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故人
冬天，阴冷的黄昏，我和妻子站在朱家三层高的房子前方，朱太太在里面按下开关，铁皮门隆隆升起。眼前是一个长长的车库，前一截停着浅蓝色的老式卡迪列克。她领我走到尽头。指着胡乱堆起来的纸箱子，说：“随便挑好了。”风从不远处的太平洋刮起，越过金门公园的芦苇和枞树灌进来。朱太太赶忙按开关，关上门。朱太太和我的妻子是多年好友，见了面有说不完的家常话，两人兴高采烈地上楼去。
天花板上垂着一盏低瓦数的电灯，晕黄的光落在书堆上。幸亏和朱太太同住的小叔子来洗衣服，把洗衣机上方的灯开了，强光从车库后墙照过来。我从靠墙处拉来一张塑料小凳子，在书堆旁边坐下。这些书，都是朱先生的遗物。
洋谚语“Youare what you read”，我是一直信奉的。这语录一看就懂，要翻译可不容易。较为贴切的译文，该是：“读什么书，你就成为什么人。”不过，这一表述排除了“看”，如果稍加引申，解为“看你读什么书，就知道你是什么人”，则增加了操作性，但愿聪明人不要据此走捷径，“看”到牧师走近便朗读《圣经》，“看”到前辈上门就装作无意地在厕所放上他的著作。我所以对朱先生的藏书怀着少有的热心，是因为一个多年的悬念。
朱家和我家的交谊，始于新移民时代。妻子原先在一家车衣厂当单针工人。她出国前已是技术能手，如今也胜任愉快。可是这种制作成衣的厂子，不求活计好，只以效率挂帅，人人没命地赶定额。妻子吃不消。好在这厂子属于一家大型时装公司，有专属品牌，上游有设计部和制办部。朱太太是制办部的资深师傅。有一回，制办部要赶一批样板，把妻子调到公司去支援。妻子当了两个星期临时工，本来要回到老厂去。幸亏朱太太竭力推荐，妻子留在公司，当慢工细活的制办工。从那时起，朱太太和妻的情分在师友之间。捎带地，两家人走动得颇频繁。20多年前，我和妻子头一次造访朱府。这是一幢含两个单位，每个单位有三卧室两厕所一厨房一客厅的大宅。朱先生夫妇打拼数十载，赚下了这栋房子，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就在那一次认识了朱先生。他刚满65岁，从“奥林匹克俱乐部”退休。朱太太在旁边说，他在这家老牌会所的餐厅当练习生一当就是35年。我和妻子走进本来宽敞却被太多旧物堆出压迫感来的朱家。朱先生刚吃过晚饭，坐在客厅的胡桃木太师椅上，全神贯注地剔牙。他个子瘦长，秃头亮得出奇，我差点混淆了，以为发光体不是天花板上的灯泡。看着他细细的眉毛，收拾得干净的下巴，马上想起末代皇帝薄仪晚年的标准像。他脸膛红润，也不知是头顶的反光，还是退休后日子惬意，使容光焕发起来？
朱太太待人接物的功夫，比木讷的丈夫强许多倍。朱先生还在为来不及找恰当的辞令而尴尬，她已站在两个男人之间，充当桥梁：“刘先生是读书人哩，你除了啃书没别的生涯了，对谈正合适。”然后，朱太太和我的妻子走到缝纫室去，交谈两人所在时装公司的人事趣闻。朱先生和我的谈话开始，我也为怎么开头而着急。好在朱先生福至心灵，豪迈地宣告：“退休后，要完成的工作，就是给《辞源》和《辞海》改错。”我怕听错了，问他是不是指中国最具权威的两部工具书。他给予肯定的回答，还随手从案头拿起带封套的《辞源》，啪啦啪啦地掀了掀。他的手指细长，骨节棱棱，在蓝色书脊上蠕动，教我起了莫名的感动。一个读书人，在异国，如此警惕地护卫彼岸古老的文明。透过斜射到桌面的阳光，看到一阵轻灰在朱先生的手下扬起，恍惚了一阵。我对此毫无准备，如果这地方是硕学鸿儒的书房，线装书层层叠叠，仿佛一棵棵偃蹇的老树，而夹在书页间的纸条，有如叶片或者芽梢。老先生轻抚长须，向我开讲《说文解字》。那么，这样的人物来给大部头辞书勘误，是十分合理的。可是，这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蓝领人家啊！老房子，老家具，老移民，扫眼周围，没看到几本书。不过，作为命根子的藏书，排列在没邀请我参观的书房里头也说不定。出于唐人街约定俗成的规矩，我们不谈及他过去所从事的职业。