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改革——30年的悲剧循环  [复制链接]

最近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汽油贱卖事件，向人们展示了商品在国人和洋人之间差价是何等之大，由此造成的中国老百姓财富损失是何等惊人。继贱卖银行、贱卖股票引起国人的愤怒和痛苦之后，人们在贱卖汽油问题上再次感受到了这种愤怒和痛苦，中国把国内销售6.66元/升的汽油，以2.4元/升的价格出口国外，其间差价超过2.8倍。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中国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要比外国人多付2.8倍的价钱。根据2008和2009年前三个季度的推算，2008和2009年两年出口成品油约4500万吨，折合汽油约560亿升，按照每升汽油内外差价4.26元计算，洋人获取价差收益超过2400亿元。再看中国人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更是惊人，同样按照前三个季度推算，2008年我国成品油产量约20800万吨，扣除出口约2300万吨，国内销售约18500万吨，折合汽油约2300亿升，价差接近1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人购买本国汽油比外国人多付近万亿元。由此可以看出价格这个分配工具强大的财富转移功能，仅汽油消费这一项一年差价就超过上万亿元，两年向外商转移财富超过2400亿元。

在此千万不要以为仅仅是汽油的出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中国所有商品的出口价格都远远低于国内价格；并且不仅仅是中国生产的商品，包括美国生产的商品也一样。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生产的商品还是美国生产的商品，在中国的销售价格都要高于美国的销售价格。相比之下，汽油的中外差价幅度还算是比较小的，其它绝大部分出口商品的差价幅度更是惊人。按照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提供的数据，中国商品在美国的零售价格高于出口价格4倍。可是，即便这个高于出口价格4倍的零售价格，仍然低于国内同一商品的零售价格，可见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已经低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由此形成的巨额财富转移该是多么惊人。2008年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10.8万亿元，出口商品总额1428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7万亿元，出口商品总额接近国内商品总额。可是，如果按照成品油的国内零售价格高于出口价格约2.8倍计算，外商用9.7万亿货币买走的中国商品，折合成为国内零售价格相当于27万亿元；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国内老百姓用10.8万亿货币买入的商品，按照出口价格计算仅相当于3.8万亿元。可见，中国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都通过这个价格差额被西方国家拿走了。据国家统计局披露，2002——2008年出口总额10.5万亿美元，超过70万亿人民币，按照成品油中外差价2.8倍计算，相当于国内价格约200多万亿人民币，如果把这200多万亿商品用于国内人民生活，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将至少提高2倍以上。而实际上却是我们把国内卖2.8元的商品，1元钱卖给外国人，企业的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就是用这种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方式，六年期间卖掉了几百万亿商品，天文数字的财富通过这种差价转移到了西方发达国家。

就是通过这种价格管道，中国老百姓血汗创造的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了西方国家，让所有西方国家的所有家庭，都享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利益。中国的廉价商品，廉价资源，廉价股票，廉价企业，廉价劳动力等等，已成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发展虚拟经济、建立透支性消费体系的物质基础。年底大盘点，西方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齐声高呼“感谢中国”；美国媒体甚至把中国总理列为改变美国经济的十大人物中唯一的外国人；《时代周刊》更是把中国工人列为2009世界十大新闻亚军。元旦前后，中国央视新闻几乎连篇累牍地引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的高度赞扬，西方媒体竞相用各种方式盛赞中国经济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巨大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确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多年前西方国家是高工资高物价，中国则是低工资低物价。中国改革开放造成的巨大奇迹之一，就是把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进行了分配关系的重新组合，把西方国家的高物价般到了中国，与中国的低工资结合在了一起；把中国的低物价般到了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高工资结合在了一起；进而形成了西方国家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的新的经济现象。昨天一位刚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谈到美国的物价之低，比30多年前美国人谈到中国物价之低，还要更加感慨。

由于把中国的低工资和高物价结合在一起，把美国的高工资和低物价结合在一起，这就使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要远远高于货币收入之间的差距。1980年美国人均收入是1.02万美元，中国是190美元，相差约54倍。由于中国是低工资低物价，所以在收入相差54倍的情况下，中国工人也如同美国工人一样，独自一人就能够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2008年美国人均收入3.76万美元，中国是1100美元，相差34倍，货币收入差距缩短了三分之一还多。可是，在实际生活中，美国工人仍然能够独自一人养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还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为什么中美两国工人货币工资之间的差距在缩小，而中国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就是因为把西方发达国家原有的高物价搬到了中国，与中国低工资甚至是超低工作结合在了一起。从而使中国工人养活家庭的能力下降到了人类历史上最低水平。就以汽油为例，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的小时工资78美元，折合人民币530多元，按照美国汽油价格4.58元/升（人民币）计算，美国工人一小时工资能购买115升汽油；而中国奇瑞汽车工人小时工资是10元，只能购买1.5升汽油，如果像美国那样汽油价格中再包含过路过桥费，那么连一升汽油也买不了。这其间的差距已经不再是贫与富之间的差距，甚至超越了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差距。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美两国汽油的原料成本大体相同，都是来自于统一的国际原油价格，劳动力成本则是美国几十倍地高于中国，按理说美国的汽油价格应该远远高于中国才对，可是比白日见鬼还要不可思议的，却是美国汽油价格大大低于中国。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人力成本远远高于中国的美国商品，销售价格却远远低于中国，而人力成本远远低于美国的中国商品，销售价格却远远高于美国？

