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揭秘：中共最著名16位卧底的最后结局 [转帖]

一、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
　　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早年就读于湖州中学，后考入北京医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过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 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遭敌机袭击牺牲。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曾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二、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的胡底:
　　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中国大学毕业后住在钱壮飞家。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时在天津。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1931年8月，胡底、钱壮飞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到达苏区后，胡底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行动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出愤懑情绪。张国焘得知后竟将他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35年9月，张国焘竟下令将胡底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
　　三、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的李克农:
　　1898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以应考方式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该局负责人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对李克农产生信任。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本，绝不外传。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将其放在贴身口袋里。一次，好色的徐恩曾从南京到上海开会时，李克农见其急着去找上海滩的美女，就用手指指其胸口，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个怎么行？”徐恩曾觉得言之有理，当即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并嘱咐他小心保管。徐恩曾走后，李克农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后来，就是用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帮助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于是，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李克农这位中 共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2月9日病逝于北京。
　　四、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
　　祖籍安徽凤阳。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后不久，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后来，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熊向晖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五、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
　　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六、曾任汪精卫随从秘书的汪锦元:
　　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随母到上海谋生，并改名汪锦元。后受日籍中**员西里龙夫等人的影响，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奉命打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由于其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熟练，办事认真负责，深得汪精卫私人秘书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赏。1940年9月，汪锦元因周隆庠推荐去了南京，并打入“汪公馆”，做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多中，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会谈。汪锦元抓住一切时机搜集汪伪和日本军国主义“交易”的各种情报。例如，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卫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被汪锦元迅速送交南京情报小组，又由上海情报部门经秘密电波传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的称赞。1942年8月，汪锦元等人因西里龙夫牵连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5月，汪锦元等人获释后随新四军联络部部长扬帆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经了解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汪锦元恢复组织关系。1945年9月，汪锦元受命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期潜伏，相机打入国民党机关，开展对敌隐蔽斗争。从此，汪锦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海解放后，汪锦元曾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1955年夏，他因所谓“潘扬案”被捕，关在北京。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彻底平反，汪锦元的问题也得到昭雪。有关部门对其的评价是:在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去世。
　　七、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
　　1912年生于广西桂林。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在武汉时，白崇禧让谢和赓写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谢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谢经过三天三夜，终于写成，由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1942年，谢和赓被中共中央派往美国做秘密调研统战工作。1946年毕业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1954年冬，和妻子王莹（著名演员、现代女作家）因“共产”嫌疑，被美国移民局递解出境。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谢和赓后曾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因周恩来和董必武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文G”开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狱。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的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同年5月15日，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但出来时精神已近失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
　　八、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
　　安徽安庆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去延安。后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1938年2月，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刘少奇从延安到洛阳找赵秘密谈话，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1942年，赵荣声到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1952年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吴运铎。1956年2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其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建设的日子里》。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其所撰写的《回忆卫立煌》一书。
　　九、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
　　1898年生于直隶（今河北）藁城。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冯玉祥部队。1931年任二十九军一○九旅副旅长。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击日军，以战功升为旅长。卢沟桥事变前夕，率部驻守卢沟桥一带，多次挫败前来挑衅的日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指挥驻军抵抗。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接见。根据党的指示，他回到原部队工作，同新四军四师、五师建立了联系，在新四军向鄂豫皖发展和建立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根据党的指示，和张克侠一起率部两万多人起义。此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1980年病逝。
　　十、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
　　190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献县。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前往广州，曾任陆军讲武学校教官、队长。1926年任冯玉祥部任学兵团团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张自忠的师任参谋长。1931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五十九军参谋长、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和副总司令等职。抗战后，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积极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一起率部起义，对取得淮海战役的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兼上海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林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林业科学院长等职。1984年病逝。

曹操为什么不喜欢处女? [转贴]

　　“曹操在猎美方面与韩信将兵有得一比，原则上是多多益善吧。。。（美女的）具体数目无法详尽，但仅知道有名号的就有：丁夫人、卞夫人、尹夫人、刘夫人、秦夫人、李姬、孙姬、周姬、刘姬、赵姬、邹氏等十余人，没有留下姓氏名号的当会更多。至于他最喜爱的歌舞伎那就应该是无法估计的海量了。”

　　听到这，我不禁对历史上语焉不详的曹操身边的这些女人，产生了无限好奇。就发扬起八卦无边、娱乐至死的精神，开始了我的考据和分析，并最终发现了我要讲的这个秘密：原来，曹操不喜欢处女。

　　看到“曹操为什么不喜欢处女”这个题目，估计很多认识我的朋友会跌掉眼镜、“惊掉大老二”；很多自诩为所谓的正人君子者，定会很不屑地掩面走开，转过头去的时候，还不忘像贾政似的，说声：“呸”；很多有着处女情结的成功人士，会很疑惑地说：“切，不喜欢处女，曹操还算不算成功人士？”；很多的女权主义者，会扯起女权主义的大旗，为曹操立起女权运动先驱的牌坊；很多身体内荷尔蒙勃发的少年，会期望能够在下文看到“18岁以下莫入”的让他那个年轻的心怦怦乱跳的图片和超链。

　　权谋家看到“曹操”、学者看到“为什么”、心理学者看到“不喜欢”、色狼看到“处女”、商人看到炒作；男人看到后一头扎进来看个究竟，还要发表见解，最后骂一声“re”，才愤愤地离去；女人看到后假装走开，再偷偷地回来，看完后傻待半天，想着能够向谁诉说。

　　记得当年，网上的一篇“关羽是色狼”，引来大陆、台湾骂声一片，甚至有网友要出钱砍掉作者，不知道此文能否够得上受此“礼遇”。

　　废话少说，就让我们沿着易大师品三国的车辙，子金山侃曹操的大路，再向右侧方岔道前进一小步，在这曲径通幽之处，好好侃侃曹操身边的女人，侃侃曹操为什么不喜欢处女？

　　据《曹操和九十九个女人（曹操回忆录）》中记载：“我姓曹，单名一个操字。操，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读成一声，其实它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被读成四声的。在方言里它是日的意思，在英文里就是f**k的意思。”

　　姓名决定命运，因此，曹操的名字，就注定他的一生跟女人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混乱联系。

　　经过我对这九十九个女人的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果：

　　这些女人，第一次见到曹操时的年龄分布为：

　　0-15岁：0人

　　16-25岁：18人

　　26-35岁：25人

　　36-45岁：37人

　　46－55岁：10人

　　56－65岁：9人

　　66－100岁：0人

　　由上可见，这些女人的人数沿着30、40岁左右呈近似正态分布，15岁以下、66岁以上都是0人。就是说曹操表现出比较正常的性取向：不喜欢小女孩和老太太。对这些成年的女人再作进一步的研究，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这99个女人，竟然没有一个是处女！就是说，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曹操不喜欢处女！

　　那么，曹操真的不喜欢处女吗？如果是，那曹操为什么不喜欢处女？

　　让我们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采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历史研究设备和历史分析方法，把曹操拎到讯问室，用催眠仪对他作一番拷问。

　　拷问的结果更让我们大吃一惊，因为每次拷问得出的结论都大不相同、相互矛盾、匪夷所思、充满悬念。个中详情，容我为您细细道来：

　　第一次拷问

　　一切就绪，曹操躺在催眠仪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幽幽地说，其实你们不知道，我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其实是女儿身。唉，这个秘密竟被我瞒了一千多年。花木兰就是在花园里栽花时，偶然挖出了我的一本“曹氏秘籍”，后来才敢替父从军的。既为女儿身，熟女、处女，对我有什么分别呢？

　　曹操说罢，旁边的一大堆历史学者，哗哗地翻书。其中，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手里举着《三国演义》，兴奋地大声喊到：找到了、找到了，我找到证据了！他说：

　　一、三国演义第一回，写道曹操在担任洛阳北部尉期间“设五色棒十余条”。根据星爷的经验，女性都天然地对棒状物存在着特殊的喜好；也只有女性，才会在置办刑具的时候，还不忘考虑它的颜色，而且是多种颜色。

　　二、在第二十回中，曹操遇到了接受汉献帝赏赐的董承，没有过多盘问对方，而是忙不迭的穿上锦袍，寄上玉带，还向左右卖弄，分明是女性的“恋衣癖”心理使然（相信那些已有家室或者女友的人会有同感），之后铜雀台以锦袍而非金银财宝悬赏同样是这个道理。

　　三、曹操有间歇性的偏头疼，其实这是她作为女性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正是因为华佗通过医疗，发现了曹操是女性，所以才难逃一死（相同遭遇的其实不止华佗一个）。

　　因此，上面的九十九个女人，都只不过是摆设，或者陪聊的JJMM而已。既然她们都只不过是用来“过家家”的，如果选处女就纯属是浪费了。而且，曹操的孩子也不过是偷偷收养来唬人的，从坯、植、冲的名字，也能猜出一二，坯是别人和泥拓好的、植是别人种的、冲是从别处飘来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曹操是女性的事实，有两个人物是不得不提的：

　　其一是张济的妻子，也就是张绣的婶婶。曹操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勾引了错误的女人，非常有悖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常态。其实，曹操只不过是去找这个女人聊些私房话而已，正因为曹操是女性，所以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地“忽视”了这一点（就像间谍片里的女间谍生孩子时，无意中喊了一声母语）。正是这偶尔的本性流露，让曹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引起了对方的误会，结果遭到了张绣的报复，还痛失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伟男人――保镖典韦。悔恨交加之下，只好在无人处大唱：“ENDLESSLOVE”。一千多年后，地球对面的好莱坞把这段历史改编成了电影，惠特尼.休斯敦更是用独特的“曹氏四八度唱腔”，唱着曹操写的这支单曲，一炮走红，获奖无数。

　　其二是杨修。曹操女扮男装，最怕的就是睡觉时被别人识破。因此，时常宣称自己梦中杀人，告诫旁人睡着时不要近前，杨修却点破了她的心思。此外，杨修还曾偷吃了她最喜欢的零食，这一点对于女人而言，尤为忌恨。更可怕的是，杨修是个帅哥，虽然帅的一塌糊涂，但是却不喜欢曹操。三条理由，杨修必死无疑。金大师是知晓这段历史的，那个狠毒无比必致乔峰于死地的女人康敏，不就是因为乔峰不肯多看她一眼吗？

　　既然曹操是女人，又是成功的女人，更是女扮男装的成功女人，曹操的背后自然不缺与之发生过感情纠葛的男人。但是，真正值得一提的却只有三个人。

　　曹操的第一个男人是陈宫。这名县令之所以会放过已成为阶下囚的曹操，是因为他发现了真相，并不顾一切地爱上了这个女人，决定与她一起逃亡。但是，在他与曹操只相处了三天后，就发现这个女人其实是个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野蛮女友”，杀起人来心狠手辣。

　　陈宫一度想杀了她，但虑及“一日夫妻百日恩”，最终选择默默离去。若干年后，当他们再度相遇，陈宫已是曹操的阶下囚。曹操为了报仇，也为了保守自己的秘密，对陈宫这个“负心汉”一杀了之，却对于陈宫的母亲（其实就是她的婆婆）和妻子（其实是情敌）给与了照顾。

　　但凡成大事者，皆需具备三个条件：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爱才如命。曹操虽是女人，这三个条件却毫不含糊。一千多年后，枭雄如袁世凯者，也不过落个小曹操的称号；你朝太祖更是热衷给曹操翻案。又几年，我泱泱上国曾经的属国，以陈宫和曹操为原型，拍了一部《我的野蛮女友》，红遍神州，刮起一股强劲寒流，曹操余威可见一斑。

　　曹操的第二个男人是刘备。天赋异秉的大耳贼刘备，生的五奇盖顶、相貌伟岸，更以他那招牌式的大耳朵和长臂猿似的双臂，在与曹操第一次见面时，就彻底地征服了曹操那颗“勇敢的心”。

　　青梅煮酒之时，曹操更是迫不及待地向刘备吐露心迹：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天下那么多英雄，我只愿意把我的身体奉献给使君刘备你啊！而且，接下来没几分钟，就以老婆、老公相称了：“丈夫亦畏雷乎”－－老公，你也怕雷啊！吓的刘备惊掉了筷子。刘备不是怕雷，而是怕“龙”，这个龙不是闪电，也不是飞龙在天的龙，而是恐龙。刘备惊恐的眼睛里，映着一只史无前例的超级大恐龙，英雄如刘备者，也不免大惊失色，乱了方寸。可见，曹操长得非但称不上漂亮，说好听点就是丑陋，说不好听点简直就是恐怖。恐怖归恐怖，但英气难抑（请联想“情天大圣”里的小妖）。有一次，外国使团来访，曹操可能是觉得自己长得丑，有损国威，让长得英俊潇洒的侍卫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自己站在旁边，结果那个使者回去却说：“操刀者乃英雄”――后面那个拿刀的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这一次，曹操一腔热血，本想着能够干柴遇烈火。不料，自己那并不漂亮的热脸蛋子，却碰上了刘备的冷屁股，可惜了这一段还未开始就已结束的旷世情愿。

　　刘备不喜欢曹操，并不是因为她长得丑，而是另有隐情。刘关张三人桃源结义，名为拜兄弟、实为拜天地。从此以后，三人“食则同桌，寢则同床”，开始了他们的 “新同居时代”，引领断背一族新风尚，成为“同志”们津津乐道的榜样。好莱坞曾有汤姆汉克斯的《费城故事》再现这段历史；王家卫有成名作《春光乍现》描述刘备（梁朝伟）和关羽（刘德华）的懵懂时光；余华更是从刘备和张飞的关系中获取灵感，推出多年后又一力作《兄弟》。

