08-03 新华网

　　据调查，我国近年来母乳喂养率呈下降趋势，目前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率不足５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专家认为，大量母乳代用品夸大其词的宣传和形形色色的促销行为，对母乳喂养行为造成严重干扰。

　　为保护和促进母乳喂养，１９８１年第３４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我国为《守则》的签署国。１９９５年，我国政府颁布了《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守则》和《办法》规定，禁止母乳代用品生产者及销售者开展有碍母乳喂养的销售活动。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奶粉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大，一些奶粉公司无视国际准则和我国法规要求，大肆进行母乳代用品促销活动。有的奶粉公司在产品包装或广告宣传中暗示或明示产品类似或接近母乳；有的通过医院卫生保健机构向孕产妇推荐产品；有的通过所谓的母婴健康咨询活动宣传产品；还有的在超市中对母乳代用品进行促销活动。

　　“目前奶粉公司在中国的宣传和促销愈演愈烈，２００７年广告宣传费用就高达７亿美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与营养及水和环境卫生处处长何大卫博士指出，很多违规行为严重干扰了支持、促进和保护母乳喂养的环境建设，是造成母乳喂养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

　　中国消费者协会２００７年６月－７月在北京、上海等３０个大城市组织开展了母乳代用品市场状况调查。当问及婴儿母亲在听到婴儿奶粉宣传中有“添加ＤＨＡ等营养物质，有利于孩子大脑发育”等相关宣传内容后，５７．２％的婴儿母亲表示会为婴儿选购这类配方奶粉。这表明，婴儿配方奶粉的相关功能性宣传会对婴儿母亲造成潜在影响。不仅如此，２１．７％的婴儿母亲反映，她们在怀孕或哺乳期间从电视上看见过奶瓶或奶嘴广告；而另一方面，４４．６％的婴儿母亲并“不知道”给婴儿使用奶瓶或奶嘴会影响到母乳喂养。育婴专家指出，母乳代用品的宣传将对母乳喂养行动造成严重干扰，也为《守则》和《办法》所禁止。

　　《办法》规定：禁止发布母乳代用品广告，《食品广告发布暂行规定》规定：食品广告不得明示和或者暗示可以替代母乳，不得使用哺乳妇女和婴儿的形象。调查显示，从目前奶粉广告市场情况来看，奶粉广告中使用哺乳妇女和婴儿的形象、明示或暗示可替代母乳等形式的违规宣传为数不少。

生命与爱情，不能不认知的自然[转帖]

一·从人的出生概率，看生命的弥足珍贵

在生活中，经常听说某某寻短见了。常常见诸媒体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群里自杀的事儿也屡见不鲜。生活中的痛苦是不少，事业上的压力也常常让人郁闷烦恼，但相比生命的存在来说，是真正的微不足道。
　　　　
　　我们设定：
　　　　
　　一个母亲存活80岁，将15岁算作发育成熟起算，至65岁绝经，共有50年的生育期。每个月排一个卵子，每年排12个，50年总计排卵600个。这是一个健康母亲，一生中无病无灾，属标准型的育龄妇女。
　　　　
　　我们再设定：
　　　　
　　一个父亲存活80岁，将15岁算作发育成熟起算，至65岁老矣，共有50年的生育期。每个月仅做爱一次，每次射出1-2亿个精子，按每次1亿个算，每年有12亿个，50年总计有600亿个精子。当然，这也是个健康父亲，一生无病无灾，仍属标准型育龄男子。
　　　　
　　上述假设的母亲和父亲相爱结婚后，母亲一生的600个卵子和父亲一生的600亿个精子的结合，才偶然造就了一个你，我，他。从这个成就生命的概率来看，生命，无疑是来之不易的弥足珍贵。
　　　　
　　在所有的东西方宗教教义和神话传说中，自杀的人死后，灵魂是不得超生的，也就是不能再转世为实体生命的。
　　　　
　　自杀者的死亡，会产生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后果：父母的赡养，子女的养育，夫妻间的扶助，兄弟姐妹和朋友间的救济等等，你都要交给谁？社会的援助是不可靠的，朋友的同情，帮助，是暂时的。只是可怜了生身父母和子女。自杀者于心何忍！
　　　　
　　　爱护自己，珍惜生命，对社会负责，对家人负责，这是天赋与的职责！