说实在的，朱先生仙风道骨，动作迟缓，怎么看都不像在洋人俱乐部当“仆欧”（Boy）当了大半辈子的角色，干那种活计，不必饱学，但须是粤人形容的“眉精眼企”，脚步如风，他却像煞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谬误多得很嘛！流传了这么多年，居然没人指出来，愧对先人！”他激动地发议论，声音很大，却仿佛从老远的地方传来。我从沉思中惊醒，连忙追问：“有这回事？倒是闻所未闻，请举个例子。”他探探瘦长的身子，颇为踌躇满志地拿起一本拍纸簿，翻开来。我有如在爆炸性新闻现场采访的记者，注意力高度集中。然而，他坐正，把拍纸簿扔回桌面，说：“算了，待完稿再说。”人家是“良贾深藏若虚”呢！我的好奇心敌不过他的韬晦。然后，他把话题岔开，评论起唐人街中文学校的老师来，口吻自然是不屑的。“‘病入膏肓’的‘肓’念成‘盲’，‘咄咄怪事’解做‘拙拙’，也就是‘笨的怪事’。我小时候教蒙馆的先生把‘逃之夭夭’的‘夭夭’念成‘天天’当天大笑话；不过，这里有一个老师教《诗经》，确实把‘桃之夭夭’念成‘桃之沃沃’。”我连忙附和，说这现象嘛，和中菜馆里的挂炉鸭和佛跳墙走样类似，厨房里的“香港名厨”，原先是大陆的教书匠，移民后进餐馆当洗碗工一年，帮厨一年，第三年靠偷师恶补来的半拉子手艺，跳槽当大厨去了，哪来的真传？他点头，叹气。
那一晚，我和朱先生面对面，喝光了一壶铁观音，聊到最后，他竟有了引我为“知己”的架势。遗憾当然有，那就是，我耍尽阴谋，要他说说《辞源》及《辞海》的错处，他总是不经意地避开。幸亏，临走前，他卖了天大的关子：他在有生之年务必完成的，是超越这两部过时及谬误百出的工具书的大制作，“肯定是厚厚的一本”。“把它出版，我便算对故国家山有个交代了。”他把我送到门外时，信心满满地说。
朱先生所设置的悬念，从20世纪末搁到现在。可惜最初也是最后，此后，再也没有和朱先生单独谈心的机会。好在朱太太，退休前每周五天，和我的妻子一起干活；退休后也隔三差五一起上茶楼，偶尔，也请上我。我每次和朱太太聊天，当务之急当然是刺探朱先生的“名山事业”。“他把那部书写完没有？”“他写过书吗？天晓得，他从来不给我看，我也看不来。”我很快侦查出，这对夫妻的关系，比怨偶还糟糕一点。怨偶之间，怨也好，骂也好，好歹有互动，哪怕负面。他们从结婚起，从来没过多少感情。幸亏家庭和谋生两项，耗费了两人的心力，在需要感情滋润的青春期与前中年，凑合过去，到老来，维持现状变得轻车熟路，一辈子就这么打发掉。
从妻子口里知道，洋名字叫珍妮的朱太太在广州上完初中，是抗战胜利不久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她刚满18岁。朱先生从旧金山回国相亲，和珍妮在陶陶居茶楼见了面，第二天托媒人上门。珍妮心中没谱，问妈妈。妈妈说，人怎样难说，但是十八甫那边，半条街是朱家的祖业，我查得清清楚楚，没假。珍妮懵懵懂懂地当了过埠新娘。往后，生了三个儿女。2006年，78岁的珍妮回国，和地产商签订合同，同意后者推平十八甫的朱家楼宇，建造公寓大厦。她对亲友说：“我这辈子，嫁的就是这些建筑物，而不是人。”
无法了解朱先生撰写中的巨著，便向朱太太珍妮打听他的本领，好确定他有没有夸大其词。把许多次靠旁敲侧击或单刀直入而得到信息，加以过滤，勉强拼凑出朱先生的生平。朱先生的父亲，在旧金山开“衣裳馆”（洗衣店）赚了钱，抗战胜利后回国发展。同时把在香港长大、后来以子女身份移民美国、在旧金山待了3年的长子送到广州，念了一阵子中文补习学校（这一经历，提供了相当于初中三年级的中文基础，也让他成了伊索寓言里可怜的驴子，左边一捆草料是美国文化，右边一捆草料是中国文化，为了选哪一捆，伤透了脑筋，饿坏了肚皮）。朱先生回到美国后，自知没有大学文凭，吃不了斯文饭，乖乖地进奥林匹克高尔夫俱乐部里，以洋名乔治担任练习生，直到退休，一辈子没领过失业救济金。他在摆设着19世纪都鐸王朝家具的餐厅里服务，如鱼得水，从来没想过跳槽，尽管练习生是侍应生的下手，属于最低一级。这家号称旧金山最有权势的老牌俱乐部，是专为高尔夫球友设立的，百年来，只吸收男性会员，会所设在金融区一栋多功能大楼的第9楼，整整一层没有女性洗手间。