　　刘关张互为“同志”倒没关系，可惜一下子坏了曹操两桩好事儿。因为：

　　曹操的第三个男人是关羽。如果说陈宫是曹操的青涩初恋，刘备是曹操的痛苦单恋，那对关羽的恋，更是曹操一生的痛。

　　曹操从刘备的失败那里，爬了起来，擦干脸上的唾液，勇敢前行，寻找下一个目标。面如红枣，仪表堂堂的关羽，一下子落入曹操的视线。更绝的是，关羽号称美髯公，长着五绺长髯。估计那年头，男人留长胡子，就像是70年代文学青年会写诗、80年代时髦青年穿牛仔裤、90年代先锋青年玩摇滚、2000年满大街的染头发青年跳街舞、唱hip-hop。帅呆、酷毙了，“怎能让我不想他”？

　　曹操对关羽那是没得说，先是赠送了一匹通红的BMW，再上马提襟、下马赠银，惟一吝啬的是，不赏赐关羽女人。其实不是吝啬，是嫉妒，有哪个女人愿意自己心仪的男人亲近别的女人？

　　不料，关羽却对曹操不冷不淡。为了试探关羽，曹操特意把他跟刘备的老婆安排同处一室，结果让曹操仍然琢磨不透。关羽跟他的嫂嫂冰清玉洁，使得曹操不知道关羽是因为忠义，还是因为像刘备一样有断袖之僻。

　　正是因为曹操对关羽心存幻想，关羽对曹操心存愧疚。所以，曹操在关羽走的时候，才未加以阻拦，而关羽在曹操华容道落难时，也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放过了曹操。曹操一生记挂关羽，当关羽被东吴杀害之后，曹操特意要来了他的首级，想看自己心爱的人最后一面。不料，看到后却伤心过度，头疼病发作，不久于人世。曹操死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弄清楚为什么关羽不喜欢她。

　　因此，他找来了关羽的随军大夫名医华佗，一为治病，二为打探关羽的情况。当华佗最终向她证实关羽跟刘、张二人的“同志”关系后，曹操心中悲愤难以、欲哭无泪、油尽灯枯，惟一能作的，就是迁怒于华佗。而华佗却还毫不知趣对曹操大唱刚学的新民歌：“掀起了你的头盖来，让我来看看你头的里面；你的脑子分成好几个区啊，我一看就能分辨你是女还是男！”。

　　曹操听完更是怒火中烧，喝道：看、看、看你个头。一声令下，把华佗推出去杀掉，给自己陪葬。可怜华佗，贵为一代神医，却所学过专，没有来得及补一下哈佛MBA，枉送了自己的性命。所以，请记住华佗的教训：“永远不要成为带来坏消息的人”。

　　曹操在临死前，一生褒贬赞骂、一生爱恨情愁、一生血雨腥风、一生荣华富贵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一闪过，忆起如烟往事，曹操不禁说出如下经典的话：

　　“是的，即使你拥有人人羡慕的容貌，博览群书的才学，挥之不尽的财富，也不能证明你的强大，因为心的强大，才是真的强大。”

　　多年以后，一个英国的老处女夏洛蒂•勃朗特，与曹操颇有神交，她在《简爱》里写到：

　　“你以为，就因为我穷，低微，不美，我就没有心，没有灵魂吗？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一样有一颗心。要是上帝也赐予我美貌和财富的话，我也会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

　　去年，当年明月更是把这句话写进了他的《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结果红透了整个网络。最后，曹操还不忘安排设立多个真假墓穴，以防止后人发现自己是女人的秘密。很多自认不幸的女人常说，我喜欢的人，他不喜欢我；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她。可怜的曹操却是：我喜欢的人，都不喜欢我；我不喜欢的人，更不喜欢我；反正没有人喜欢我，纵使身边谋士如云、武将如林、男人无数，又有何用？

　　所以曹操才会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红颜易老，只有女人，才会对时间更加敏感，更加觉得韶光易逝；也只有女人，才会在早上起床后，窗边梳妆打扮时，关心窗户外面、路边小草上的露水；露水转瞬就干了，我曹操转瞬就老了，活着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过去的日子竟然有这么多痛苦的记忆？――怎么样，是不是很像少女的怀春日记？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就更是曹操内心的真实写照了：月亮啊月亮你好明，星星啊星星你好少，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小鸟，想要向南飞呀飞呀飞呀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我绕着陈宫、刘备、关羽飞呀飞呀飞了三匝，却没有一个枝头可以依靠。。。

　　由上可知，曹操其实是个女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女人。

　　这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说完后，自豪地立在那里，本来以为众人会击掌赞叹，不料一位长者却说：拿一本《三国演义》，再看上几本福尔摩斯，就号称自己是历史学者，历史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众人说：下去吧！青年悻悻地被轰了下去

　　第二次拷问

　　第一次拷问，曹操的回答就如此的惊世骇俗，让大家难以置信。于是，第二天又开始了第二次拷问。

　　什么？处女？你才喜欢处女呢，你们全家都处女！

　　曹操听到发问后，先是抢白了几句，然后平静下来，长出了一口气，缓缓说道：提起我为什么不喜欢处女，就说来话长了。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对处女也是心向往之的。我还曾和袁绍兴冲冲地跳墙跑到别人家里去，看人家晚上入洞房的新媳妇是不是处女，差点被别人打断腿。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人，一个改变我的人，一个让我记挂一生的人。这个人是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个妓女，她是我心头永远的痛。说到这里，曹操情不自禁地吟唱起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这里的“君”和“嘉宾”，就是说的这个女人，是我跟她郊游和琴瑟相和时的美好记忆。

　　这个女人就是东汉帝都洛阳名妓来莺儿。当时洛阳城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此生不识来莺儿，纵作神仙也枉然”。我对这句话是深以为然的。因为，来莺儿让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人间天堂！即便在当时的洛阳，我们俩也是很HI、很IN的一对，堪比徐志摩跟陆小曼、洪状元与赛金花，跟踪我们的狗仔队无数，报道我们的小报铺天盖地，一时间洛阳纸贵。

　　说到这，曹操明显地兴奋起来，他故作神秘地说，从来莺儿那，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发现了一个不为常人所知、但却颠扑不破的真理：“原来，妓女比处女更可爱！”

　　我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声的呼喊：“妓女、妓女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之所以要到没人的地方，是因为这是一个秘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来莺儿带给我的还远不止这些，她就是我的天、我的地、我的世界、我的小宇宙。可惜，欢乐总是乍现就凋零，走的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究竟，我们有多少情感遗忘在路上，我们有多少心绪丢弃于时光？”（曹三公子语）不久之后，来莺儿又喜欢上了我的帅哥侍卫王图，把我晾在了一边，还甘愿代王图去死。自己的心上人要为别人去死，我只能怪苍天，把来莺儿赐给我，又把她夺走：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念及来莺儿的旧恩，我从未恨过她。在她死后，我对天发下赌誓：从此，曹操一生只喜欢妓女。

    传统的节烈观使做过俘虏的志愿军士兵回国后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蒙受了30年屈辱[转贴]

　　
    朝鲜战争中被俘的“联合国军”官兵由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管理于朝鲜的碧潼。王奈庆是当年战俘营的宣传教育科科长。李兢是战后出生的女作家。

　　李兢��：鸭绿江大桥被炸后，志愿军的后勤补给被切断。朝鲜

　　冬季最低气温为摄氏零下30℃左右，前方将士忍饥挨饿，冻伤很多，可战俘们却吃得很好。

　　王奈庆：这引起我军基层官兵以及朝鲜群众的一些议论：这些侵略军犯下战争罪行，不虐待、不杀他们，给他们饭吃就很不错了，应把大米、白面、白糖、肉送给前线打鬼子的将士。我们反复说明我军宽待战俘的政治意义，让全世界人民了解我军是遵守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的。

　　　李：您对美国军人的印象怎样？

　　王：美国兵很散漫，别看块头大，体质却很差。他们的医官曾说：“美军官兵怕行军、怕打仗，很会享乐。”美国战俘奉行的是活命哲学，没有一点气节，没有同情心，他们把给病号做的大米稀饭变卖成美元，还在营地用美元、手表、钢笔、戒指等赌博。

　　　李：美国人对当俘虏怎么看？

　　王：他们没有羞耻感，反而认为能活着很幸运。做了俘虏，军饷仍按月发到家人手中，连军衔的晋升也不受影响。

　　　李：美俘有没有有组织的反抗活动？

　　王：美军战俘更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活待遇。由于供应线被切断，他们曾和我们吃的一样，便开始说怪话：“养不活我们就别抓我们。”

　　后来我们帮他们成立了生活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他们自己动手制作面包烘箱，西式菜有猪排、牛排和烤鸡、烤鸭、罗宋汤，还发动他们养猪种菜，搞评比。美俘很感激，看到自己的空军来轰炸，也会冲着天上骂。

　　战俘中有些是两米以上的巨人，衣服是按他们的身高特制的。可是鞋最大不过43码，脚大的战俘只好把鞋前头剪开穿，我们就让军工厂赶制45码或46码的鞋。

　　　李：东西方的文化有很大差异，你们是怎样开展教育工作的？

　　王：起初给他们讲社会发展史，讲到从猿到人的进化，大部分战俘摇头摆脑，坐立不安。原来他们当中80％以上是基督徒，信奉上帝造人。当讲到资本家剥削工人时，他们认为没有资本家的工厂，工人就失业没有饭吃。认为我们是在对他们进行“赤化教育”。后来我们对战俘的教育主要以“拥护和平，反对战争”为主题。

　　　李：战俘集会反对战争的情形是真实的吗？

　　王：战俘们反对战争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们不住地骂政府欺骗了他们，说来朝鲜是执行警察行动，没料到是严酷的战争。他们纷纷给亲朋好友写信，动员他们参加反战活动。

　　　李：文化娱乐活动是怎样开展的？

　　王：志愿军文工团来表演舞蹈和戏剧《白毛女》、《兄妹开荒》等。每周放电影一次。

　　　李：他们能看懂吗？

　　王：看《白毛女》时，他们说杨白劳借债就应该还，还了债就没事了。黄世仁应该去法院起诉，但不应抢人家的女儿。黄世仁的妈用头簪扎喜儿是侵犯人权，杨白劳也应去状告他们。

　　　李：战俘里样样乐器都有，中国老百姓见都没见过啊！

　　王：这些乐器是专门派人到沈阳和北京的乐器商店购买的。美英战俘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他们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排练一些世界名曲。戏剧小组经常编排小型戏剧在晚会上演出。

　　美俘喜爱篮球、橄榄球、棒球和拳击，英俘爱踢足球，土耳其战俘喜爱摔跤。美俘篮球队员有的在国内就是出色的篮球运动员。我志愿军球队与战俘队比赛每次都要输二三十分，大家不服气，曾设想请“八一”篮球队来将他们打败。但上级领导说：“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表明我军人道主义的宽俘政策。”

　　一位法国记者感慨地说“碧潼战俘营简直是一座大学校，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

　　　李：志愿军战俘回国后，许多人受到处分，有的还被开除了党籍、军籍，受到整个社会包括他们的亲人的歧视。即使一些在战俘营里不屈不挠，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斗争的人，也整整蒙冤30年，实在令人痛心！对敌方战俘优待，而对自己的被俘人员却百般迫害，其中历史、文化的原因很值得我们反思。美军及西方国家对己方被俘人员的态度是怎样的？

　　王：传统的“节烈”观念使我们对我方战俘做了错误的处理。在西方国家，当了俘虏不仅不被歧视，而且仍受尊重。美军战俘常常收到一些姑娘从国内寄来的信，有的还夹带着姑娘的一缕金发或照片。一美俘少尉在战俘营中被按期晋升为中尉。英国上尉法勒·霍杰利在中国战俘营度过三个春秋，回国后被晋升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欧军总司令。

　　　李：然而，“联合国军”对待志愿军战俘常常是非人道的，许多志愿军战俘甚至被折磨致残、致死。

　　王：我亲眼目睹了志愿军归来人员的惨状，美国与西方国家对志愿军战俘的非人道待遇，是他们人权纪录中极不光彩的一页！

　　金门战役归队战俘的迥异命运

　　金门战役作为历史已过去50多年了,但无数个疑团和不解还依然萦绕在人们心头,国民党军曾先后释放过三批战俘回大陆,那些人回来后遭遇如何?在我党我军看来当然是叛徒、特务、内奸,但又是怎么处理他们的呢？

　　在登岛的万名将士中，5千余人战死疆场，4千余人被俘，被俘的4千余人中，年轻力壮士兵都补入国民党军队，千余名干部和老弱者被送进内湖集中营甄别洗脑，基本搞清后，国民党军认为这些人都是负担，不如放回大陆，作为解放军负担，总共分三批释放，50年3月小批释放，级别较低，50年7月18日第二批是最大批，共529名，从台北上火车到基隆上船，7月22日到大陈岛，然后用登陆艇和小船送头门山岛，俘虏们派出两名干部其中一名是西北野战军作战科科长潘国杰回大陆联络，驻浙江临海县驻军21军得知后，立即派出5条机帆船迎接归俘，第一批归俘被集中在杭州古荡7兵团政治部招待处。