二·认知自然人生，珍惜每一天

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从起源开始，进化至今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岁数了。如果宇宙不给地球制造毁灭性的灾难，或者人类不自身毁灭自己的话，还有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甚至几十亿年的寿命。可作为一个个体的自然人，如果能够在世上存活100年那就算是奇迹了。

据史载和近现代调查统计，夏、商时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18岁；西周、秦汉为20岁；东汉为22岁；唐代为27岁；宋代为30岁；清代为33岁；1949年以前民国时期为35岁。1957年，中国人平均寿命提高到57岁；1981年为68岁；1985年为68.97岁，其中男性为66.96岁，女性70.98岁。到2000年，中国人平均寿命再次提高到男71，女74岁。

姑且按80岁计算我们的个体寿命。在人生的前15年，是长身体，学知识练本领的阶段，虽不失有童年少年的快乐，但终究是在消费家庭和社会，不是独立有效的个体人生。在人生的后15年，年老体衰，已难以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诸多责任和义务，而各类资源的消耗又成了必然。

人生中去掉少15年和老15年，能够独立思想与有效行为的就剩50年。一年365天，50年也只有18250天。而这18250天的每一天，还得有一半的时间去睡觉休息，这样，一天按半天算，你就剩下9000来天了。

这9000天还是放大了的算法。你没看到，那么多20大几的人还在大街上瞎愰荡着吗？

让我们紧紧把握住这点时间吧，珍惜每一天！

三·爱与情不必然合成爱情

爱，本能使然。爱的本质决定了它的自然属性。成熟男女身体内的荷尔蒙才是爱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

人，作为双性繁殖的一个物种，当生殖个体在某个阶段，对适合自己的特定的相对方有了选择，有了吸引与趋从，有了加速血液流动和内分泌排泄的刺激，有了难以扼制的冲动，最终实施了交媾行为，这就是一场完整的爱。而这一切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实现繁衍后代的目的。在自然界，爱是普普通通，最平常不过的现象。爱只有相对时段的稳定性。重复的交配对象会抑制人体荷尔蒙的分泌，不利于基因变异和优化后代。所以，爱并不戴有神圣或者崇高的光环。

情，上帝赐与人类特有的奢侈。有思想和情感的自由，却有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这就决定了它的社会属性。情是一种归属感和归宿感，是相互依存的信任，是排它性质的心理寄托，是面对未来的责任，是延续爱的一种方式。

人，群居在社会中，随着活动参与的广泛性，必然会发现更多更优秀的佼佼者。依据进化法则，想入非非和移情别恋当是合理的人性表现。这时，因道德约束而自我压抑了人性者，就获得了传统荣誉；那些我行我素离经叛道者，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者肯定会来干预，并被背上丑恶的骂名。
物质决定意识，人的自然属性对抗社会属性也是一种必然。应该相信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誓言吗？我认为，梁祝们也只是高台教化而已。爱是“做”出来的，情是“感”出来的。没有持久的爱，没有不变的情。为爱与情所困者，皆教化之大悲哀矣。

我们生活的周围，有情有爱者大有人在，有爱无情或有情无爱者却也比比皆是。人们的性爱状态不妨这样描述：有爱情的婚姻叫“生活”，没有爱情的婚姻叫“过日子”。我们可以欣赏羡慕情爱双全者，但也大可不必指责或唾弃那些对伴侣的重新选择者，因为他们这么做是符合人性的。

投资未来，我们肯定愿意选择最好的项目。

四·爱情是上帝的一个阴谋

网络上的个人空间里，充斥着对爱与情的诉说和渲泄：焦虑，懊悔，伤叹，哀怨，烦恼郁闷，甚至于愤怒，仇恨。从症状来看，是那么多的人患上了“爱情综合症”。发发议论，说不定能给一些人缓解点病情，减轻些痛苦。

从古到今，人类历来就是“爱情综合症”的重疫区。这是因为人类生来具有区别于其它生灵的基因---思想和感情。这种病没有疫苗可防治。高发人群为青年男女，小部分中年男女有时也会感染，老年男女基本不会被感染。患者或重或轻，只能凭借自身的综合素质来抵抗。一般情况下，经过一段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症状都会自行减轻直到消失，基本上不留后遗症。但是，极个别的自身素质确实太差的患者，每年还会有几例临床上的死亡记录。也就是说，自癒率不是100%。