会员的人数固定，从来不增加，有人因搬家而退出或者蒙主宠招，才从长长的申请名单中物色替补，入会费从20世纪初起就是10万美元，还得由两位资深会员作担保人。在这个白种人占绝对优势的私人俱乐部，朱先生很受那些爱使唤人，爱被人侍候的资深成员喜欢。那些爱肆无忌惮地大笑，把一只手插进马甲里的口袋，另一只手捏着由古巴偷渡来的技工以手工卷制的纯正哈瓦那雪茄的老绅士，爱给也已有大把年纪的朱乔治手里塞小费。说来，这可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所宣扬的“无产阶级本色”大相径庭的现象，像朱先生这样的仆人，在资本家群体中很受欢迎。他们勤奋本分，埋头干活，余事不问，也不在乎低工资。昔年，对中国工人恨之入骨的，反倒是正宗的工人阶级——爱尔兰裔白种人。18世纪末期发生在怀俄明州的“喷泉石事件”，在政界炙手可热的准政党组织“劳工骑士”煽动白种矿工，杀进中国工人聚居区，杀了28人，他们的指控就是：中国佬抢了饭碗。朱先生在俱乐部餐厅，为银行家、证券商、地产商、律师、医生以及政界的要人，影视界的名人端咖啡，送牛排。还捎带跑腿，买刊登肯恩专栏的《旧金山纪事报》，提球具。头一次去他家，他给我看“光荣退休”那天拍的照片，他穿着类似“踢死兔”的制服，打蝴蝶结，一脸陶醉。他的左右，站着老出气派来的洋鬼子。他告诉我，一位是富国银行的总裁，一位是“淘金者”足球队的老板。
“朱伯，一辈子不爱出门，天天窝在家里，像孵蛋的母鸡。”有一天，朱太太邀我夫妻上茶楼，我问她，先生呢？她这般回答我。我脑海里浮现出朱先生在家里的姿态，一张藤椅，扶手上的藤片松脱，以胶带缠上。他稳稳坐着，腰弯成标准的冷冻对虾，二郎腿轻摇，两只手轮换着，塞进两腿之间，寒冷天为的是取暖；暑天亦然，出于惯性。椅前的案头，打开《辞海》，他用放大镜细细瞄着，做索引，写笔记。不算过去，光是退休以后基本上足不出户这么多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法国哲人斯巴葛在《沉思录》里宣称：“人类不幸的唯一原因，在于他们不能安安静静地留在一个房间内。”朱先生也许瞌睡多于思考，想入非非多于手不释卷，也许创下奇迹，局外人谁可推断？
三年前，朱先生跨过了“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关坎，但患上帕金森症即老年痴呆症。别说捧着死沉的《康熙字典》训诂，连自己的名字也常常忘记掉。从那个时候起，他彻底改变不出门的习惯，趁家里人不留神，便溜到街上去，傻乎乎地在车龙里穿插，自得其乐，好几次朱家差点向警方把他报为失踪人口，幸亏都及时从某家医院领回家来。朱太太怕迟早有一天他葬送在车轮下，便自掏腰包，每月花3000多元，把朱先生送进疗养院的封闭式单位，食宿医疗由专人负责。朱太太和儿子媳妇们，每月去探望他两次。人问朱先生有没有亲人，有时他掰着指头数出家人的数目：老妻、儿子、媳妇、孙儿女。有时却摇头，声称“一个都没有”。可是，念兹在兹的是辞典里的字，负责照顾朱先生的护士助理小寒，是中国移民，先前在广西教小学，她半喜半忧地告诉来探望的朱太太：“朱先生半夜里睡不着，爱念字，小学生做功课似的，‘手，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执子之手’，——哎，慢着，‘与子’什么？有时念不下去，就呜呜地哭。”我听着，咦，脑筋还没全废掉呢，有救！可是，有时看他抓住头发往墙角碰，为的是“以子之矛”后面该是一句什么，说不来，我又怕他疯掉。我好几次把辞典递给他，让他自己查，他摔得远远的，说“不看，荒谬书，干吗要碰？”唉，汉字啊汉字，和朱先生纠缠一辈子的梦魇！
此刻，我就着洗衣机上方100瓦大灯泡的余光，面对着陪伴了朱先生一辈子的精神仓库，心怦怦跳着。心里积存20多年的疑团，此刻即使不能完全解开，也可窥见一个以“安于室”为其晚年生命状态的老派中国人，是怎样消费光阴的。