　　第二批387人于50年12月11日离开集中营,从台北抵达基隆,立即上船,这次不开往大陈,而是开往福建沿海,12日抵达马祖岛,然后白犬岛,13日分头上了渔民渔船,几个小时后,便在福建长乐连江沿海一带分散登陆了.有的被28军部队接收,有的被巡逻民兵抓获,立即送派出所、公安局,随后所有归俘们都送到10兵团福州招待所。

　　这只是最大的三批，以后零零星星又放回一些，最后一名回归的金门战俘，是253团一营一连的许道位，他于1956年1月，于一批南日岛战俘一起回归。

　　900余名归俘回来后，先后在杭州、福州成立了归俘集训队，不久将131名副连以上军官送南京，由华东军区政治部审查。 第二批排以下干部战士在杭州接受审查，第三批排以下在福州接受审查。

　　先治疗、休养，一个月后开始学习。

　　学习分三个阶段，开始了回归后的漫漫征途，那是比战场更难熬的时空。

　　可惜中国和美英等西方国家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在解放军看来，战俘就是叛徒，所以所有战俘开始了三个阶段学习。

　　第一阶段；是政治教育阶段，包括时事教育，气节教育等内容。学习文件、报纸，听报告，针对战俘在台湾受到的政治教育，开展专题讲座，使战俘分清理论是非，提高觉悟。

　　气节教育让战俘听了脸红心跳，听报告、看电影，对照“钢铁战士，”李大钊、瞿秋白等先烈的英勇事迹，想想自己，绝大多数人都深感惭愧，原先觉得委屈，为什么领导上不来救我们的想法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二阶段是核心、关键，也是集训的主题，叫启发反省阶段，号召“忠实坦白、深刻检讨、互相帮助”，方法是个人反省与小组反省相结合；组织上全面了解，甄别材料，认真审查，作出结论。每个人都要详细交代，过关。

　　接下来第三阶段；根据交代和互相揭发情况，开始处理定性。

　　人的求生本性、利己的本性在这个阶段中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不管在台湾表现好的还是坏的都拼命揭发别人，使尽全身解数，互相攻击、揭发，夸大、渲染、捕风捉影，以求表现好、自保，免去死刑和牢狱之灾。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原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原来也是属于软弱分子之一，此时成了积极揭发的标兵。

　　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利用学习队副队长的身份，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在台湾软弱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

　　基本整出个眉目来后，开始采取行动，1951年7月21日，南京下关，华东军区政治部第二干部招待所。

　　没有一丝风，空气如同凝固一般。

　　大门口走廊里会议室到处布满双岗。归俘们屏气敛声，默默端坐，都知道军法处来人，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不知论到谁，院里停了好几辆车。

　　过了一会，开始点名；

　　徐惠良、于守全、张连升、汤秉辉、阎平阶、黄景新、李同顺......一排长长的名单。出示的拘捕证上，赫然盖着鲜红的大印：华东军区军法处。

　　点到名的，戴上手铐，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解一个，带到院里上车。

　　1951年6月，第一批枪毙的两人，253团3营营长李子元，251团副连管理员窦永礼被押到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执行枪决，刑场上警卫森严，两口棺材一字排开，据说因念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由组织出面付棺安葬。

　　李子元在金门战斗中，于10月25日下午被俘，当时尹俊18师警卫营猛攻林厝，李子元率领3营守在林厝东边高碉堡附近地堡里，李子元率部打退二次进攻，第三次18师冲上来的时候，弹药打光，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提前西方化，高叫；“别打了，缴枪了。”率领身边还剩下的17人放下武器，缴出轻、重机枪各一挺，卡宾枪十余支，还有随身携带的作战命令、作战草图等物。当时除了3营战士外，253团1连副连长郭阿堂也在其中，也随李子元一起投降。

　　李子元是泰兴人，40年入伍，一步一个台阶，从战士当到营长，所有战友都对他印象不错，在集中营表现也不错，只是提前思想解放，西方化，战场投降，被认为是罪不可赦叛徒，第一批被枪毙。

　　连级干部窦永礼，37年入党、入伍，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枪林弹雨里，6次负伤，是三等残废；当过战斗英雄，生产模范。

　　战斗结束后，坐在海边等敌人来俘虏，后来进古宁头联系领导，东张西望找不到人，刚喊声；“刘团长”，就引来一枪，赶快钻进一间民房里，敌兵追来，在门口把枪栓拉的哗哗响，大喊；“看见你了，还不赶快出来，缴枪不杀，国军优待俘虏。”老窦高举双手，走了出来，束手就擒，这在解放军看来已是叛徒，后来到了集中营，还帮助国军指认干部，监视干部，自然是罪不可赦，第一批枪毙名单也就轮到他了。

　　傅作义在北平起义后，部下一张连长不满起义，而会开飞机，驾驶小型军用飞机一架，飞往西安，当时西安已在西野控制之下，再次被掌握，西野作战科科长潘国杰觉得新鲜，要过飞机瘾，拉着司令部作战参谋洪亮（特殊人才，懂几国外语）， 上了这架飞机。

　　结果被满脸落腮胡子的张连长飞往台湾，成了从空中掉下的两个高级战俘，与金门战俘关在一起，洪亮后来在集中营里被杀，潘与金门战俘一起被释放。故有此天方夜谈一说，但确是实实在在真事。

　　如果说营长主动带队投降，属非杀不可，那么其他人为什么要杀呢，让我们细细看来，第二批枪决人员共四人,于1951年9月28日下午一点执行,地点仍旧是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警卫森严，四口棺材一字排开，对徐惠良、张连升等三名金门战俘，和一名大胆岛战俘（估计是带领部队投降的营长包成）。

　　徐惠良是29军军部参谋，浙江宁波鄞县人，16岁参加新四军，金门战役时是29军司令部参谋，非常精明强干。登陆后一直为自己争着来金门而懊悔，两天来多次徘徊于海边，想方设法要回大陆。只要能回去，哪怕受处分，也比在金门打死强。

　　便找了位船老大，软硬兼施，求船夫开船，船老大说；白天有飞机、军舰，晚上一定送你们回去。下午三点，身边没有战斗兵了，徐心理发慌，跑到王剑秋那里，看到打的厉害，于是又跑到东边，和82师245团一个小卫生员一起胡乱打枪，打了两下，枪不响了，两人又急又怕，把手枪扔进海里，坐在石头上商量，四目相望，泪水长流。徐说；干脆主动跑道国民党那里去投降，反而不会杀我们。他站起身就走，小卫生员也默默跟上。

　　徐回归后交代；“我们两人一起向东边跑去，在路上拾到一支步枪。心想；如果交给对方，他们会相信我是原国民党俘虏兵，被迫才干解放军的。 　　　　

　　半路上，一个敌人在高高的岸上挥舞步枪大喊；“缴枪”！我们摇动帽子，表示投降。因海岸太高，只得绕着往上走，经过海滩边上，看见一条船，船上跳下与我一起来的军部报务员汤德里、张国弟和五、六个运输兵。他们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完了，打也是死，不如随我们一起早点投过去” 他们听说后也同意了，于是一起走，254团小卫生员走在最前面。 走了20多米，一班敌人叫；“站住”。我和小卫生员摇帽子表示投降，在一个凹坑处缴了枪。此时约为26日下午4点，地点在林厝西北海边。

　　徐带头率领近十人主动投降，进了集中营后，徐由于对各级干部很熟，指认了大量干部，因此不可能逃过一死。虽然他竭力乞求审讯人员，我还年轻，判5年、10年都可以，希望能留一条命，结果还是一命呜呼，他白当了多年军部参谋，连我党这个基本政策都不懂，可以宽大敌人战俘，但决不会宽大自己的被俘人员。

一个迟来数十年的真相 终于大白于天下了[转贴]

      　一排解放军战士整齐地站在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几名解放军战士爬上总统府大门门顶，扯下象征国民党统治的旗帜。这两张“历史性照片”都被广泛地用来作为各种党史、军史、文学、影视作品等记述解放军通过武装进攻解放南京的凭证。

　　　　但它却并非历史的真实。南京解放的真实历史，是“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南京原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员许荏华讲述了这一历史进程:

　　    没打一枪一炮，南京回归人民

　　　　1949年4月20日，中共和南京当局在北平的和平谈判最后破裂。20日晚和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军在安庆、芜湖间和镇江、江阴间以及贵池、湖口间的防线。

　　　　内战初期，守卫京畿的国民党军警宪特约有11万人。后因战线越来越长，兵力日趋分散。南京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斗争，使蒋政权完全孤立。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这些军警不愿为蒋政权当陪葬，海陆空军纷纷起义，南京已无力守备。4月22日，蒋介石布置总退却。22日、23日，剩下的防守南京的军警，纷纷出中山门，沿京杭国道溃逃。南京变成了一座无军警守备的空城。

　　　　接令去占领南京的三野八兵团的35军，原准备的船只已奉命支援其他渡江部队，在江北的民船已被国民党掳掠一空。南岸的船只也都被封锁在内河河汊中。直到23日傍晚，103师战士才找到几只小船，派侦察员乘船向南驶去。小船被南京电厂值班人员发现，问明是解放军，立即调来6名船工，驾驶着他们藏匿在运煤码头的“京电号”小火轮，驶往浦口，接解放军过江。这是渡江解放南京的第一船。

　　　　工人们又找来一艘可载运二三百人的趸船，载运解放军渡江。同日，104师的侦察员与南京木船船主童达兴等接上头，童不顾个人安危，往返六次，将一个连的解放军接运南岸。23日晚，浦口车站轮渡所工人王德太等人，将保护下来的渡轮“浦口号”及拖船“凌平号”、“沧平号”驶往北岸。几天后，栈桥修复，“浦口号”投入轮渡，装备坦克、汽车、重武器的大部队得以顺利过江。

　　　　24日凌晨，35军104师312团2营奉命占领总统府。南京，这个六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就这样没有打一枪一炮，回归到人民手中了。

　    　海陆空纷纷起义　防务机密荡然无存
　　
　　　　南京的和平解放，是里应外合的成功范例。外合，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陈兵江北，大军压境。里应，是南京地下党成功地策动反动政府的党政军警起义，众叛亲离，使蒋介石无可用之军；地下党又派人打入国民党的军事核心机关，取得核心的军事情报，使蒋介石无可守之险。

　　　　1948年2月26日，国民党空军俞勃驾B24重轰炸机起义。俞勃原是个大学生，家贫。考入空军后，曾赴美受训。回国后，不满国民党打内战。在空军医院的医生林诚（地下党员）的启蒙和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党。他又在空军中发展了两名党员。他们几人趁空军召开会议之机，驾机起义。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接到命令从吴淞口开赴江阴对解放军作战时，舰长邓兆祥率领600官兵起义，指挥“重庆号”高速驶往青岛，转往解放区烟台。

　　　　1949年3月24日，担任南京—当涂一线和南京近郊防卫的97师师长王宴清率部起义，在蒋军中引起强烈的震动。

　　　　1949年4月22日，南京飞机场431电台和指挥塔台30余人，在台长地下党员罗贤朴率领下起义。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第二舰队少将司令员林遵在南京燕子矶芭斗山率舰长9人、舰队队长2人,25艘舰艇及全部官兵起义，加入解放军海军行列。第二舰队的起义，使国民党海军失去控制长江江防的能力。
　　　　
        1949年4月23日，南京下关狮子山炮台，在地下党员、少校台长胡念恭的领导下，在解放军渡江时，一炮未发，按照党的指示在佯装撤退途中，将人员和武器装备交给解放军。
　　　　
        1949年4月23日，驻马鞍山的国民党66军53团3营营长戚超人率部起义，连同收容的散兵游勇约200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
　　　　
        ……
　　　　中共上海局和南京市委为这一决战性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1948年10月，南京市委设立了情报部，派党员和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庭、保密局、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联勤总部、美军顾问团、青年部学运小组等机构，获得了国民党在华东地区调防和驻扎情况的情报，特别是长江沿岸桥头堡布防的情报。

　　    1949年3月，南京地下党市委派人将上海局提供的军事地图、“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交给总前委。他们向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汇报了南京市人民反搬迁、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情况，为接管南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爱国民主运动使蒋介石陷于完全孤立

　　　　国统区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波澜壮阔的爱国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构成了配合解放战场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5月20日，京沪苏杭5000多学生在南京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反内战反饥饿的联合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打伤一百多人，逮捕28人。南京五二�窝�案，得到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几十万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声援，并发展成全国范围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

　　　　五二０运动后，南京的工人、教师、新闻工作者、公务员，警察等在地下党领导下，以不同形式开展了争生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7月，两浦铁路职工在地下党领导下举行“七·二大罢工”，铁路瘫痪、军运停运。全市小学教师为抗议美国教士和士兵殴打小学生，举行全市总罢教。

　　　　通过这些斗争，扩大了进步分子的队伍，在许多基层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到解放前夕，约2000人成为中共秘密党员。

　　　　实际上，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逐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同情，以至接受。南京市人民渴望解放。这就是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南京的大背景。
　　
        让历史返璞归真

　　　　南京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解放军的顺利接管，南京人民从而避免了一场炮火的洗礼，生命财产免遭涂炭。但是，在党史、解放战争史，各种文献、作品中，都没有记载这个历史的真实。是无意的忽略吗？

　　　　把解放军攻克南京城还原成里应外合的和平解放，并非所有人能轻易接受的。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地下党的问题。地下党的主体是知识分子。