没有听说谁家孩子出生时是笑呵呵离开娘的身体的，要是那样，还不把医生，护士还有其他人都吓吓个半死。所有的人，来到人世间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无一例外的都是哭泣。这婴儿的哭叫声，就是向世界宣告：又一个承受苦难来啦。

人生又何其短暂。上百岁的没有几个，一般人也就几十年的寿命。减去少不更事和老无作为的日子，这一生能有多少是可以自己把握的时间？这期间，要背负社会义务，要承担家庭责任，还得扛起家族传承的担子。要家族传承，就必须生儿育女，也就必须恋爱婚嫁。

恋爱婚嫁，正是“爱情综合症”的病根所在。选择中的取舍，挑选中的优选；合欢后的离弃，破镜后的重圆，这些最古老的人类故事，演绎了数不清的爱恨情仇。殊不知，能够得这病的短短岁月，恰恰是你一生中仅有的最光华，最灿烂，最快乐，最幸福，最风华正茂的岁月。个中滋味，足令你品偿一辈子。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喜欢得这个病？既然得了这种病后的症状令人难受，那就远离避开？不行，因为甜蜜和幸福永远是不可抵御的诱惑。

除了爱情快慰以外，人在世间所承受的都是苦。可就这一点点的快慰，还要让人们将快乐，甜蜜，幸福与郁闷，烦恼，痛苦挟裹着享用，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完成人类的繁衍，好让苦痛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静静思量：爱情难道是上帝的一个阴谋？

卓琳: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转帖]

　　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这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交叉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在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一、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定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祭日，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1939年初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二、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原名浦琼英，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卓琳就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从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的低下与男人不平等，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深受感染。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 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但卓琳心不甘情不愿，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兵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当时日本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森严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她历经辗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4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学生，到迈人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的，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成长。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三、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从没想过从政参政，只是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邓小平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邓小平有一件开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在上海工作时一个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个洞。家里没有开司米毛线，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颜色的粗毛线，分成细线，一针一线地把毛衣补好。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因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看他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他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卓琳的活是缠线圈，可以坐着干。当时她有高血压，往往要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扶着栏杆上楼。

　　由于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甚为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后来卓琳从与自己要好的女工那里学会了酿米酒，不多久，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什么的。“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恋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享受着劳动收获中带来的喜悦。

　　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这几只鸡仿佛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邓小平夫妇劳动回来，就咯咯地跟上前来，仰着脑袋要求主人喂食。他们总是高兴地满足它们的要求。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像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四、“中心”与“核心”都那么忠心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们，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来说，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她的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从这一点，足见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两人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实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儿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都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卓琳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于。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若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就单独多给他炒一个菜，但到了饭卓上也叫邓小平“给你点、给你点”给大家分了。最后，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备感天伦之乐的温馨。他们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

　　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约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没什么话说，但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邓榕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问世时，接受过一次联合采访。说起她的家，邓榕情不自禁:“这本书的署名是我，可它却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齐动手，大家都为我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母亲对我的写作特别支持，有些问题只有她知道，她就一点儿一点儿给我耐心地讲，许多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都一一认真地写出来，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内容写出来后，她还要再次认真审读。她曾认真地对我说过，刘待史实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你笔下写出的东西，要对历史负责。”

　　“打磨”了9年之久的大型故事电影片《36小平》在全国600多家影院同时公映，观众深切感受到邓小平的人格魅力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卢奇是目前大家公认的最酷似邓小平的特型影视演员。一次摄制组到邓家大院拍戏时，有人指着卢奇问卓琳:“你看他像不像?”卓琳凝视着卢奇说:“没见过老爷子的人一定说很像，我与老爷子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说他像。”老人还热情招待了剧组，指着一把椅子说，老爷子就坐这把椅子。片子出来后，卓琳认为演得不错，下了功夫，银幕再现了小平的晚年风采。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病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停止跳动那颗伟大的心脏。很长一段时间，卓琳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熟悉而魅力无穷的声音了。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于是，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走一走，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这两个心愿，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遗愿。与邓小平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兑现了这心中的梦想。每逢祭日，卓琳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这情这景，令人动容。在接受采访时，她说:“他去世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这是自然规律，你也没办法。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一样，大家一块儿给他过生日，纪念他。”她还透露，每到过年过节，江泽民同志要么亲自来看望，要么电话问候。

