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齿与命运
（2015.4.3《侨报》）
刘荒田
去旧金山凯撒医院看病。在网上预约的时间是上午8点。走进空落落的大厅，和两位在洗手间洗漱的流浪汉模样的白人打过照面，乘电梯到6楼，在候诊室落座，才7点半。翻了5分钟《纽约客》杂志，字太小，放下。想起傅斯年的名言：“每天只有21个小时，其余3个小时拿来沉思。”沉思，不是东打一榔头，西敲一榔头，而是专注于一。我在思考“牙齿”。和老子的牙舌孰优孰劣的驳难无关，而是因为一个微信群。这微信群叫“高三1班”，50年前的高中同学，遍居美加和国内，平均年龄60有7 ，月来陆续通过人肉搜索，小小山头已啸聚10多位。最近，群里的同学阿旺出题目，让我写他的假牙，为了加强说服力，把一排假牙拍照贴出，强调“确实是假的”。此刻，我趁无聊，构思这首命题诗。
一个年轻人踱进来，看来是失意之辈，在偏僻处蜷缩着。------阿旺是我高中时代最要好的哥们，上学时，他一口整齐的牙齿号称钢铁所制，半斤粮票一份的食堂饭，只消30至60秒就“扔进”胃里。别的食物，骨头固无论矣，连酒瓶盖也能咬下。和他一起吃饭，看他颊下咬肌抽动，坚信他的牙齿乃是普天之下最强大的。毕业四十年后的2006年，高中的同学在母校聚会，我和他握手，来不及互道别后，说：“让我看看你的牙。”他张开嘴巴，尽是败瓦残垣。我怕伤他的心，不敢多谈牙齿。
候诊室内依然寂静，上班的护士匆匆地推门进内。接待台还是空荡荡的。我拿起一本健康杂志，还没打开。一位白人老头拄杖而入。他和猫在角落的年轻人不同，乃一见到人就铁定要套近乎的公关专才。我抬头看他一眼，他马上抛来亲热的“早上好！”我回敬一句。自此他打开容量无限的话匣子，操标准的西海岸美式英语。“我可没预约，事情简单------，我来得很早是不是？我退休了，有的是时间。”端详他的脸，皱纹不多，脸色白里带青，有点虚胖，“团团脸”放在中国人之间，是有资格作“富家翁”的。如果他是刚刚退下来的，那就该比我年轻（我退休4年了）。可是，他已拥有第三条腿，龙钟之姿不像60许人。
他好像猜到我的疑惑，但不马上道破，而是“从头说起”：“我不是美国人，想不到吧？我是爱尔兰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过来的。”我以为他是二战老兵，若然，至少90岁。我就此提出郑重的疑问。他说，他没打过仗，但挨过无数炸弹。“哪里？”“知道纳粹德国轰炸伦敦吗？从1940年5月炸到次年。”“这我晓得。”“我1939年出生，有生以来第一个记忆就是轰炸声，轰隆隆，日夜不停，瓦砾，警报，死人，血，饥饿。我妈妈抱着我躲进防空洞，拣回小命，爸爸逃不过，给炸死了。”“经历好丰富！”我惊叹。好奇心刚刚被他气定神闲的叙述调动起来，接待员已走进接待台内，在桌后坐下，打开电脑。
挨过炸弹的爱尔兰佬站起来，和接待员打招呼，看样子两人很熟。我本来要马上挂号，因离就诊时间只差5分钟，但为了反馈善意，让他先和接待员对话。“亲爱的，我不是看病，我昨天去看牙医，牙医要给我补牙，还要安装牙桥，这必须先获得家庭医生批准。请你告诉方医生，在文件上签名。”他递出一份申请表。“方医生9点才上班。”我站在他后面，付出足够的耐心，待他唠叨告一段落。在正题之外，他和年轻的华裔接待员还聊到，她的儿子14个月，长出6颗乳牙。“养小孩子真不简单！”两个人同声道。接下来是我挂号。我的医生也迟到，还得等。