　　　　在南京以及其他地区获得解放之初，党的领导人对地下党采取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的政策。新解放区的各级主要领导均由南下解放军干部担任。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下去时，地下党员就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异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名义被逐步淘汰了。

　　　　南京解放不久，就对南京地下党进行了一次整党。理由是地下党成分不纯，被敌人混进来了；入党动机不纯，欲投革命胜利之机。这次整党中，南京2000名地下党员中有100多人受到开除党籍、停止党籍，以至坐牢等各种处分。后来经过查对，并没有查出一个坏人。实际上，那些地下党员（包括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无不是在坐牢、杀头的威胁下的勇者。当他们提着脑袋参加党时，并未想在党内捞个一官半职。

　　　　对地下党的不公平对待，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曾经表示不满。为此，她本人受到批评，后被调往上海、杭州。1957年，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原上海局成员，时任浙江省长）双双被打成右派。在实际生活中，对地下党员的不公，不在于不让他们身居高位，而是借口他们的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等等，而加以歧视。此外，知识分子党员善于独立思考，不盲目服从，爱提意见等，是习惯于独断专行的当权者所不容的。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大有改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并非要为什么人出气、喊冤，而是以前车为鉴的态度来重温历史，返璞归真。总结经验，从过去寻找今天，从今天寻找未来，实现几代人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

苏联大清洗，一次让国家几乎灭亡的自残[转帖]

     今年是苏联大清洗７０周年。大清洗是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的社会实践中，由斯大林个人错误发动的大规模镇压反对派运动。在历时两年的大清洗中，有上百万无辜者遭受迫害，它对苏共、对苏联各族人民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也是人类20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

　　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悲剧，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背景和制度背景。

　　列宁创建的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犹如一颗新星刺破苍穹，划出人类理想社会的轨迹。但当时的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仇视的包围下，犹如汪洋中的孤岛。

　　战争结束后，苏联长期遭遇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封锁、孤立和拒绝承认。它面临的外来入侵、颠覆、破坏的威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个新生的国家，长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

　　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急于求成的冲动，使它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所公开宣称的最根本优势和特征之一的民生、福利，被迫作出牺牲。

　　这个时刻面临外来侵略、颠覆威胁的国家，长期保持了战时的专政体制，在一种内外高压的环境下，来凝聚这个国家。

　　70年前的大清洗，正是在那样一个后人很难想象的艰难而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发生的。

　　大清洗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后，斯大林为维护"一言堂"，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极端错误地将党内和国内各种不同意见，上升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性矛盾，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一旦把正常的党内意见和争论视为敌对，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进行消灭，最后都会对国家，对民族，也对政党自身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和不可饶恕的罪行。

　　大清洗发动时特定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以及大清洗发动所依赖的制度性基础，今天已不存在，这正是其留给后人惨痛的教训之一。

　　70年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大清洗受害者时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

　　这是后人对大清洗悲剧最好的总结，亦是普京作为国家元首，对过往历史中的国家犯罪的道义上的反省。

　　正像他对俄罗斯人民所说的那样："为了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

　　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历史谜案成大清洗导火索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甩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之辈，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已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理基洛夫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

　　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和"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3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和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被枪决。

　　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科夫，在3次大审判中全部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中有20人被枪决；十五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有人总结：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剪除，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高级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大清洗完成了苏共的政治大换血。列宁时代的苏**员，相当多数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对管理一个国家并无经验，但对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却充满热情，他们有着老布尔什维克朴素的正义感和对党的忠诚。

　　到了1939年，苏**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的他们是通过吸收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中，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

　　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变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群岛。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但仍有宗教势力暗中活动。大清洗期间，有16.5万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万人被枪决。

　　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1937年7月30日克格勃发布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他反苏联分子的命令，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依然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

　　为了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万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70年后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击场"，是大清洗时莫斯科的一处刑场，原为步兵训练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中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军覆没结果也不过如此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惨重的损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苏联红军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全数被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有人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的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当然，也许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

　　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们

　　今天为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一心地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那么，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它制造的叛徒多。

　　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救世主。这一点在德军的很多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3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问题。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起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利--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也于1943年12月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5万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于"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历史暴行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004年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还。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艰难的平反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作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性政治氛围，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的文化。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不见得是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也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遇罗克《出身论》 [转帖]

    本文来源：中华网

　　1978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的家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她就是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

　　王秋琳的到来，是因为苏双碧几天前（1978年11月1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评姚文元》。这是“文革”后第一篇为吴晗平反的文章。

　　一进门，王秋琳就直截了当地问苏双碧：“你在文章里说，凡是和《海瑞罢官》的案子有关的人都要平反。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那么，老百姓你们管不管？我的儿子是老百姓，也跟这个案子有关，是被枪杀的。他的事情你管不管？”面对这位母亲，苏双碧的回答脱口而出：“如果真是个错案，按照党‘有错必纠’的政策，当然应该平反。”这一句话，点燃了王秋琳心中的希望，苏双碧清楚地看到了她眼中闪出的亮光。

　　王秋琳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准备好的信，是写给苏双碧，同时转呈《光明日报》的。信很短，只有三四百字，大体上讲了这样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遇罗克在姚文元发表评判吴晗的文章以后，写了一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的文章。第二，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批判反动“血统论”的。第三，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枪毙，要求给予平反。

　　查找尘封的冤情

　　王秋琳来访的第二天下午4时，苏双碧骑车赶到了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苏双碧看到了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他数了数，一共24卷，这就是有关遇罗克的全部材料。虽然是粗略地一翻，但在苏双碧的脑子里就已形成了初步的印象，他认为这的确是一桩冤案，应当给予平反。但是，仅凭初步印象是不能作结论的。第二天，也就是王秋琳来访的第三天，苏双碧找到他的同事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大早又来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个人围着乒乓球台，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详细地查看了遇罗克的档案材料。把50多次审判记录一一翻阅之后，3个人都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也都感到了心情的沉重。他们看到，一个头脑清楚、才华横溢的青年，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冠以诸多严重的罪名，直至最后被夺去生命。他们还从材料中看出，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因为这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构不成犯罪，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然而，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

　　还历史以真实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是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用手抄出来的历史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就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

　　这期间，有关人员转来了一张胡耀邦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而张天来已写了大通讯的第一稿。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很多人都在读遇罗克的文章，很多人传抄遇罗克的日记和诗，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遇罗克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了解和崇敬。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据《炎黄春秋》第5期祝晓风、张洁宇文）

　　遇罗克（1942年——1970年3月5日），北京人，父亲是水利工程师，曾留日学习，回国后从事工商业。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不被准许进入大学。1966年7月写作《出身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了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杀害。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口实。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1979年11月21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

江青代笔毛泽东处理公文吗？ [转帖]

毛泽东手稿

    这是毛泽东在清华大学的一份文件上的批示。硬笔的风骨，江青是多少学了一些的。我们还以一幅江青的“硬笔作品”来说明问题。

江青的信

    这是1974年1月28日给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识青年的一封信。字体线条间所透露的笔墨倾向，是一看而可知的。

    其实，江青的软笔字，更像毛泽东的。我们以江青的几幅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认为是毛泽东手迹的字来作一下分析：

    第一幅是江青所书《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江青手迹

    第二幅是《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江青手迹

    更让人难以辨识的是江青所书的《七律·答友人》。因为真假莫辨，以至南方某省委的重要接待处，误将江青书法“作品”当作主席手迹，勒石刻碑，以为纪念：

    （某省用。“毛泽东”三字及落款时间是毛本人书写在其他作品后的，是被人“故意”拼接在此)

    好了。有关为什么这些“手迹”不是毛泽东而是江青的，我会有专题博文说到它。这里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即江青的字迹，与“毛体”是有相似的地方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人提出，有关毛的一些文件，是不是江青代签、代批的，从而想借此提出“签字”以外的事情来——比如说，不认可有些文件是出自毛的。

    其实，只要对毛泽东的墨迹稍有研究，就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这还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是，毛泽东一般是不让别人来代他签批文件的。

    那么，“一般是”是个什么概念呢？是不是有时候也让“别人”代批或代签呢？

    不能说没有这个情况，否则，这个判断就不成立。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出来，证明毛泽东是有让人代己签字或删除文稿先例的。如1970年7月初，在起草《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八一社论”时，毛、林两人的班子就几个副词发生了争论，特别是关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林彪的干将吴法宪和陈伯达认为要删除，因为此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确认了的东西，现在加上这四个字，显得“说法”有变，容易引起国内外的解读。情况汇报到毛泽东处后，毛心中不悦，但他面子上说：“可以改回去，这无关重要。”但如果改回去，就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指挥”了。这于毛泽东是极不愿意的。因此，毛一方面大度地表示没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自己动手圈去社论中的那四个字，而是让汪东兴代他去圈掉那几个字。——这于毛泽东是不多见的。（汪东兴不敢为之。毛泽东催了两次，汪才不得不代毛作了“代替工作”。）

    文革结束后，又有传说，张玉凤在为毛泽东服务的过程中，也学习和模仿过毛泽东的字迹。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养病时间有114天之久，这期间，毛泽东的眼疾严重得看不清楚文件，毛泽东让张玉凤代他在文件上画圈。张玉凤知道汪东兴都不敢为之的事，更是不敢代劳。但毛泽东的个性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且眼力几为昏瞎，张玉凤是不是圈过一次两次，也未为可知。因为毕竟在毛身边工作，又是机要秘书。文革结束后的清算中，张玉凤没有逃过这一关，受到过很多的追问。好在张玉凤是个严于自律的人，否则，其罪大矣！

    从汪东兴，到张玉凤，他们都是主席身边的人，毛泽东都先后“委托”过让他们代其画圈或代为处理文件的事。那么，江青呢？江青在主席身边的时间可不比汪东兴和张玉凤短。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们还是回到江青的笔迹上来。

江青代复信

    这是一幅很特殊的信件。这样的一幅“作品”，曾经让包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内的机构都错误地收藏和展览过，更有一些出版物还将其作为欣赏主席墨迹的材料作过“天女散花”可爱的分析。其实，这一个“作品”的正文，是江青代毛泽东拟定和书写的，签名和落款时间，是毛泽东亲笔。这事发生在1947年的11月18日。收信人是我国职工运动的老前辈吴创国。

    江青代毛泽东回信，从已有的资料来看，还不止这一封。1949年4月2日，毛泽东给傅作义的一封信，也是由江青代毛泽东笔墨回复的。可怜傅先生将之收为瑰宝，后来又由“军博”列为佳作展览，终被专家指出后撤下。（《档案工作》1990）

    因此，完全否认江青代笔毛泽东处理过有关公文，是不合乎实际的。但这只是在延安以及主席进京之前，因为那时的江青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她的工作，就是帮毛泽东抄抄写写的。因而代笔处理公文的事，是有过的。

    这种情况，到解放后，就没有发生过了。一则是因为，建国后，江青不再兼任毛泽东生活秘书的工作。大量的时间，江青在养病，先是去苏联，后来在国内的各大风景地。再后来，她们就分居了，江青连见毛泽东的机会都少了，以至于后来，想要见到毛，还得托张玉凤的关系，才有可能见到。

    另外一个原因是，有关国内重大事务的文件，毛泽东都是不让任何人插手的。至于一般的信件，毛泽东再也不会像1949年前那样，让江青代笔了。有关这些情况，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与周世钊1950年10月5日的谈话知道他的想法：

    周世钊问：“我看你对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亲自回答，为什么不让秘书代劳呢？”

    毛泽东回道：“秘书不了解那些人的情况，不知道怎样下笔。必须将经过详细告诉他，他才能写。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还快得多。”（《湖南文史》1994）

    或者你会问：那么，为什么《毛泽东文革中的重要批文陆续解密》中，又有一位女性（的笔迹）代毛泽东起草回复红卫兵的信件呢？

他人代毛拟信

    （先告诉您一点的是，这封由他（她）人代笔的信，在批给“各同志”（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李雪锋、吴德——也就是上面又涂掉了的那些笔墨下的名字——传阅的过程中，因“支持”的语辞太过激烈，未能获得较多认同，因而最终并没有发出去，虽然老人家改得很认真。）

    笔者没有证据证明在他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个一切都打乱了的年代里，对于“只讲政治道理”而“无需个人间交往叙述”的这一类的信件不请他人代笔的情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时候的复信，或者这一类的复信，一定不是江青代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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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最高权力的曹操为何至死都敢不称帝？ [转帖]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他出身卑微却志向远大，凭借着过人的权谋和智慧，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脱颖而出。董卓死后，曹操接受荀彧、程昱所议，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汉献帝至许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把15岁的小皇帝变成自己手中的傀儡，使自己的发号施令变得名正言顺。依靠天子这张王牌，曹操在政治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从此他挫袁绍、平吕布，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了一番霸业，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对于曹操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一部《三国演义》将其描绘成了大奸大恶的代表，而且影响深远。相比之下，与他同时代的许邵用“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来形容更显客观。曹操的一生可谓是戎马倥偬、刀光剑影，历经无数次的征战杀伐，最终达到了权力的顶峰。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世人：此时的曹操，可以说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他可以轻松地废掉小皇帝并取而代之，可是为什么在25年的时间里，也就是从公元196年“挟天子”直到公元220年去世，曹操始终没有跨越这一步呢？推究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曹操不想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但朝纲伦常依然在形式上存在着，儒家文化的忠、孝、仁、义等理念依然是当时的价值标准，何进、董卓等把持朝政后都不敢贸然称帝。曹操虽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但依然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他争夺权力、对外征战的过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义进行，以天子的名义兴师问罪，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面，取得道义上的支持。曹操平定董卓、吕布叛乱打的正是朝廷这张王牌，如果曹操废掉汉献帝，登上皇帝宝座，那他跟董卓、吕布还有什么区别呢？董卓、吕布可是当时天下公认的残暴之人，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对象，曹操的智慧谋略都远在这二人之上，当然不愿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虽然曹操竭力宣称自己是奉天子诏，但天子权力被架空，却也是路人皆知之事。孙权、刘备早已唾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但曹操并不惧怕这种责骂，因为当时天下分裂，群雄并起，相互之间的责骂和攻讦本属正常，曹操同样以乱臣逆贼的名义指责他们，他所惧怕的乃是留下历史的骂名，那可是有口难辩、影响深远的。因此曹操一直保持宰相的身份而不敢随便僭越称帝。据《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敦曾对曹操说：“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由此可见，曹操为自己所设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他是想做周文王那样的圣人，成为千古传诵的对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亘古流传的圣人称号比一个身背骂名的皇帝的称号美好得多了！