　　如今，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小时候，她家里有一部老式留声机，还有百代公司出版的很多京剧名家唱片;每天放学后，她都会仔细地听上几遍，从中了解到不少戏曲知识。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老人对京剧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她订了不少戏曲杂志，电视上只要有戏剧节目，她一般是要看的。

　　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次去看戏邓小平都是知道的，因为卓琳总是向老爷子“请假”，以免老爷子挂念。邓小平只要不太忙也会问问哪个剧场、看什么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得如何精神、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程派传人李世济有时也应邀到邓家汇报京剧的情况，去送些自己的录音、录像带。当然，只要有可能，卓琳必劝老爷子去看戏，邓小平对许多剧的内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具体帮助。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领导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 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小平走了，但小平时代还在延续，“春天的故事”已延伸进21世纪。（来源：《文史精华》）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4月出生于云南宣威，1936年毕业于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并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7年考上了陕北公学。先后在八路军129师师部秘书科、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或部门工作过。与邓小平结合，卓琳便站到了一代伟人的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丈夫，默默地奉献着自己。

　　因病医治无效，卓琳于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魏晋时期流行的古怪房中术[转帖]

　　中国古代房中术，在魏晋时期大行其道，比如曹操就很虚心地学习这门学问，他的儿子曹丕更声称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热衷此道，勤学苦练，甚至连太监都不肯落后，身残志坚，也坚持学习。

　　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房中术的理论实在是太奇怪了。几乎所有的房中术都认为性技巧的根本在于「还精补脑」，就是说忍精不射，可以补脑子。根据葛洪的说法，当时房中术的流派有十几家，「或以补救损伤，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但是他们的主旨都是还精补脑。
　　葛洪用动人的言辞描述了还精补脑的好处，「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能让人延年益寿。但是，不管葛洪说得如何动听，大家如果真都去「还精补脑」，得前列腺炎的时间一定会提前至少十年。
　　葛洪之后的另一个道教大师陶弘景也强调了忍精的重要性，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精少就会得病，精尽就会人亡。因此，不可不忍，不可不慎。」一定要「闭精锁关」，至于具体做法，他提出了「御女术」以供大家学习。他认为，男人如果忍精不洩，就可以从女人那里吸取阴气来滋补身体。如果一次只和一个女人性交，吸取的阴气就微不足道，尚不足以弥补性交中丧失的阳气，收支远不能平衡，所以性交过程中应该不断换人。如果一次和十二个女人性交而不洩精，利润就很可观了，长期坚持可以青春常驻。如果一次和九十三个女人性交而不洩精，那就可寿至万年。

　　为了更好地赚取性利润，陶弘景建议男人应该「弱入强出」。何为弱入强出就是「纳玉茎于琴弦麦齿之间，及洪大便出之，弱纳之，是谓弱入强出」。这种性交方式也被称为「死入生出」，死耷耷地进去，生龙活虎地出来。房中术认为这样做可以吸取阴气，又不损失元阳，有很大好处。一般人总是「强入弱出」，在陶弘景看来，这简直是找死。

　　按照房中术的说法，性交过程中如果没有「施精」，男人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损失。八十岁的男人，如果能在性交中不「施精」，那么他大可以高高兴兴地从事性活动。由上述理论看来，那些性交大师完全不知道人体有前列腺的存在。长期充血而不释放会导致前列腺炎，这一点他们毫无意识。
　　总体来看，「御女术」简直是一个混蛋理论，除了对一些性交体位想得还算周到外，其他的说法大多荒唐可笑，而它的卑鄙野蛮则更让人发指。这种理论把女性当做搾取性利润的工具，以迎合猥琐自私的男人最荒唐的幻想。没有人在乎那些被「御」之女的感受，古代的贵人有占有女性多多益善的本能，又冀图从这种性行为中为自己牟取好处，就拿这种混蛋理论来聊以自慰。性交中不断更换身下的女性，这实在是对女性野蛮透顶的侮辱。有人居然把这种御女术当做中国古代性科学发达之征兆，其实这无非是古代性堕落之明证而已。那些依法而行的贵人并没有寿至万年，多半倒是会落个西门庆的下场，想到这个，多少能使人感到些许欣慰。

　　不过在这些疯狂愚昧的御女术和性聚会之外，更多的毕竟还是健康清新的自由。魏晋是一个搁置了礼教、回归内心重觅自我的时代，有人找到了自我的兽性，但确也有人发现了世界的美好。如果只看到野蛮荒诞的那一面，就会得出一个歪曲的结论。