答案十分简单：中国财政。无论是美国的低物价，就是中国的高物价，都是中国财政运行的结果。这就是美国政府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国低物价来说，美国汽油价格低于中国，是中美两国财政共同补贴的结果。中国财政补贴一是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2008年仅中石化一家公司获得亏损补贴就达到123亿人民币。这些钱一方面被公司内部官僚挥霍掉了，中石化老总陈同海日均消费超过4万元，甚至连嫖娼都用飞机空运俄罗斯小姐；另一方面以低价销售的方式补贴给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美国政府不是像中国这样，直接向石化企业发放财政补贴，但是，美国政府用来平抑油价的战略石油储备，是依靠国家财政支撑的，仍然属于一种财政补贴，只是补贴的对象，不是企业而是国民。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美国财政补贴的资金，来自于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所以归根到底，美国的财政补贴也来自于中国。都是来自于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

其次，就中国高物价来说，则是中国实行高额税收和通货膨胀的结果。中石化在为贱卖汽油辩护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出了中国惊人的高额税收。中石化聘请的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内汽油销售价格高于出口价格2.8倍，其间4.26元的差价是政府税收形成的，据此认为6.66元的国内销售价格与2.4元的出口价格之间不具有可比性，6.66元卖给本国人和2.4元卖给外国人都是完全正常的。这与此前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关于银行股内外差价的解释完全相同。当时中国银监会解释说，把银行的股票几毛钱卖给外国人并不低；中国证监会则解释说，把银行的股票十几元卖给本国人并不高。中石化如此解释的本意是要为自己解脱，把中外巨大差价的责任推给政府，却无意间暴露了一个令人无比震惊的事实，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1.8倍。也就是说，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元钱的消费品，同时还要另外缴纳1.8元的税收，如此惊人的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面，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如果灾难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老百姓同时还要承担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的损失。中国每出口一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大约1比7的比例增发7元人民币，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2.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3.4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让中国老百姓欲哭无泪的荒谬现象：中国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如果中国不出口商品，而是用于国内百姓生活，既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发生对外财政补贴；或者退一步来说，如果中国出口商品白白送给外国，不收取美元，国内也就不会增发人民币，货币也不会贬值，中国老百姓的损失也会小一些。可现在却是，生产的商品出口到了国外，由出口商品换取的美元也借给了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了国内市场上，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纯粹废纸”。由于这些增发的“纯粹废纸”与现有货币一样流通，必然会造成现有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即所谓通货膨胀。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损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财富都在遭受贬值损失。反观美国情况恰恰与中国相反，美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中国，中国的商品流入了美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美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中国的美元又通过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可以用中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美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中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美国老百姓用美元买走了，美元被中国政府拿走了；美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国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结果就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纸币，中国给老百姓印发纸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美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中国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这就是“中美国”的秘密。

在此让所有人包括未来历史学家都会感到困惑不解的，就是中国经济是怎样由以往的满足本国人民需要转变成为满足西方国家需要的？中国财政补贴制度又是怎样由以往的补贴本国穷人转变成为补贴西方富人的？中国前30年向绝大多数老百姓输送财富的价格倒挂，是怎样演变成为后30年向西方国家输送财富的价格倒挂？这其中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怎样形成的？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左右两派给出了同样错误的不同回答。一方面，那些一心想帮助西方国家搞垮中国的右派，坚持说这是集权专制造成的。其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集权专制的国家不仅不会白白为其他国家生产财富，甚至还会无休止地开疆辟土，不断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典型，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东条英机，都没有强迫本国人民为英美等其他国家生产财富。另一方面，许多传统的左翼人士，则把上述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结果。显然，这个解释与右派的解释一样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对外掠夺而不是对外奉献，不可能自觉自愿地主动为其他国家输送财富。俄罗斯就是典型，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后不仅没有牺牲国家利益，甚至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了终年冰雪覆盖的北极地区，并且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中用于改善民生最多的国家之一。况且，占有中国财富最多的美国，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的财富并没有流失到中国。可见，单纯用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等理由，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现象。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只不过是作恶的工具，至于用这种工具是对内作恶还是对外作恶，是联合外国对内抢劫本国人民还是驱赶本国人民对外抢劫，则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等抢劫工具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由其它因素决定的。