    曹操在《述志令》中进一步明示：“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意思是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春秋五霸”的霸主，称霸之后还名垂千秋，就是因为他们仍然以周王朝为尊。言外之意，如果两者之一取代了周王朝，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而曹操也正是想借机澄清，尽管他势力非常大，但他决无二心，他并不是想篡汉的“奸雄”，而是一心辅佐幼主的“能臣”。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曹操深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不想背上千古罪人的历史骂名，而是想做一个流传千古的圣人。

　　第二，从当时形势来看，曹操生前还不具备称帝的条件。虽然当时曹操已经取得汉王室的绝对控制权，但他的势力还是局限于中国北方，孙权和刘备还在东南、西南虎视眈眈，国家还未统一，天下并不太平。如果曹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称帝，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让刘备、孙权抓住把柄，带领天下英雄讨伐他，这样，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便不复存在，就会陷于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甚至引起新一轮军阀混战。虽说曹操此时兵精将广，但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抗，却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反而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好形势得而复失，这显然是对曹操不利的，所以他对称帝一事非常谨慎。

    但是，曹操的许多部下都曾劝说过他称帝，孙权也曾劝曹操废汉建魏，但曹操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给曹操，表示愿意俯首称臣尊奉曹操为帝，曹操当即识破了孙权的伎俩，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也就是说，一旦自己称帝，势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曹操的识见实非一般。曹操清楚：只要紧紧靠着汉献帝这棵大树，谁也奈何不了他，谁也动不了他，否则便是自取灭亡。曹操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内部的反对派和外部的敌对派凡有所行动者，都得不到好下场，就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曹操坚持实用主义，并不看重虚名。曹操是一个志向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年轻时即打算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然而生逢乱世、朝政废弛，才华得不到发挥，因而走上了军阀争战的道路。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安邦定国，其他的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他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选择“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非常高明的手段，这一选择让他在军阀混战中处于极大的优势。他的这种实用主义还表现在用人上，他的用人原则是不问出身，唯才是举，荀攸等人正是因此而被招到他的麾下，帮助他奠定了霸王功业。

　　这种讲究实际、不务虚表的作风在是否称帝的问题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曹操平定北方之后一步步剥夺了汉献帝的权力，直到完全成为他的傀儡，成为他发号施令的道具。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以荀彧之死为代价受封魏公及九锡，并把全国合并为九州，最大的冀州归他管辖，魏郡也是最大的郡。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逼迫献帝诏令他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至此，曹操既把持了朝廷的一切大权，也具备了身为天子才能有的装束礼仪，此时，陈群、桓阶、夏侯敦等人都劝曹操称帝，然而曹操不为所动，坚持不做皇帝。

    其实此时的曹操称不称帝只是一个名号的问题，天子的诏令由他口授，官员的任命由他授意，朝廷的政策由他决定，他是以丞相的名义做皇帝的事，曹操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何必去计较“皇帝”这个称号呢？汉献帝刘协倒有“皇帝”的名号，可又有什么用呢？曹操在《述志令》中说：“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意思是自己做到宰相已经非常尊贵，已经非常满足了。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曹操当然满足了，已经享受到了皇帝的各种待遇，也就没有必要去公然登基称帝了，那样反而会让刘备、孙权抓住把柄，陷于被动，实在是没有必要！如果一定要这个皇帝的名号，那就让自己的儿子去做吧，所以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曹操的确是为自己的儿子称帝做好了准备。

    总之，曹操在要不要称帝这件事上处理得非常聪明，他以丞相的名义做了应该由皇帝做的事，在形式上维持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在实际上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既让刘备、孙权抓不住把柄，又为自己的儿子日后称帝准备了条件。

死时39岁 祭奠英灵岳飞遗骨埋葬何处？ [转帖]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是南宋时期的军事家。

    岳飞少年时勤奋好学，爱读《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并练就一身好武艺，19岁时投军抗辽。首次从军后，岳飞任小队长，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带兵连战连胜，因为立功被授予承信郎。但是不久，岳飞的父亲病故，岳飞退伍回家守孝。

    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开始了他抗击金军，保家卫国的戎马生涯。传说岳飞临走时，其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以此勉励岳飞，这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

    岳飞投军后，很快因作战勇敢升秉义郎。这时宋都开封被金军围困，岳飞随副元帅宗泽前去救援，岳飞英勇善战，多次打败金军，受到宗泽的赏识，称赞他“智勇才艺，古良将不能过”。北宋王朝灭亡后，康王赵构在临安城建立了南宋。岳飞上书高宗，要求收复失地，被革职。

　　岳飞于是投奔了河北都统张所，任中军统领，在太行山一带抗击金军，屡建战功。后来再次投奔东京留守宗泽，被封为武功郎。

    岳飞升任军队将领后，仍然与士卒同甘共苦。宋高宗曾要在杭州为岳飞建住宅，岳飞辞谢说：“还没有打败敌人，我怎么能考虑家庭私事呢？”

    有次岳飞带兵打仗，受到地方官招待，吃到“酸馅”这种在官员富商们看来很普通的食物时，惊叹道：“竟然还有这么美味的食物。”便将自己的部分留起来，准备带回家与家人共享。岳飞的妻子李氏有一次穿了件绸衣，岳飞便说道：“皇后与众王妃在北方（靖康之难时被金兵俘虏）过着艰苦的生活，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就不要穿这么好的衣服了。”自此之后，李氏一生只穿布衣。

    除了自己俭朴淡泊，刻苦励志外，岳飞对子女教育也很严。他要求子女每天做完功课后，必须下地劳作，除非节日，不得饮酒。

　　岳飞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军纪严明，“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屡创金军，因此金国的贵族感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岳飞还首先提出“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堪称封建社会官吏的行为典范。

    公元1140年，岳飞率军北伐，与金军将领完颜兀术率领的重兵在郾城（今河南郾城）相遇，岳飞大破完颜兀术的“拐子马”军阵，完颜兀术感叹说：“自从故乡起兵，靠此制胜，今竟如此。”金军退守开封后，岳飞率兵追击至离开封四十里的朱仙镇。此时北方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切断金军粮道，准备迎接南宋部队。

    完颜兀术束手无策，打算放弃黄河以南地区，退守燕京（今北京）。此时的皇帝赵构，害怕在岳飞的压力下前皇帝被释放回国，从而影响自己的皇帝宝座，再加上大臣秦桧在他的指使下，正与金朝谈判，于是下令岳飞率军撤退。在一天之内，赵构连续颁发了十二道命令，每道命令都用“金字牌”送达（金字牌送达的命令，驿马每天飞奔二百公里），使岳飞不能反抗。

　  岳飞在接到第十二个金字牌时，他不能不退，否则就是叛变。他对拦在马前恳求不要撤退的民众垂着泪说：“十年准备反攻，呕尽心血。而今一天之内，化为乌有。”

    回到开封后，赵构想起岳飞要接前皇帝回朝的话语后，仍感后怕，于是先任命岳飞为枢密副使，剥夺了岳飞的军权，接着又指使秦桧诬陷岳飞谋反，逮捕岳飞下狱。

    南宋将领韩世忠质问秦桧岳飞是不是真的谋反时，秦桧回答说：“莫须有。”韩世忠叹息：“‘莫须有’三个字，怎么能服天下人心？”但是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及他的几位部将仍被处死。岳飞在狱中被处死后，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众安桥处死。岳飞和张宪的家属则被流放到岭南和福建。赵构还亲自下旨规定，“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并上路”，他们的“家业籍没入官”。

　　张宪和岳云被害以后，后人在众安桥西的资福弄、枣木巷建有忠烈祠以祀二人。绍兴二十年，殿前司后军小校施全激于义愤，刺杀秦桧，可惜未成功，被分尸于众安桥。当地百姓怀念施全，在众安桥上修有施将军庙。

    在岳飞无辜被害后，对岳飞一向仰慕的狱卒隗顺冒着生命危险将遗体连夜背出城外，偷埋在九曲丛祠旁。《朝野遗纪》记载为“狱卒隗顺负其尸出，逾城，至九曲丛祠中。

    故至今九曲王显庙尚灵。顺葬之北山之”。为了日后辩识，隗顺又把岳飞身上佩带过的玉环系在其遗体腰下，还在坟前栽了两棵橘树。隗顺临死时对他的儿子说：“以后朝廷给岳大人平反后，如果找不到他的遗骨，必定会悬赏来寻找，到时候你告诉官府：岳大人的棺材上有一个铅筒，上面有大理寺的勒字，那是我埋葬时所作的标记。”

    岳飞遇害后人们一直要求为他平反昭雪，但赵构始终置之不理。到了宋孝宗即位，为了给太上皇保留体面，假称“仰承”高宗“圣意”，给岳飞恢复官爵与名誉，此时距岳飞遇害已21年了。隗顺的儿子把其父藏尸的真相告知官府，岳飞的遗骨才得以迁葬杭州西子湖畔栖霞岭，让后世之人得以凭吊。

　　在民间传说中，杭州众安桥下也曾被认为是岳飞遗骨所葬之处。此地是南宋临安城中比较繁华的地方，紧靠御街。

    清朝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杭州府司狱吴廷康，正式确定此地为岳飞葬地，且筹集大量银两，营建岳飞墓、岳飞庙，又刊印了《岳忠武王初瘗》，在当时影响颇大。但是，宋代众安桥一带南有北瓦，东有御街，北面则面临着钱塘路，都是繁华的街市，而且在众安桥西不远的地方，有军队驻守，如果有人在这里掩埋、植树、立碑，守军不可能不知道。

    再者，宋时的临安城远比现在的杭州城小，根据史料记载，隗顺背着岳飞的尸体“越城”而走，众安桥在城内，如果真是初葬在这里，就不存在越城的说法。因此，岳飞的遗骨埋葬在杭州西子湖畔栖霞岭证据更为充足，也更为普遍地被人们接受。

    岳飞墓几经修葺，现在的岳飞墓是公元1979年整修时按南宋建筑风格设计的 ，墓道两旁陈列的石虎、石羊、石马和石翁仲，是明代的遗物。墓阙下有四个铁铸人像，反剪双手，面墓而跪 ，即陷害岳飞的泰桧、王氏、张俊、万俟呙四人。跪像背后墓阙上有楹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在秦桧和他老婆的跪像前边，还有这么一副对联，是用秦桧夫妇互相埋怨、对骂的口气写的，很有意思：

    唉！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

    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

    上联是秦桧的口气，意思是：“唉！我本来就是个没人心的东西，可身边要是有个好媳妇，兴许也不至于没完没了地老在这儿跪着吧？” 下联是用秦桧老婆的口气回答说：“呸！虽说我是个长舌头女人，可要不是因为你这个老贼，我怎么会老陪你跪着挨人唾骂！”

    除了岳飞墓，人们还在各地建立了岳王庙来纪念民族英雄岳飞，其中最有名的是杭州的岳王庙。岳飞死时只有39岁，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悲痛的冤狱受害者之一。

中国历史上谁是最大的卖国贼？最大的贱种？ [转帖]