方便面调料行业的三大问题亟待解决[转帖]

　　近日，方便面辐照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引发了消费者对知名食品企业诚信度的质疑和对食品安全的担心。其实，除标签问题之外，包括方便面调料在内的咸味食品调味原料行业还存在不按规范对食品进行辐照、缺乏出口型调料等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只有尽快解决这三大问题，才能有效促进我国调味料行业的快速发展。

　　为改善风味，方便面企业都要在包装内放置调味酱、调味粉、脱水蔬菜等调料包。有媒体报道称，为使方便面调料的微生物指标“不超标”，不少食品原料厂将其生产的调料在包装后，送到辐照工厂（辐照中心）进行辐照处理，以杀灭其中的微生物。《辐照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规定，为保证辐照食品卫生安全、保障消费者的健康，辐照食品在包装上必须贴有卫生部统一制定的辐照食品标识。也就是说，在经过辐照处理的调料和含有该种调料的方便面的外包装上，都应标注辐照食品标志；但目前国内市场上销售的方便面，几乎没有一种产品这样如实标注。而一位长期从事方便面调料包原料生产的业内人士称，国内除仅有的几家方便面企业之外，绝大多数方便面企业所用的调料包中的原料都经过辐照处理。

　　辐照食品是指用γ射线或电子加速器产生的电子束辐照加工处理的食品，包括辐照处理的食品原料、半成品。对食品进行辐照，可杀灭其中的微生物和虫卵、延长食品的保质期，但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和限定的剂量标准内。

　　尽管国家对辐照食品的生产做了相关规定，但违法者仍然不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用辐照技术对方便面调料进行杀菌处理，主要存在这样几方面的问题：1.辐照工厂不按规范操作。正确的辐照流程是：辐照工厂先检测出香辛料等方便面调料的初始菌含量→确定辐照剂量和时间→检测辐照后的调料的菌落情况→微生物合格的调料产品。不同调料的特性和初始菌含量不同，应采用不同的辐照剂量和辐照时间。但很多辐照工厂嫌麻烦，不按规范对未辐照的调味料的初始菌含量检测，而凭主观想象对调料进行辐照；对于辐照后的调料的含菌情况，这些辐照工厂也不愿意检测。更有甚者，有些辐照中心刻意加大辐照剂量和时间，导致辐照过度、调味料中的辐照残留物超标，从而影响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2.调料生产企业在外包装上不标注“辐照食品标志”。而使用这些调料的方便面工厂也装作不知道“这些调料经过了辐照处理”，也不在其方便面产品的外包装上标注“辐照食品标志”。

　　据食品卫生专家介绍，经过辐照杀菌的食品存在辐照残留问题。目前，对于辐照食品的卫生安全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消费者会怀疑辐照食品不安全而拒绝购买。在欧盟地区，有些国家已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辐照食品。由于担心消费者拒绝购买辐照食品，所以，包括两大方便面巨头在内的国内很多方便面等食品企业在经过辐照的食品外包装上不标明其产品“经过辐照”，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是一种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香辛料等调味品原料可广泛用于方便面、肉制品、调味品、膨化食品、速冻食品、方便米线/米饭、咸味饼干等咸味食品中。但由于日本、欧盟禁止或严格限制进口辐照食品及含辐照调料的食品，迫使我国很多出口型食品企业从国外购买高价的非辐照香辛料，后果是增加采购成本和运输时间、降低产品的竞争力。

　　目前，调味料及包括方便面在内的咸味食品行业存在的三大问题亟须解决：首先，国内众多的方便面等咸味食品中使用了辐照调料而不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其次，国内一些辐照工厂任意加大辐照剂量和时间，对食品安全造成隐患。第三，国内缺乏性价比良好的非辐照调味料。对于这三大问题，业内人士认为，应采取综合措施加以解决：1.使用了辐照调料的方便面企业应遵守相关法规，主动在包装上标示“辐照标志”。2.调料企业应采用蒸汽杀菌等创新工艺和技术，开发具有竞争力的非辐照调味料。方便面等食品企业也应积极使用非辐照调味料，以在保障方便面卫生安全性的同时，避免“辐照标签”带来的麻烦、促进食品出口业的发展。3.有关行政职能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对隐瞒“辐照事实”和不按规范对食品进行辐照处理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食品安全。　　　来源：中国国家农产品加工信息网 2009年07月21日作者：邱德生
 

