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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则权被救治过来了,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才回家。
广州某大学的宿舍区里,有一栋陈旧的两层小洋楼。楼前有一个小花园,小花园的白兰树遮盖着小半间屋子。站在二楼阳台的树荫下,可以看到学校里的一个湖。
黄勇泉的妈妈这时正扶着黄则权,慢慢坐到阳台的折叠睡椅上,嘴里唠叨道:“自己身体不好,以后就不要那么拼命干了。”
黄则权没有说话,躺下后便静静地看着外面的白兰树出神。
黄妈妈安顿好丈夫躺好,便回到房间里去忙自己的事,只剩下黄则权一个人在外面看天。
“则权,你的小佛刻“慈心”,我的就刻“善意”,还对工吧?”
一个被遗忘了好久的面孔浮现在面前。
那是一九四五年冬天,光复不久,大学从云南搬回到广州,同是大学老师的黄则权和邓耀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在南华寺一起买了一尊玉佩小佛,还请了当时有名的法师给开光,是为了纪念光复,也成了各自的护身符。当时为了区别于其他小玉佛,他们各自为自己的小玉佩起了一个名字,让玉石师傅给刻上。没想到,三十多年后,这对玉佩却凑在一起。
黄则权把头转向湖的那一侧,看着翱翔着的小鸟拐弯后远去。
早年黄则权和邓耀堂同是南开大学的学生,因为大家都是乡里。——黄则权是台山白沙朝境人,邓耀堂是开平赤坎小海人,虽然分属两个县,相隔却只有几公里;大家同声同气,便认了乡里。两人成了好朋友,一块回到广州教书,还是在同一所大学。
把远看的目光收回来,定定地看着阳台破旧的围栏。
解放后,邓耀堂很快就被提拔为副院长,是那个时候最年轻有为的副院长,连南方局的某个主要领导也点名赏识他。自己那年也当上了教研室主任。
黄则权继续追思着。
出事是在反胡风以后,学校里又开始反“右倾”。
那时大家都已经成家而且有了孩子。邓耀堂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好像叫茜茜,刚满三岁;小儿子叫什么忘记了,才刚过满月。黄家只有一个小孩,就是黄勇泉,比邓家的闺女大两岁。
鬼使神差,为了一篇学术报告更详实,更有说服力,黄则权把机要文档阅览室的机密文件夹带回来做参考,竟又混在一般资料里让周晓兰带了回去。(作者注:周晓兰是邓耀堂的妻子)。
是为了一篇关于大跃进时期的经济研究报告,想借用《国家年度经济分析》上的一些当年的经济数据。报告第二天就要用,数据却还没有摘录完,便想带回去连夜做。可是《国家年度经济分析》是机密文件,只能在机要阅览室阅读,不能借走。
当时的管理不是很严,尤其是对领导一级的基本不设防,可以偷偷夹带。
于是,黄则权便把文件带走了;用完后,第二天下午想悄悄地归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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