    中国历史浩浩荡荡上下五千年，有作为的当政者不少，卖国失土丧权辱国的也不少，那麽，卖国贼当中，谁是冠军？细细看来，蒋介石可荣登冠军！！！他的中华民国不仅二代而亡,中华民国的第一代是孙中山，袁世凯，曹锟等乱七八槽的那几个与蒋介石一起可勉强算第二代，蒋经国那只不过是个偏安一隅负隅顽抗中国统一的老贼，根本不算数！有人或以为清朝签定的卖国条约不少，失土最多？其实细查一下，中华民国签的卖国条约一点不比清朝少！失土才最多！而且，清朝政府交给中华民国的国土面积是中华历史上最大的，台湾被迫割给日本鬼子，那也是战败后的无奈，即使香港那样的一个小岛，也是租出去的，现在不是又回到我们手里了吗？有人或以为元朝的面积最大，其实元朝早一分为四，真正在忽必烈控制下的属于中国版图的还不如清控制得多！从这一点来说，清朝可以说对的起中华民族！在大清昌盛之际，朝鲜，琉球，越南等都是中国的海外属国，要年年进贡给大清国！而蒋介石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不仅让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并非战败无奈的情况，只要中国坚决不同意，外蒙古那是无法独立的！日本在当时的败局已定，失败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可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仅仅为了换取苏联对他的支持，不支援中共，就把外蒙出卖给苏联，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国土，从此永远的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抗日时他还同意东北独立，即《伪满洲国》的成立，华北独立，即所谓的华北特殊化！后来多亏美国参战，打败日本，在美国人惩罚日本的大气候下，检了个大便宜，顺便把台湾也给要回来，对于外敌的浸略，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蒋介石这样的贱骨头，被日本人从1931年起烧杀淫略了十几年，才狐假虎威的在1942年美帝参战后才跟在美帝的屁股后面向日本宣战，可笑吧！再看看老毛，抗美援朝，当时美帝并无一兵一卒进入中国，可你在我的家门口舞枪弄棒都不行！美帝有原子弹？我打手榴弹！蒋介石这样的贱骨头，可真是千古所无！再看看他和共产党的斗争，共产党的人没他的多，武器也远不如他，他倾一国之力，围剿小小的井冈山，失败者四。纵观他和共产党几十年的争斗，真可以说他是一个极低能的统帅，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他统治下的中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内战不断，终于引来了日本鬼子！大清时，日本鬼子多次觊觎中国，但大清好歹是一个统一的庞大的国家，又进行洋务强国，一度国家军事实力都让日敌望而却步！故在大清时日敌始终没敢大规模的浸略中国，直到蒋介石时，日本鬼子终于看到了灭亡中国的机会！这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差点被外敌灭种的一次大灾难！蒋介石，真可说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最大的卖国贼！最大的贱骨头！日敌投降后，竟然判津略中国的日本鬼子的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无耻吧？可恨吧！贱到了头吧？！看看今天的台湾，这个怪胎，还动不动说啥矮化，边缘化台湾，其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台湾根本就是海外丸泥，不足与中国加广，大清时就有大臣主张丢掉台湾任他去，大清疆域辽阔，不缺这个男人阴茎似的小岛。看看吧，你还用矮化吗？还用边缘吗？中国啥时候以你为中心？笑话！蒋介石卖国贼的独子独孙，在那个岛上，夜郎自大的玩去吧，有本事别登大陆一步！

明太祖画像之谜：历史上朱元璋的真实面目[转帖]

     帝王长相与明太祖真容疑云

　　皇帝的脸是龙颜。所以，即使是近臣没有朕的话“抬起头来”，是不能随便看的。其实，这是古代帝王彰显高高在上的天子权威、神化自己的一种谋略和手段。

　　在国外，也是这样。如非洲有一个叫卢安戈的王国，当年国王就不能随便让外人看见，即便是狗啊猫啊这些身边的宠物闯进来，也要处死。甚至国王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幸免。有一名才12岁的王子，便因为无意中看见父王在喝酒，遭到砍杀，被剁成几段示众。虽然国王所为，可能是因为一种迷信或巫术，但根本上还是为了保持王权的神秘色彩。
 

　　帝王相貌引起的历史争议

 
　　因为皇帝的脸儿不能随便看，就容易弄出“相貌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问题尤其多，有的至今争论不休。

　　如秦始皇嬴政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史学界争议颇大。《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准”，即古代相书中所言的鼻子，从记载中看，嬴政鼻梁并不完美，有缺陷，眼睛细长，说话声音怪异，是一个五官比例不协调，相貌丑陋的鸡胸男人。有人因此戏言，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是帝王中的第一丑。

　　但北宋李昉等人主编的《太平御览》中记载又有所不同，称嬴政是“虎口”、“日角”、“隆鼻”、“大目”，这样说来他又是高鼻梁，大眼睛，相貌堂堂的帅哥级男人了。

    因偶然的原因，笔者多年前曾跟着乡下的算命先生作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粗知唐举、皇甫玉、袁天罡诸史上相术名流的故事。有三种骨相之人可贵为帝王，一是“朝天伏羲骨”，二是“日月龙虎骨”，三是“擎天玉柱骨”。

　　这其实是古代算命先生的玄虚之说，如“朝天伏羲骨”，顾名思义，是中华传统文化东方大帝的伏羲氏长相。被算命先生一神化就是“奇骨贯顶”，开国帝王的长相。现实有这样面相的人很多，就是方面大耳型，毛泽东自嘲的“大中华脸”应该是此类型（这么一联系也真有点意思）。

    从中国古代传统的面相原理来看，“虎口”之人与“龙口”之人均为帝王相：“虎口阔大有收拾，须知此口必容拳，若然不贵且大富，积玉堆金乐自然。”可见，嬴政的相貌不是丑，而是奇，贵不可言。

    另一个与秦始皇一样，给后世留下严重“相貌疑云”的帝王是明太祖朱元璋。有史学家称他是下巴奇长、耳朵肥大、满脸麻点的丑陋、猥琐男人，朱元璋才算是中国帝王中的第一丑；但有的人称朱元璋是五官超格、相貌超俗，乃大富大贵的罕见帝王之相。

    朱元璋画像造假的民间传说

    朱元璋流传在世的画像版本众多，目前外界能见到的画像主要集中于这两类：一丑一俊，即帅哥朱元璋与丑男朱元璋。

    到底哪种版本才是朱元璋的真实面貌？这也是一个历史谜团。

    笔者手里收集到了可能是迄今最全的朱元璋画像，既有宫廷的，也有民间的，版本达16种之多（本书仅展示7种），有的相貌很滑稽，十分新鲜。其中，有不少是笔者从南京明孝陵博物馆藏品中看到的。

　　过去给帝王画像，就像现在国家领导人有专门的摄影师一样，也有御用画师。民间有一个流传极广的朱元璋画像故事：说是朱元璋称帝后遍召丹青高手给自己画像。第一个进宫的画师十分认真，把像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和真人一样。朱元璋看到自己丑陋的形象，顿时大怒，把画师推出去斩了。

    第二个吸取了教训，自作聪明，把朱元璋画成美男，一表人材，五官端正，相貌堂堂。朱元璋一看这哪是自己啊，明明是在忽悠他，自然画师难逃一死。

    第三个是聪明人，揣摩出了朱元璋的心思，追求“神似”：脸型描摹得与真人差不多，其他部位跟着感觉走，就如现在影楼给新郎新娘拍婚纱照，处理得模棱两可，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结果朱元璋看到自己满脸仁慈，一副帝王之相，龙颜大悦。不用说，画师获赏，免予一死，被放回了家。

    这段“民间故事”真伪成为历史之谜。不过，里面透露出一个信息，朱元璋的相貌确实异于常人，可能与秦始皇一样，是不合比例，五官失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讲究威仪的帝王朱元璋！所以朱元璋暗示画师造假的可能是存在的。

　  朱元璋或丑或美的历史成因

    以上传说也说明一个问题，朱元璋对自己的画像要求极其严格，绝不允许不满意的作品流出。

    既然如此，民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版本流传下来？

    有一种原因不可忽视，就是朱元璋杀人如麻，除了残害忠良，还得罪了不少文人，文人怀恨在心而借此泄恨，于是根据传说中的描述，故意夸张其面部缺点，丑化朱元璋，把本来相貌就一般的皇帝画得更加糟糕了。

    但这理由并不很硬实，因为朱元璋是汉人，是他赶走掘陵盗墓，奸妇淫女，无恶不作的外族，推翻了给民间带无尽痛苦的元朝，至少老百姓应该很尊敬他的，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丑化大救星式领导人的画像流传下来？再说，明朝的典章是很严厉的，当年到朱元璋孝陵前割猪草都可能被逮起来的，这种画放在家里，那该是什么罪？别说画，想都不敢想！

    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后人，特别是清人所为。

    自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到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被逼上吊自缢，历277年的大明王朝结束，清王朝开始了。清王朝是满族人的政权，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将后金政权易名而来。

    1644年清世祖福临赶走李自成，迁都北京后，清朝在好几个时期或轻或重，有步骤地开始“篡改运动”。为了统治的需要，甚至连《明太祖实录》这些书，都安排文人“修饰”，从文字上丑化前朝，歌颂大清万年江山。

    可以想见，在这种背景下，本来民间就传说相貌怪异丑陋的朱元璋，就很难逃脱被“恶搞”的结局了。一个王朝都倒下了，开国皇帝能不被嘲弄么？
 
    朱元璋真相应该是这样的

    从目前来看，除了一两幅外，绝大部分版本都系明亡以后民间所绘，有的版本极不严谨，如把朱元璋的皇冠绘成了秦汉制式（见图四），和秦始皇、汉武帝戴的是一样的，显然是一幅搞笑画作。

    还有将朱元璋的下巴画得大如馒头，从生理角度讲，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得怪病。如果这种长着奇怪下巴的画像真是明时之作，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确实把朱元璋的奇异相貌当成帝王奇相来理解了；或是朝廷有意授权画师，通过障眼法来愚弄臣民。

    从历史上看，在出生、相貌上故弄玄虚，也确是帝王美化自己的一个常用小把戏。如《明实录》记载，朱元璋是晚上出生的，生下后红光满地，房里异常发亮，邻居以为朱家失火了。实际上这怎么可能呢，说红色满地倒是真的，因为其母生他时大出血了。

　　还有，朱元璋与哥哥葬父时说是遇到暴雨，于是放下包裹在芦席里的父尸，进庙里躲雨，结果雨停了，奇事也出现了，尸体所在地方自起坟头，于是就传出了朱元璋葬父葬到出真龙天子的风水宝地上了。朱元璋称帝后专门在凤阳的“中都”修筑了皇陵，将父母的连棺材也买不起的土坟头，改建成帝王陵，至今尚存。所以，不排除后世或朱元璋本人有意为大明开国皇帝，从相貌上寻找天意的可能。

    民间一直认为，朱元璋患过天花而不死，留下了一副麻脸，加上他的下巴可能稍长，额骨稍凸，时人可能觉得太丑了，御用文人则正好附会说这是帝王奇相：“下辅学堂地阁朝，承浆俱满是官僚。如教中辅来相应，必坐枢庭佐舜尧。”一般地阁（下巴）饱满就是官相之人，而朱元璋地阁雄奇，妙不可言，贵不可测，自然是帝王的好命了，相貌异于常人。

    文人美饰帝王在历代都这样，翻开24史，每个帝王在文人的笔下都是天子相。如上文曾提到的汉高祖刘邦，本来就高鼻梁长胡须之男子，但《汉书•高帝纪》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连身上的黑痣都成了贵处。

    面对朱元璋一脸仁慈、那张现保存于北京故宫，并为南京阅江楼等多个明朝景点悬挂的“标准像”（见图六），有不少人觉得与真人不相符，是假的，相信长着怪异下巴的画像与真人最接近。

　　朱元璋到底长得怎么样，丑不丑，现在谁也说不清，成了一段历史疑云。但我推测是不会丑到哪里的，不然在濠州起事的王财主郭子兴，怎么可能把义女马秀英嫁给一个要钱没钱要长相没长相的穷和尚？

    再说，相貌会遗传的，朱元璋生有朱标、朱棣等24个儿子，这么多“龙种”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肥耳、大下巴，与他长得相似？从明诸帝的画像来看，均无此长相啊，相反都与朱元璋的标准像差不多。

    所以说，真实的朱元璋与标准像不会差得太远。有朝一日，如果朱元璋的陵寝孝陵地宫被打开了，找到其遗骨，用现代电脑三维复原技术处理一下，真相就会大白了，一切OK！

朱元璋的惊人政策：百姓可以绑贪官上京治罪[转帖]

    朱元璋的反贪运动

　　所谓“学《大诰》运动”，即朱元璋晚年为了整顿官僚队伍清除腐败现象，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官民大学习和群众大造反运动。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这种痛恨，既源于血液，又源于理智。作为一个前贫民，疾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痛恨则来自对自己家业的爱惜，他生怕这些硕鼠咬坏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统治之网。

    朱元璋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他生性苛细，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翻开《大诰三编》，你会看见皇帝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网巾一个，袜一双”。官员犯了别的错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绝不放过。在反贪运动的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银子的，就剥皮楦草，摆在衙门前示众。按说这一规定已经残酷至极，不想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对贪污之官，朱元璋宁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这样做固可使贪吏无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却也易生流弊，审理者务为严酷以邀上恩，株连蔓引，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八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

　　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千古奇文《大诰》

    虽然惩贪措施如此严厉，腐败却从来没有绝迹。大的腐败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

    朱元璋没有想到或者不愿想到的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惩贪措施不严厉，而是中国的贪渎文化过于根深蒂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因为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腐败机会遍地皆是。想让官员不贪，几乎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不现实。而朱元璋的低薪制又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史称明代“官俸最薄”，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合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不光要负担县令个人的生活，还要供养家庭，支付师爷们的工资。因此，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对于官员如此悍不畏死，甘蹈法网，朱元璋震惊之余，把原因归结于旧朝不良思想的污染。他说，经过一百年的元朝统治，人心不古，导致“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其中官员们尤其如此。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动。为此他亲自制作了《大诰》这一千古奇文，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所谓《大诰》，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的说教。由于是朱元璋亲笔所作，所以这本书文辞鄙俗，体例杂乱，多语句不通之处。因为以威胁恐吓官吏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案例都是血腥残忍令人发指者。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下令说：这本大诰，“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终洪武年间，《大诰》三编共印行数千万本，成为近代史上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明王朝从城市到乡村，每家每户的正堂上，都供着一套《大诰》，令全国人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大诰》。

    全民性的捉贪运动

    为了彻底消灭腐败现象，建设一支纯而又纯的官员队伍，朱元璋想到了求助于广大人民群众。洪武中叶，大明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皇帝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朱元璋在《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三十四》中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我设各级官员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人民。然而，过去我所任命的所有官员，几乎都是不才无稽之徒。……现在，我要靠你们这些年高有德的地方上的老人以及乡村里见义勇为的豪杰们，来帮助我治理地方。如果要靠当官的来给百姓做主，自我登基如今十九年，我还没见到一个人!