外国公司在华种种“潜伏”手段 [转帖]

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日前遭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拘捕。该间谍事件一经曝光，随即在中国钢铁行业以及在华跨国公司当中引发“地震”。
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华间谍行为已是 “公开的秘密”。在众多观察人士看来，力拓间谍案只是揭开了外国公司在华间谍行为的冰山一角。去年8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曾发表文章警告说，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活动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的经济决策，中国经济主权已遭到严重威胁。

钱名利色四管齐下

“在这些公关手段中，钱、名、利、色无处不在，无所不含。 ”在江涌看来，境外利益集团经常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或者以课题经费的名义，将钱财赠予有关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和立法施加影响。

江涌举了这样一个实例：某些国际大公司常年以课题研究名义，向国内某家研究中心提供研究经费，该中心投桃报李，一直为跨国公司在华利益充当“打手”。

此外，还有一些司空见惯的手段：安排出国观光、子女境外就读、协助转移资产等。或者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邀请做访问学者、收录论文进SCI（科学引文索引）、授予名誉学位或职称等为诱饵，吸引中国官员、学者为其效力。

不过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美色”。商海中的美女与美男间谍最为抢手，“名和利往往很多人还挡得住，但‘色’总是无坚不摧。”江涌说。更有学者揭露，许多人主动寻求这类“糖衣炮弹”，自然而然就把情报“拱手送人”。

科研课题二次倒卖

二手课题倒卖的现象如今越来越严重。据江涌介绍，一些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等重大课题在经过两三年或更长时间的研究周期结项时，国外别有用心的机构就会找上门，“很多研究者会觉得何乐而不为呢？我把这个题目给国家了，同样也可以给你，多赚一笔经费嘛。 ”

在江涌看来，这方面的情报很多是有意倒卖的，更有部门长期跟境外合作，常年向外输出情报。有些课题经费来源是经过“洗白”的，通过民间或者个人的名义经过“二传手”，“三传手”传递，这样也就造成了分辨的难度。

利用掮客“买办”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滋生了一大批从事“买办”活动的掮客。这些掮客与境外利益集团形成日趋紧密的“共生”态势，游走在境外利益集团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获取超额收益。

与境外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还有一些法人。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外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如某些有违常理的合资路线，一开始就体现出外资的独资图谋。由于中方出资人往往缺乏有关经营经验，因此合资公司实际由外资主导。

与地方政府形成共生

在GDP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政绩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进行“冲向底部”的“割喉战”，争相招揽外资，过度引进，超前开放，导致日趋严重的“外资崇拜”。如有的地方政府在筛选当地骨干企业的战略投资者时，首先排除的是中资企业，执意将国有股权转让给境外投资者。“两税合一”刚刚提上议事日程，有的地方政府和某些外资企业便联合行动，希望影响立法机关的决策，保留外企特殊优惠待遇。

获得了地方政府的保护，某些外资企业在搞情报战时也多了份保证。

垄断资本合围圈地

看似友好的中外合资合作形式也成为境外资本在中国圈地的重要手段。

比如，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电池生产商福建南孚公司已成为跨国垄断资本 “合谋”的经典案例。 1999年，南平市有关部门为改善治理结构而主导引进外资，但竭力避免被同行产业资本 （主要是竞争对手美国吉列）所并购，但外资公司却里应外合，把南孚的情报透露出去。怕什么来什么，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国际基金在2002年对南孚实现控股后，2003年就转手将所持股份全部卖给了吉列。

利用保密法漏洞

国人对一些“秘密”重视程度不够也常被境外机构利用。中国20年前曾颁布《国家保密法》，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的发展和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应用，现实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国家保密法》对“涉密”范围的界定非常模糊而宽泛，另外也没有明文规定各行业中的机密标准。北京一家钢铁咨询机构对此提出疑问：“我们平时也提供一些行业分析报告给客户，可是什么样的数据不能提供呢，哪些数据又被界定为国家机密，我们并不了解。 ”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有些数据被境外机构获取是出于不知情，由于没有保密范畴的界定，大部分人也没有形成良好的保密意识。

（摘自7月16日《国际先驱导报》作者 漆菲 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