爱尔兰人回到刚才的座位，和我面对面。接上刚才的话题。“我在街上走，谁不认为我是普普通通的老白人？其实，这里头盛着多少独特的东西！”他以两手在脸部两旁比划出一个长方形，意思是“脑袋”。“你指二次世界大战？”“可不是？我挨够了炸弹，就被妈妈背着，来到美国。-----知道科尔比中心吗？50年前设在滨海的日落区。”我高声应和：“我就是日落区的居民，不过不知道科尔比中心。”“那是二战期间收容欧洲难民的，我和妈妈在里头住了好几个月，直到她找到工作和住处。”“我从前一位同事，匈牙利裔，也是二战期间被美国收容的。”“东欧来的，和我们不同。不管哪个国家，最残忍莫如战争，伦敦的炸弹在我脑子这个部位（他用力掐颈部靠近左耳的一处），无形的弹片，锐利无比，深深地嵌着，疼痛不时发作，只有牙齿作疼时我才能忘记。“那么，你宁愿要牙疼还是脑袋疼？”我开一个并不得体的玩笑。“脑袋的疼来自死亡，谁要？五年前我妈妈走了，我没有亲人了。”我不敢问他有没有妻子儿女，孙儿女，退休前以什么为生。
护士叫我的名字。我要去看医生。临行时对他说：“你还得等一会，楼下咖啡店------。”“我不喝咖啡，喝茶，和你们中国人一样。知道吗？挨炸弹的日子，常常没奶吃，妈妈只好拿茶喂我，茶就是我的牛奶，几十年下来，惯了，身体成了这个。”他在身体上四周比划出一个长方形，意为“茶包”。我注意到，他的手白皙，嫩滑，可与少妇的柔荑比美。我来不及问他每天喝的是英吉利红茶还是中国龙井，说一声再见，进入诊室。
半个小时以后，从医院走出。爱尔兰人早已不在。从他的有牙医呵护的牙，想到我要形诸诗的老同学阿旺的牙。1968年，阿旺带着一副能咬碎石头的牙齿走出校门，背后是变化莫测的天空，弥漫着文革的烽烟。往后的悠悠岁月，他在中学当老师，娶妻生子，还算和乐，除却谁也难以身免的贫困和政治运动。但从33岁起，他妻子患脑部肿瘤，作了两次开颅手术，部分地恢复后又摔断大腿。整个中年，阿旺要上班赚工资，还要照顾残废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我创下让脑瘫病人活命超过二十五年的奇迹！”2006年我要他给我看牙齿时，他这般宣扬自己的成就。2013年，阿旺的小儿子成亲，我和多位同学前往道贺，在贴着喜联的家看到阿旺的太太，她虽然手脚不灵活，说话有点结巴，但喜气洋洋，扶着家具走动，给我们递来橘子，足见阿旺制造的奇迹还在延续。想及阿旺的身世，我感慨万端。心中冒出未成篇的诗句：“把命途中所有的荆棘/把运遇中全部的苦楚/带着泪，带着血，带着妻子和/幼小儿子的啼哭，带着寒风中摇晃的星星的光芒/默默地塞进嘴巴”“ 以臼齿研磨无日无之的病榻的呻吟/以犬齿撕扯纠缠的债务和沮丧/吞下去，吞下去/喂养一条好汉的/全部营养/竟然来自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接下来，以他“如真包换的假牙”喻退休的日子。主题是赞扬这位教书终生，侍候残障老婆终生的绝顶好男人。
晚间，我把《你的牙齿——赠阿旺》一诗贴上高三1微信群。不久，阿旺上帖称：“上当了！从此无脸见人。”旋即消失。我惘然，最后寻思出，我这赞美教阿旺难堪，因为他承认自己“倒霉”，却反对把倒霉写进诗篇。我遂想，如果写爱尔兰人脑壳里无形的“弹片”，写他的“茶包”，这团团脸的老头会作怎样的反应？可惜没有答案。
[ 此帖被四叔在2015-04-09 07:09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