    一开始，皇帝赋予百姓的是监督权。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皇帝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洪武十九年（1386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令人吃惊地宣称，在他的帝国之内，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官员。

    另一章中又规定：百姓们捉拿吏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那么“全家族诛”。

    赋予“卑贱”的农民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对于这场全国范围内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朱元璋抱以极大的希望。在一则命令中，朱元璋谈到他的设想：“如果天下百姓都听我的，认认真真照这个命令办，那么，不出一年，天下的贪官污吏都变成好官了。为什么？因为良民时刻监督，坏人不敢胡作非为，所以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做好官，做好人。”

　　在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送到京师。于是，大明天下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要对百姓下跪求饶了。

    无日不杀人

    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不幸在洪武时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极为危险的勾当。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来是天底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所知，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以致自残肢体。

    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没有换新的。因为牵连到了“空印案”里，被朱元璋毫不留情地杀死。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为贪污，朱元璋迅即把他处死，之后剖开滕的肚子，想看看这个贪官肚子里都有些什么。孰料剖开之后，发现里面全都是粗粮草菜，只好悻悻地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啊!”

最腐败的王朝之一

    虽然惩贪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纯而又纯的状况最终也没有出现。官员们认为反正动辄得咎，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连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破产了。因为有了权力，可以处理一般的案件，村老也很快腐败，以权谋私，甚至贪图酒食贿赂。

    皇帝晚年，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曾经有过困惑和动摇。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亲手写订的《大诰》是一部“宝书”，不忍舍弃。在临死前一年，朱元璋“特命有司，将《大诰》内的条目，拣其精要者，附在《大明律》内”。他希望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依《律》与《大诰》拟罪”。

    然而，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个月，建文帝就在《即位诏》中宣布：“今后官民有犯法者，执法机关一律只按《大明律》断，不许深文周纳。”这个“深文”显然就是指《大诰》。虽然没有哪个后世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元璋死后直到明亡，《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虽然朱元璋自己很欣赏，他的子孙们却羞于提到太祖皇帝这本文字粗鄙内容血腥的著作。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曾经发行数千万册的这本宝书，到明末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在世时，通过他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一时的抑制，然而却积蓄了巨大的反弹能量。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明代中后期，腐败现象在各级官吏争先恐后的疯狂和无耻状态中，向政治肌体的一切环节蔓延扩散，并最终积聚成为汹涌的巨涛，吞没了整个王朝。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史书。

一碗人参汤药倒了康熙帝 雍正篡位真相[转帖]

　　雍正即位之所以成为清朝三大疑案，问题就出在那些材料上。关于这个事件，现在能看到的不过是《清实录》、《大义觉迷录》之类的官方文件，而这些官方文件显然都是被处理过的，也就是说，对雍正不利的原始材料可能都已经被销毁，留下的都是对他有利的材料。作为后人，也只能从现存的这些材料中取寻找些许蛛丝马迹，提出一些假设和推测，但始终找不到实质性的确凿证据。从这点来说，如果雍正的确是篡位的话，他在销毁证据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有人会问，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场经过长期酝酿的宫廷政变，真的在康熙驾崩的那天发生过呢？以下这样一幅想象的场景，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可能性：

　　康熙在返回畅春园后，一直在园中静养，由于这几天他命令过不必送奏章，因此也就轻松了许多。十三日傍晚，无边的黑夜正在慢慢降临，畅春园里显得特别的宁静。康熙走出寝宫，抬头看了看天上已经圆了大半的月亮，向夜空深呼了一口气。一阵寒风吹来，康熙忍不住打了个冷颤，突然觉得这夜色是如此的诡异。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康熙急忙走进寝宫，正待叫人去问问外面什么事情时，步军统领隆科多走了进来，他的身后，竟然还跟着四阿哥胤禛。康熙微觉不对，便问胤禛：“你本应在斋所准备祭天大礼，何故来此？”胤禛故做惶恐状道：“听说皇父病情恶化，儿臣特意赶来看望。”

　　康熙立刻感觉到潜藏的丝丝杀气。他故作镇定，继续问道：“那外面是何声音？”胤禛答道：“各阿哥听说皇父濒危，所以集合于宫外。”康熙说：“那就让他们进来罢。”胤禛面有难色，说：“人多嘴杂，对皇父身体恐怕不好。”康熙的身体颤抖了一下，缓缓道：“那你想要怎样？”

　　胤禛用眼神给隆科多示意。隆科多便从身上掏出一个纸包打开，将包中的粉末掺入茶水，交给胤禛。康熙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他的胸口一阵气紧，正要呼喊，却又发不出声音。胤禛端着茶杯上前一步，说：“皇父，这是儿臣为你特意准备的参茶，请皇父享用。”康熙喘了口气，说：“你就这么有把握？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吗？”

　　胤禛哼了一声，一脸森然，道：“为了今天，我已经准备十年了，事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康熙颤抖着接过茶杯，抖抖索索地说：“好，好，好！我总算没有白疼你，培养你这么多年，也该有这一天。我本以为防住了大阿哥、二阿哥、八阿哥，想不到四阿哥也很有出息！好，好得很啦！”

　　说罢，康熙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参茶一饮而尽。

　　外面负责警卫的，是隆科多的侍卫和亲兵们，他们手按刀柄，一脸严肃地盯着院子外面那些紧张的皇子们。那些皇子们在接到康熙病危的消息后，纷纷赶到畅春园，但却被挡在寝宫外面，理由是康熙病情不稳定，正在服药中，请皇子们稍安勿噪，在此静待传唤。

　　一阵阵的寒风刮过，阿哥们有的捂手，有的跺脚，有的则在焦虑不安地来回走动。夜色更深了，园林的深处似乎还传来猫头鹰一两声凄厉的叫声，反让整个黑夜显得更加悄无声息，诡异莫名，惟有一轮冷月散出些惨淡的光芒。

　　一个时辰过去了，阿哥们耐不住了，他们纷纷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九阿哥胤禟倏然站起，他朝八阿哥胤禩走去，说：“八哥，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不能老这么等下去啊？”胤禩也是一脸的迷乱，他转头看看身边的三阿哥胤祉，胤祉却把头低了下去。胤禩叹了口气，他知道这个三哥一向胆小怕事，对皇父的旨意从不敢违抗。他又看了看其他的阿哥们，他们的脸上除了迷惑，就是一种无奈和无助，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一样。

　　康熙的寝宫里面，似乎传来一两声微弱的痛苦呻吟声，皇子们一阵骚动。胤禩拔开人群，向侍卫们走去，九阿哥胤禟和十阿哥胤礻我见状便急忙跟在他的后面。胤禩对守住大门的侍卫们朗声道：“皇父似乎病痛，我等想进去侍奉。”领头的侍卫依旧面不改色，道：“未有传唤，不得入内！”九阿哥胤禟大怒，指着那领头侍卫的面骂道：“狗奴才，我们要见皇父，还轮得到你来聒噪！”说罢，胤禟就要往里闯。

　　众侍卫见状，纷纷聚拢，为首的侍卫半拔佩刀，喝道：“无传唤擅闯者，格杀勿论！”胤禩急忙拉住胤禟，退回半步，正待辩解，侍卫们却已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夜空，对他们不再理会。

　　又过了快半个时辰，寝宫里一阵脚步声传来，隆科多一脸阴郁地走了出来。他扫了那些阿哥们一眼，沉声道：“三阿哥、七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十三阿哥进见，其他阿哥暂时在外等待。”

　　阿哥们面面相觑，隆科多扫了众阿哥一眼，闷声道：“还不快走？”胤祉等人慌忙跟着隆科多走了进去。当他们到达康熙的御塌之时，却惊奇地发现，原本应在城外斋戒以举行祭天大礼的四阿哥胤禛早在那里，而同样外出去东陵祭奠的五阿哥胤祺却并不在场。阿哥们隐隐感觉到一个可怕的事情刚刚发生过，但现在已经结束了。

　　隆科多揭开御帘，向阿哥们宣布道：“皇上宾天了，诸阿哥听诏！”阿哥们一脸惊惶，手足无措，正待放声大哭，却听隆科多道：“诸阿哥先莫举哀，待我念遗诏。”说罢，隆科多从袖中抽出一道诏书，念道：“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

　　胤禛听后拜倒在地，放声痛哭，其他阿哥们则是一脸的木然，他们甚至忘记了哭泣。整个大殿充斥着四阿哥的哭声，显得格外的刺耳而怪诞。随即，胤祉也拜倒在地，低声啜泣，其他阿哥也跟着一边跪倒，一边抹眼泪。胤禩长叹一声，他盯着胤禛的背影狠狠看了片刻，便愤然离去。

　　雍正赢了，不管他是合法继位还是阴谋篡位，他已经打开了皇权之门，他已经不需要再去顾及周围那些或者怨毒或者嫉恨的目光了。

　　曾在皇宫中服务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康熙驾崩的那个晚上，“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近代也有人提出康熙之死和胤禛嗣位是“一场以武力为后盾、精心策划的宫廷政变”，有人怀疑是隆科多在药品或食物中投放毒药害死了康熙。

　　民间关于康熙被毒死的传闻很多，其中以曾静在《知新录》的说法最为典型：“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指雍正）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这也就是曾静归纳雍正的第一大罪状“谋父”了。

　　康熙是否被一碗人参汤药倒，颇有争议。不过，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的时候，苏州织造李煦奏报江宁织造曹寅病重请求赐药时，康熙批示说：“南方多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得来的。”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的时候，康熙又说：“南方人最喜欢服用人参，北方人用人参就不合适。朕以前从不轻易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

　　如此看来，康熙对人参颇为反感，断然不会喝什么参茶了。而且，康熙对医理颇为了解，想在饭菜和药物里下毒，似乎颇有困难。由于两次废太子，康熙对这些阿哥们并不敢完全轻信，就是担心会发生意外的政变。在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的遗诏里，康熙也曾列举了历史上那些君主被谋害的事例，说即使英明之主也难善终，这说明康熙平时的警惕性很高，被毒杀之说，恐难成立。

　　再者，康熙事务繁忙，久病缠身，因感冒而引起其他并发状，也不是没有可能。由此，推断康熙因为年老生病而正常死亡，应该说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毕竟，在康熙死前，胤禛继位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因此他也没有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发动一场政变。

　　如果康熙是善终的话，那其他兄弟听到康熙噩耗时的反应就颇值得研究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康熙应当是要求隆科多在他死后宣布遗诏，而不太可能在胤禛到来之前就宣布了，这才会对其他皇子们造成强烈的震动，特别是那些有意参加争储的皇子们。

　　对于胤禛继位的遗诏，那些阿哥们有没有反抗呢？从记载来看，至少在当时是有的。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即九阿哥胤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清世宗实录》中又说：“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八阿哥胤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

　　由此看来，胤禟的“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和胤禩的“院外倚柱，独立凝思”倒是真实反映了当时他们内心的失望和茫然，这种真实而自然的内心反射，恐怕不是一般笔法所能捏造的。但是，事起突然，当时他们毫无准备，也无从准备，即使是胤禩和胤禟的反抗，也只能如此而已。　　

　　当时有能力向胤禛提出质疑的除了胤禩、胤禟外，还有三阿哥胤祉和十四阿哥胤禵。但胤祉胆小怕事，他首先向雍正叩首跪拜，主动承认了遗诏和雍正继位的合法性。胤祉作为当时年龄最大的、而且在康熙晚年得到重用的阿哥，他的主动表态对其他阿哥显然起到了示范作用。

　　至于康熙晚年继位呼声很高的十四阿哥胤禵，虽然手握重兵，但当时却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尽管胤禵在离京前一再对胤禟说，万一皇父有什么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他。但雍正在隆科多的支持下，很快就采取了非常措施，关闭京城九门，断绝内外信息。

　　正如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朝鲜使臣回国报告康熙凶耗和雍正即位之事时说的，“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胤禩、胤禟等人当时有再大的本领，也无从集结组织，甚至连讯息都传不出去。他们惟一能做的，不过是扼腕叹息，听天由命。在京城里，胤禩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大都是些手无寸铁的文官，并无一甲一兵，即使雍正是阴谋上台，他们也只能承认事实，想要反抗，只能是束手待毙。

　　不错，正在西北用兵的十四阿哥胤禵是有兵权的。但是，等他得知皇父噩耗时，雍正让他回京奔丧的命令也到了。即使胤禵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阴谋，但他能怎么办？抗命吗？就算胤禵想带兵回京，他能做到吗？当时雍正死党年羹尧的大军就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胤禵所能做的，就是乖乖地回京奔丧。

　　最可疑的是，雍正命胤禵立刻来京奔丧的同时，他又封了胤禵的手下都统延信为贝子，令其赴甘州接掌胤?

