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世俗化开始向着“去公共化”的方向变化。中国社会虽然依然是一个世俗社会,没有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式宗教迷信(虽然出现了民间、知识界、政界某些人的崇毛思潮,但是毕竟和“文革”时期的全民狂热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此世俗已非彼世俗。1990年代的世俗是一个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世俗,是盛行身体美学与自恋主义文化的世俗,是去公共化的世俗。个人主义依然流行,但是这个“个人”的内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关注身体超过关注精神;热心隐私超过热心公共事务。一种变态的物质主义与自恋人格开始弥漫开来。它不是以回到“文革”式宗教迷信的方式背叛了1980年代,而是通过躲进“铁门”重重的个人“密室”或灯红酒绿的KTV包房的方式背叛了1980年代。换言之,一种世俗方式背叛了另一种世俗方式。这是我们在分析19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状况时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历史语境:大众文化的公共意义已经变得十分可疑。
这个现象似乎可以用阿伦特的世俗性不等于世界性的理论加以解释。我们通常把世俗化简单理解为宗教和国家的分离,神圣与世俗的脱钩,并把世俗性等同于世界性。这基本上是一个韦伯式的解释。但在阿伦特看来,“世界性”并不等于世俗性。世界特指既不同于宗教天国、又不同于私人领域(包括物质生活与私人经验)的世俗公共世界。世界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其公共性。世界之所以是世界,就在于它被众人分享。世界是共同生活在世界中的人的世界。如果处在一个公共世界健全的时代,人们会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呵护、珍爱公共世界;而在一个公共世界被破坏的时代,人们或者沉迷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享受物质消费,或者遁入个人内心世界,养成自恋人格,与他人隔绝。所以阿伦特认为,世俗化作为一个“有形的历史事件”,并不只是意味着教会和国家、宗教和政治的分离,或社会生活中宗教性超越维度的丧失;它也可能意味着社会生活中非宗教性的公共维度的丧失,即世俗社会本身的公共维度的丧失,人们对公共世界和公共活动不再珍爱和抱有热情。
也就是说,现代世俗社会其实还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初期。此时的世俗化与祛魅(即宗教的私人化、政教分离)的结果,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世俗化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和新的既具有个体权利意识又热心公共事务的理性自律个体的出现。这种情况类似前面我描述的1980年代。第二阶段是现代后期或消费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依然是世俗化的,但却不同于初期的世俗化:人们沉溺于物质消费、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私密关系(变态自恋人格),而失去了对于公共世界(它也属于世俗)的关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与此类似。在一定意义上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克里斯多夫·拉斯奇的《自恋主义文化》,已经从不同角度对这两种世俗社会进行了区别,并对后者作了激烈的批判。
对公共世界的珍爱属于一种世俗性而非宗教性的信仰,它既存在于阿伦特所钟爱的古希腊社会,也存在于哈贝马斯和贝尔所青睐的现代社会早期。但进入消费社会,世俗社会发生了畸变。这个畸变不是现代初期的宗教改革导致的,也不局限在宗教领域。现如今“上帝之死”并不意味着人被抛回到世俗公共世界,也不意味着抛回到一个珍爱和热心公共事务的“人自己”,而是被抛回到个体的身体化的自我,抛回到个体和他自己建构的封闭的私密关系中。因此,这种畸变的世俗化恰恰意味着公共世界的死亡。人们不仅失去了对于彼岸、来世的信仰,同时也失去了对公共世界的信仰,回到了身体化的个人自我,以封闭的自我与自我的私密关系代替了自我与他人的积极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