在政治上，官权和洋权相结合达到极端状态的表现，就是一方面，对上彻底消灭了中央集权，把中央集权完全变成了“集合官权”，中央集权不再代表国家利益，而完全成为维护官权的工具。虽然表面上看，中央集权仍然十分强大，但是代表国家利益这一中央集权的实质和内容，已经被彻底掏空了，中央集权已完全变成了一副空壳，唯一的历史作用，就是被官权和洋权借用来镇压人民，并且作为所有罪行的替罪羊和道德批判的“专制靶标”，以此来证明作为精英民主的典型模式——官主制度的道德合法性。官权和洋权相结合达到极端状态的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彻底剥夺了民权。自晚清政府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政府，直至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都有罢工的权利，只是后来为维护官权和洋权的利益，从宪法中取消了罢工自由。中国完全变成了官权和洋权的天下。只是这里所说的官权，不仅仅是指党政官员，同时也包括经济官员和文化官员。他们所倡导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官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一种主政制度。世界历史上有三种主政模式，即民主制度，君主制度和官主制度。民主制度既能够保障民众利益又能够保障国家利益，是三种制度中最好的一种制度；君主制度虽然不能保障民众利益，但是至少能够保障国家利益，因而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合法性；而最糟糕的就是官主制度，它既与民众利益对立，又与国家利益分离。与民众利益对立，决定了其对内与人民为敌的阶级立场；与国家利益分离，决定了其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汉奸立场。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仍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框架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中央集权的随时复活和百姓民权的随时造反，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组成的中国官权集团，会比洋人更加急不可耐地把中国所有资源统统交到西方国家手里，因为只有让西方国家控制了中国一切，中国的改革开放才会不可逆转。历史上14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预苏联，以及八国联军武装攻打中国，都为当今中国官权集团提供了十分清晰的前车之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因为触犯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苏联的经济利益，才联合起来武装干预苏联；中国义和团革命同样是因为触犯了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才导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既摧毁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又残酷镇压了义和团革命。当今中国官权集团正在加倍效法当初洋务运动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尽其所能地把中国一切都交给西方国家，一旦中国出现中央集权的复活和人民的革命造反，便同样可以借用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再次占领中国。以借道瓦罕走廊的名义要在中国新疆建立美军基地，真正目的也在于此。所以，虽然借道瓦罕走廊表面上是由美国提出来的，背后真正的始作俑者绝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买办集团。

在经济上，官权与洋权相结合的基础，就是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相结合，把中国经济完全变成了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的双重经济。最初是通过对外资免税，向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廉价资源的方式，帮助外资打垮了背负38%沉重税收，同时还背负庞大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然后，在公有制经济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联合控制的一统天下。此时的国有企业虽然还叫国有企业，但已不再是公有制经济，而成为新型的官有制经济；此时的外资经济也不再是国民经济的补充部分，而成为控制了中国诸多产业和对外贸易的主导经济。由于当今中国的官有经济既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依附于皇家政权，又不能像社会主义社会那样依附于人民政权，只能依靠西方国家，并且随着官权私有化的发展，中国所有国有经济单位几乎完全变成了独立王国，也有条件依靠西方国家。于是，便架设起了通向西方国家的一条又一条财富管道，中国财富便通过贱卖商品、贱卖资源、贱卖企业、贱卖股票，以及出口补贴、购买美债等一系列财富管道，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西方国家。

已在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资产，相当于14万亿人民币的外资企业，成为掠夺中国的财富挖掘机还可以理解，因为外资本来就是到中国来就是赚钱的，本来就是为外国服务的，疯狂挖掘中国财富是它的职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关键是资产规模超过外资一倍的国有企业，竟也成为了榨取本国百姓的财富挖掘机。无论是与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相比，还是与现代西方国有企业相比，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都已经完全丧失了国有企业的原有功能。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是养活国有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的财富工具，现代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为其他企业服务的经济工具。而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则是既不为全体国民服务，也不为其他企业服务，反倒是凭借其垄断地位，强迫全体国民和其他企业为自己服务，不仅不再是为国民创造财富的工具，反倒成为抽取国民财富的工具。