　　的事务。其中，雍正还特别给延信发了一道密旨，说：“你到了那里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大将军王的所有奏折和朱批谕旨全部收缴封存好，然后尽快地送到京师。要是大将军王要亲自带来，你要从速开列缘由，并在他赶至京城之前送到。你要是手软疏怠，使得大将军王检阅处理后，没能使全部的奏折和朱批谕旨交上来，朕就要生你的气了。另外，本谕旨不得泄露给大将军王，切切！”

　　由此，也可以推断出雍正是非常担心康熙曾经有过传位于胤禵的谕旨或者暗示之类的，他自己也说：“皇父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有皇父谕旨，妄行指称，为生事证据。”这也说明雍正自己其实是没有康熙的纸质遗诏的，因此他非常担心胤禵会有康熙传位的朱批或者暗示，这对他是十分不利的。雍正下令收回康熙所有的朱批谕旨，并称“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现断不宽恕，定从重治罪。”这显然为雍正后来毁灭证据提供了帮助，这和康熙朝的实录为何每年只有区区五卷可以对应起来。

　　那即使是雍正自己的说法，康熙死的时候，他和“八人同受遗诏”是否真实呢？《大义觉迷录》里说的八人，是七个阿哥（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礻我、胤祹、胤祥）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其他几个年纪小的阿哥（胤禄、胤礼、胤禑、胤祎）是在寝宫外等候的。但可疑的是，《大义觉迷录》是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发布的，当时亲历此事的人或者已经死去（胤禩、胤禟），或者备受打击（胤祉、胤礻我、胤祹），或者明哲保身（胤祐），或者正受到雍正的重用（胤祥）。如果“八人同受遗诏”是捏造的话，那雍正说胤禩和胤禟当时的无理和失态，也许只是为了给这两兄弟捏造罪名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八人同受遗诏”一说毕竟牵涉的人太多，不太可能是雍正的凭空想象，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何况，当时胤禩和胤禟已死，雍正也没必要再给他们增加罪名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八人”，而在于隆科多所传的遗诏，到底是真是假？这才是受到质疑最多的问题。

　　雍正自己说，他从斋所赶到康熙寝宫的时候，康熙并没有和他谈到嗣位问题，直到康熙死后，才由隆科多宣布他继位。如此说来，隆科多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简直就是“口衔天宪”，怪不得雍正后来要叫他“舅舅”了。　　

　　当然，按辈分的话，雍正的确要喊隆科多舅舅。隆科多是国舅佟国维的第三子，他的姑姑孝章皇后是康熙的生母（由此，隆科多是康熙的表弟）。另外，隆科多的姐姐佟佳氏又是康熙的皇后，因此他又是康熙的内弟，雍正叫他一声舅舅也是理所当然（何况当年雍正是由佟佳氏带养长大的）。

　　正因为隆科多和康熙的特殊关系，这才被委任了负责京城安全的步军统领一职，由此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康熙遗诏的宣读人。不过，蹊跷的是，隆科多原本是支持大阿哥胤?

　　的，他的父亲佟国维和家族中人大都是支持八阿哥胤禩，后来胤?

　　倒台后，隆科多似乎也改而支持胤禩。至于后来如何倒向了雍正，未得而知。

　　在民间的野史传闻里，隆科多所宣读的遗诏显然是“问题”遗诏。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康熙临死前的遗诏写的是“传位十四子”，也就是传位于十四阿哥胤禵，但雍正偷偷把遗诏给改了。改诏书的说法有三个变种，第一种是说雍正把“十”改成了“于”字，结果变成“传位于四子”，这种改法比较简单，不过把“十”字上面加一横，下面加个钩，就像现在小朋友因怕挨骂而偷改试卷分数一样；第二种是把“十”字改为“第”字，这个改法似乎有点复杂；第三种是改两个字，那就是把“传位于十四子胤祯”改为“传位于四子胤禛”，这个难度就更大了，不但要把“十”改成了“于”字，还要改“祯”字（康熙封胤禵为贝子的时候称其为胤祯，后来雍正即位后，又把他的名字改回了胤禵这个原来的名字）为“禛”字。

　　如此一来，老母鸡变鸭，四阿哥胤禛便抢了弟弟十四阿哥胤禵的位子。

　　这三个说法听起来有点道理，但仔细推敲，却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清代关于皇子的称呼，前面必须有一个“皇”字，比如皇长子、皇太子或者皇四子，如果简单的把“十”改成了“于”字话，整个句子就都不通顺了，本是“传位皇十四子”，改成了“传位皇于四子”，这显然语法不通。其次，清代时的书写习惯一般不用“于”字，而用“於”字，如果说“十”改“于”、“十”改“第”、“祯”改“禛”还有点相似的话，“于”和 “於”这两个字相差太大，根本没法改。第三，如此改法的前提是汉文诏书，但当时朝廷诏书一般是用要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汉文可以改，满文怎么改？

　　民间传闻辩驳起来不难，那人们要问，雍正当时到底有没有遗诏呢？答案是有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收藏了一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日期署的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康熙驾崩的那天。但问题是，这道遗诏是在十六日才公布，而且，里面一处错字，四处涂抹，与人们想象中的正式遗诏大相径庭。很显然，这个所谓的“康熙遗诏”是雍正的仓促之作，而绝非康熙的亲笔。不过这不要紧，既然雍正做了皇帝，他想要怎么样的遗诏那都是办得到的，只是不能证明他是合法继位而已。

　　既然雍正没有遗诏，那怎么来证明自己是合法继位呢？《朝鲜李朝实录》里记载说，康熙临终的时候，拿下身上所挂的念珠给胤禛说：“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给我的东西，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好好保存，明白吗？”《永宪录》里也有类似的记载：“上（康熙）大渐，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由此看来，雍正在康熙临终前已得到了传位信物。　

　　不过，这种描述似乎有点过头。康熙在弥留之际还能记得六十多年前的事情，这点颇为可疑。而雍正已经知道传位给他了，但后来听到隆科多传诏时又“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也太夸张了。对于此事，野史传闻里却作了个反证。《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中说，康熙临死前，曾经手书遗诏传位十四皇子。胤禛侦得遗诏所在后，将“十”字改为“第”字，然后屏退各位兄弟，一人入畅春园侍疾，其他人均不许入内。据说康熙当时已经昏迷，醒来后突然发现只有胤禛一人在侧，知道被其欺骗，大怒，用枕头和念珠投击胤禛而不中，胤禛则跪而谢罪。不多久，康熙撒手人寰，而胤禛持念珠和遗诏出来，并宣布自己继位。

　　这样看来，康熙临终前授予雍正念珠，似乎确有其事。但很奇怪的是，雍正在位期间，却从来没有提过这事。如果雍正真有念珠这个如此有利之信物的话，他怎会不大讲特讲呢？所以“念珠”一说，也只能存疑。

　　雍正篡位传闻里，有一个很有力的质疑就是，雍正后来“生不住畅春园，死不葬清东陵”。畅春园是当时规模最大、最漂亮的皇家园林，也是康熙经常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但雍正即位后弃之不顾，却另外拨款扩建圆明园，作为自己的居住办公之所。另外，雍正即位后，对于康熙最喜欢去的热河避暑山庄，他一次也没有去过。最为奇怪的是，雍正生前选定自己死后安葬的陵区时，没有在自己祖父顺治、父亲康熙所葬之地清东陵（京东马兰峪），却选择了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后称清西陵）。这是为什么？难道雍正是在有意避开自己的父亲康熙吗？

　　雍正是信鬼的。他曾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朕于天人感应之间，信之甚笃，知之甚明。”雍正的“生不住畅春园，死不葬清东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做了“谋父篡位”的亏心事而心中不安，以至于不愿去康熙当年待过的地方，甚至死后的地方也不敢去，因为他害怕面对父亲的亡魂。也有人说，雍正后来的早逝，其实就是这个心病埋下的病根。

　　当然，限于材料的不足，我们对雍正的官方说法也只能提出质疑，而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这就是“雍正即位”成为清初三大谜案（另两个是孝庄太后下嫁和顺治出家）之一的原因了。或许，康熙的确是决定打算传位给雍正的，这从雍正在康熙死前几年办理的事务和相关记载可以看出一点迹象，毕竟综合分析下来，雍正继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但是，雍正继位是否合法，最大的问题也是康熙所导致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留下书面的遗诏，二是没有在在世时公布其口头遗诏。

　　换句话来说，惟一能证明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其实就是隆科多的口头传诏。从隆科多（或者还有马齐）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是忠实地执行了康熙的遗诏，而不太可能去有意地篡改……这是最善意的解释，悲哀的是，或许这也就是人们苦苦追求的真相。毕竟，以隆科多的身份和地位，无论哪位皇子上台，他都是朝廷重臣，他似乎没有必要去冒着风险帮雍正非法夺位。

　　康熙之所以让隆科多在他死后传遗诏，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愿意遗诏在他生前公布，这从他十几年来对建储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不愿意看见自己儿子们的反应，这对他是一种伤害）。另外，从清朝前几次传位的情况来看，也都没有书面的遗诏，皇太极和顺治继位都是满族王公推选的形式，康熙继位虽然是由顺治临终前指定，但孝庄太后的威信和能力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局面，问题也不大。

　　康熙开始本想学习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但被证明是失败的，而满族王公推选制在康熙几十年集权专制的打击下，早已失去了群体认同。由此看来，康熙对传位的考虑就有点时代错位了，他最终在汉族和满族的制度中徘徊不定，无从选择，最终采用了通过自己最信任的人去宣布遗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康熙的问题是解决了，雍正的麻烦可就大了。

　　补记：雍正在京西易县建造自己陵墓的做法，给儿子乾隆出了道难题：这自己以后死了到底是陪祖父康熙呢，还是陪自己的父亲雍正？埋在西陵，冷落了祖父；葬在东陵，父亲又会寂寞，真是左右为难。后来，乾隆定下规矩，以后隔代间葬两陵（就是说，乾隆葬东陵，其儿子嘉庆就葬西陵，以此类推）。这样，清东陵和清西陵的皇帝陵墓也就平均了。

达芬奇的确是韩国人-韩意两国科学家最新考证 [转帖]

    根据韩国社会人文学院院士金达那教授和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爱蒙·达芬奇教授联合考证，认真研究之后，他们惊奇的发现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秘密，领导欧洲文艺复兴的三大艺术家之首的大画家、大科学家、绘制了千古名作《蒙娜丽莎》的作者，艺术大师达·芬奇，竟然是韩国人的后裔！

    事情还要从八百多年前的蒙古帝国的雄霸世界说起
    那是在公元1252 年，蒙古帝国大汗蒙哥派遣怯的不花为先锋，率军1.2 万先行发动第三次西征。翌年又命其弟旭烈兀率主力军出发，其中包括担任后勤保障的2000朝鲜工程兵。他们沿着当年成吉思汗走过的路线再次侵入中亚和伊朗。1255 年抵撒马尔罕，1256 年渡过阿姆河，平定伊斯兰教伊思马因派的木剌夷国。1258 年1 月16 日围攻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2 月13 日城陷。哈里发穆斯台耳绥木出城投降，被装入袋内，纵马踏死。历时500 余年的阿拔斯朝阿拉伯帝国，由是灭亡。在这次震惊世界的战斗中，朝鲜的5000工兵直接参与了攻城战役，他们建造的攻城工具为蒙古军队攻破巴格达立下大功。

    蒙古军队在城中大肆烧杀劫掠7 日之久，数十万居民死于非命；许多艺术珍品和华丽建筑遭到毁灭。历史名城巴格达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1260 年春，旭烈兀攻占大马士革。蒙古军队直抵巴勒斯坦海岸，企图进攻埃及。这时蒙哥大汗的死讯传至，旭烈兀留下怯的不花统领5000 军队包括1000朝鲜工兵驻守叙利亚并赶造船只，自己率主力东归，驻军于阿塞拜疆。不久，驻守在叙利亚的蒙古军队为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军队所败，叙利亚全境也被埃及夺取，1000朝鲜工兵也多数战死，其中只有200多人因为是能够巧匠而被埃及人留了下来，这些人被埃及人作为奴隶带回埃及，在跨越地中海的途中，一艘载有80朝鲜工兵的船因风浪而沉没，这些朝鲜工兵在大海中与死神拼搏了3天3夜，最后有20人被途经此地的拜占庭帝国（意大利）商船所救，并乘船来到罗马城，依靠他们熟练的手工技能而生存下来，并且娶妻生子。
    他们一直希望蒙古军队能够打到罗马，但是，由于旭烈兀为争夺汗位，不得不中止西征，而后强大起来的突厥阿拉伯王朝又阻断了东西方的正常交通渠道，所以这80朝鲜兵就再也没有回到故土，客死遥远的异国他乡。而他们的后代便在罗马及意大利生存繁衍了下来。其中一个朝鲜工兵百夫长姓崔，为了纪念自己的故乡，就将自己的姓改为“百济”（因为崔姓士兵故乡是朝鲜南部的百济），意大利音同“芬奇”。经过200多年的繁衍生息，这个带有朝鲜血统的意大利姓“芬奇”，已经成为一个意大利人固有的姓氏之一，而其中便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引领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人，他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 年），那位崔姓百夫长得重孙。

    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发现，意大利总统贝卢斯科尼，在2008年日本的八国峰会期间，还特意就此与韩国总统李明博举行了一个短暂的私人会晤，会面期间，贝卢斯科尼代表意大利全体国民向韩国表示了最真挚的谢意——感谢大韩民族能够培养出一位如此出色的老人——达芬奇的太爷！意大利总理还特意将一幅达芬奇的《蒙娜丽萨》摹本赠送给李总统！
    而来自意大利罗马的消息：达芬奇的后人爱罗·达芬奇教授正准备带领家族100多人重游先祖的故乡，到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古国去看一看。
    为自己的祖先完成最后的未了心愿！《韩国通讯社》2008年8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