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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是在革命者和反革命的共同的欢呼声中建立起来的。
五色共和,“咸与维新”。一种取消了正义原则的“宽容”,使先前的革命的敌人完全没有了顾忌,他们的罪恶得到湔洗,权欲、嫉恨和野心再度膨胀。革命者开始时还有一点作为,但很快同流合污;所谓“不念旧恶”,实际上是执意忘记过往的黑暗、不幸、流血和死难,放弃曾经为之奋战的一切。秋瑾的同志王金发捉放章介眉是一个例子。王金发发誓为秋瑾复仇,光复后做了都督,逮捕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但不久便把他释放了。新都督为旧势力所包围,正如鲁迅所说,渐渐蜕变为老官僚,终至于动手“刮地皮”了。
秋瑾在新政权中被尊为“烈士”,其实仅美名而已,身后是寂寞的。重新兴建秋瑾墓,政府并无动议,事情仍然由民间发起。徐自华和秋社的同志向政府提出建议,西湖凤林寺主持僧得知消息,立刻自动捐献了大片土地,作为墓地。徐自华找人设计了陵墓图样,墓顶设铜像,并把埋于地下的由徐自华作,吴芝瑛写,名金石家胡菊龄刻的时人称为“三杰”的墓表翻掘出来,重新安放。同时,买下刘公祠,改建为秋社社址。徐自华又个人出资,加上吴芝瑛的补贴及同志的捐助,在原来安葬秋瑾的墓地上修盖一座风雨亭,以作纪念。
待秋瑾灵柩运回,工程进行到中途时,北京来了一位新政府要人,对浙江省都督朱瑞指示说,秋瑾是一个革命烈士,决不能与岳王坟并列。于是取消墓顶铜像,墓身改低五尺,“三杰”墓表也废弃不用。这时,朱瑞正好利用机会,在墓碑刻上“浙江都督朱瑞立”字样,藉烈士的英名以传后世。
秋瑾异母弟秋宗章为纪念烈士殉难二十七周年而作《六六私乘》,表达了对秋瑾所受冷遇的不平。他说,光复之后,不少先烈被铸成铜像,而秋瑾则是一抔黄土,祠宇凄凉。虽然有人建议铸像,但是结果是“公家付诸弗闻,社会亦复淡忘”。
秋瑾女儿王灿芝也在文字中感慨写道:“今日民国成立,革命成功,论功行赏,死者则铜像巍峨,生者亦高官显赫,惟独先母非特无铜像之设,即一败垣之祠宇,亦经浙省府前主席鲁涤平批准发还刘姓后裔矣。嗟乎!世态炎凉,观此诚外国人之不若矣。良可慨也。”
亲属关心的是铜像,社会上却有人关注历史书写问题。南社诗人陈去病同情革命,写过《鉴湖女侠秋瑾传》,宣传秋瑾事迹。叶颂清读后,即作文指出文章有失实之处,另有《记秋女士遗事》及《鉴湖女侠墓表》二文,也与当时情事不符。此外,还存在一个书写语言问题。文章指出:“当是时,排满之气,弥漫中国,吾党群以死国为快,而陈去病之秋传论,尚隐约其辞,曰‘屈杀’、‘锋芒未敛’,失先烈意矣。”又说“处清廷积威之下,语多讳忌,或故曲护之未可知也。”他强调抢救历史的急迫性,认为先烈志事得不到如实的记录,是后死者的责任。他所以出面纠正陈文的错漏,是因为,“余从先烈后,得躬与其事,至今回顾同侪,下世者大半,余亦垂垂老矣,若再迁延,遗老尽矣,此余之不能无言也。”
官方出于愚民的需要,向来掩盖和歪曲历史;文人学者则出于怯懦和惰性,从来不敢正视历史,于是真实从此湮埋,无从记忆。然而,更可怕的是对所经历的时代的人与事,以致对身边的悲剧麻木无感;连为了改变他们的境遇而甘作牺牲的先烈,也得不到他们的敬重和忆念。鲁迅作为秋瑾的同乡和留日同学,多次提到秋瑾,对于她的被诋毁,被冷落,被遗忘,表现出一种孤愤。最有名的就是小说《药》:秋瑾化名夏瑜,她的血被做成了人血馒头。行刑的地方被写作“古□亭口”,有意用方格代替“轩”字,一者讽喻民众的健忘,二者象征历史的含胡或消亡。总之鲁迅的本意,并不像时下的“大师”,在小说中勾出若干行方格,故意隐匿其辞,以激发读者对于男女私事的悬想。
秋瑾的故事是关于前民国的故事,也是民国后的故事;是革命和革命者的故事,同时也是国民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其实包藏着许多政治和历史的玄机——
鲁迅忽然想到,大约也就因此写下《忽然想到》,其中有一则说: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