首先，垄断了公共产业、基础产业等所有与人民生活相关产业的国有企业，凭借市场定价权对内抬高价格，大肆搜刮国民财富；对外压低价格，把搜刮的国民财富拱手送往西方国家。无论是对外商品买卖还是资产转让，一律是高价进低价出，国有企业变成了西方国家抽取中国财富的财富管道。中石化一方面以2.4元的低价出口汽油，另一方面又每年享受国家123亿的财政补贴。中国石油一方面以不到市场价1/40的惊人低价把股票卖给美国人（1.16元），另一方面又以超过市场价近3倍的价格买入加拿大石油公司的股票。2008年8月，中国石油与印度公司几乎同时与埃克森美孚签署了为期20年的购气合同，可是印度公司的购买价格是683美元/吨，而中石油的购买价格竟高达918美元/吨，比印度的购买价格贵了三分之一还多，仅这一份合同就多花了一百多亿美元。在对外大肆输送财富的同时，对内却是不择手段地疯狂榨取国民财富。就以汽油价格上涨为例，上涨的理由是汽油价格与国际油价接轨，随国际油价上下波动，绝不擅自上涨。可是，2008年国际油价147美元时，国内油价是每升6.02元人民币，现在国际油价已经降到了70多美元，国内油价不仅没有相应下降到3元多，反而上涨到了6.66元，理由仍然是国际油价上涨。如此的“接轨”简直比白日见鬼还要荒唐。

其次，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经济单位）完全变成了少数官员的财富家园。盈利全归企业（去年以前从不上缴利润），亏损由国家补贴；高管收入上不封顶（最近有所限制），工人收入下不保底。中国30万亿国有经营性资产，70万亿金融资产，以及数倍于此的非经营性资产和其它资源性财富，完全成为由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经济单位）内部官员任意支配的财产，成为名副其实的官有企业、官有资产、官有经济。

最后，国有企业不仅对外输送财富，甚至自身都在不断地变成外国财富，在企业投资扩张过程中莫名其妙地变成外资企业。中国金融业唯一拥有保险、证券、银行和海外融资四块金融牌照的中国平安公司，在投资扩张过程中糊里糊涂地便由国有企业变成了外资企业，由中国国有公司变成了英国私人控股公司。即便是许多仍然挂着中国招牌的国有公司，其资产也大都通过对外投资进入了海外公司，而这些海外公司又大多是记在其老婆孩子的名下，著名的娃哈哈公司就是典型。更多的则是连老婆孩子都不出现，随便挂在一个普通人名下，中国投资安哥拉的数百亿美元，就是挂在一个普通香港人的公司名下，此人公司在香港的注册资金只有区区一百元港币；中国平安第四大股东的3.8亿股股票，目前市值超过200亿元（最高时超过500亿元），就是挂在北京一个年轻姑娘刘芳的名下，而这位刘芳姑娘完全是一个普通白领，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出租汽车司机的女儿。不要以为中国平安公司只是国有企业的另类个案，其实，它恰恰是中国国有企业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典型缩影。从他们身上，就能够看出中国经济是怎样形成180度转变的。

可以说，官权与洋权相结合，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相结合，官有经济和洋人经济相结合，进而形成国有企业和国家利益相分离，民族精英和民族利益相分离，是最终造成经济发展和本国人民相分离的根本原因。中国由30年前面向本国人民的价格倒挂，最终演变成为30年后面向洋人的价格倒挂，就是由此形成的。前后30年的两个价格倒挂，反映了中国经济性质的根本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中国大地上的极少数官人和洋人，如同神仙般迅速升入了天堂——拥有无限的权利和无边的财富；而绝大多数劳苦大众则在麻木中被抛入了地狱——祖孙三代拼命奋斗的最好结果就是能有一套栖身的住房。

如果孔子活到现在，面对滚滚西去的无边财富，所出现的感叹将不再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而将是“子在川上曰，财富流美国”。并且财富流美国的结果，不是中美两国关系更加友好，而是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政治颠覆和分裂肢解。眼下美国包围中国的军事基地经费，颠覆中国的民主基金会经费，支持中国分裂势力的各项资助经费，无一不是来自于中国。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北宋政论家苏洵的《六国论》，其中谈到了秦灭六国的根本原因是：“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意思是六国被秦国灭亡，不是六国的制度和政策有问题，而是在于向秦国输送财富，造成本国人民贫困，难以形成强大力量，这才是六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并且深刻指出：“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就是说用财富向秦国换取和平，如同用柴草去救火，柴草不烧光，火是不会熄灭的。这何尝是在分析二千年前灭亡的六国，分明是在分析当今中国。当初六国向秦国输送财富的结果，是亡于秦国；苏洵所在的北宋向金国输送财富的结果，是亡于金国；当今中国向美国输送财富，同样是一条亡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