打开一个又一个箱子，抖出一本又一本本泛黄的书，有的沾着尘灰、水渍或油污，有的干净光滑，似一户建成后从无人入住的老屋。其间朱太太来看过两次，对我说，先生的遗产，除了房子和不多的股票，就是这些书。言下不胜感慨。我别有遗憾，为的是这么多年深日久的中国书籍，居然没有一尾蠹鱼。翻检时，如果从被吃成许多圆形的书页，悠悠然爬出一尾银灰色的肥硕小动物，一似皓首穷经的道学家，至少可抵消掉扑鼻的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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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暂时忘却了“解谜”的初衷，当上了精神探员。如果被我从纸箱倒在水泥地上，成了一个个迷尔山丘的书，可以喻为苏东坡诗“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鸿爪踏雪泥”里的“雪泥”，那么，朱先生退休前在俱乐部苏格兰风味餐厅收拾盘碟，替老绅士点雪茄的手，就是“鸿爪”了，可惜经年累月的手印难以用肉眼察觉。幸亏有若干例外，在《唐注写信必读》的扉页，留下字迹：“朱子丹藏”，小楷中规中矩，说不上“有根”，却上得台面，在唐人街同乡会的祭祖仪式上，够资格替乡亲写“XX伉俪乐捐香油钱XX元整”。据此我知道他的正式名讳，虽然它没载在美国护照和死亡证上，但肯定刻在墓碑上。原来的封面已毁，从全书的破损程度推测，是翻得太多的缘故，主人用胶水贴一张白色硬纸不算，还加上酒红色塑料皮。不知主人是爱书成痴，还是穷极无聊，连加塑料封皮，也隆重其事，把日子记下：1994年5月10日。在更残旧的《秋水轩尺牍》里面，好些语句旁边以圆珠笔画线，原先是红色，如今变为乌黑，一似古老的血迹。该是进入朱子丹夫子“法眼”的警策之处。想象他半躺在单人沙发上，戴老花镜，摇头晃脑地啸吟，抑扬顿挫。“浮云一别，秋色将残。”“加以陌头柳色，丝丝牵少妇之愁；因而枝上鹃声，夜夜起王孙之感。”“三径其就荒矣，得毋听子规而情动乎？”设想在严冬，朔风在金门公园橡树林里制造的涛声从窗缝挤入，他戴着太太手织的绒线帽子，手握着书，靠近炉火熊熊的壁炉，温柔的火舌在他清癯的脸孔上舔着。如果你见到这一幅景象，难道不要失声赞叹：这不是朱先生的王国吗？
我有滋有味地翻着书，越是旧的越有探险的价值。妻子下来，问我找到合意的书没有，还告诉我她们有说不尽的家常话，就怕我等得不耐烦。我说，尽管放心，在这里待多久都不腻。我试图仿效警方重组案件现场，用书来拼出这位半拉子文化人的心路。看来，他钟情于古人书信的骈文，但不大可能依葫芦画瓢，写出骈四俪六的典雅书简；即使写得出，亲友们也看不懂。他几乎算得林语堂的早期粉丝，不但藏下三集《京华烟云》，连林氏三个女儿在幼年以英文写下的回忆文字也不放过。这位讨厌交际，几乎没有朋友的呆子，似乎不乏浪漫情怀。不但爱看言情小说和情书结集，还研读了英文书《怎样和女性做爱》。他和太太结婚60多年，在痴呆症加重前，儿女已赶着替两个老人举办了钻石婚的庆典。不过，他们的结合只有责任，没有爱情。珍妮下嫁仙风道骨的餐厅练习生，是和父母一起信服了媒婆一句话：“干吗看人？看房产就值得嫁。”朱先生不会给太太写情信，也不可能给别个写，姑且算有点秘密的向往吧。
不知道我在书堆里待了多久，朱太太的小叔子用洗衣机洗了三批衣服，并放进干衣机里烘干了，我还没翻完。我迷失了，忘掉“揭开谜底”的初衷。不，即使我时时提醒自己，也无济于事。这里并没有任何线索，证明朱先生在小学上下过功夫；没有片言只字，记载他在辞典上发现的谬误，更看不到他校勘、改正辞典的笔记。我听朱太太说过，她把再也没有力气照料的丈夫送进养老院时，连他最宝贝的字典也带去，放在单人床的檀香木枕头旁边。惨淡经营一辈子的“名山事业”，何以湮灭得如此彻底？他“侍候人”的职业，不也留下痕迹吗？精装的英文《礼仪大全》上，有他的英文签名呢！
夜深了，我随便拣了十来本文学书（当然少不了林语堂的），放进带来的布袋。在楼梯口唤一声朱太太。朱太太下楼，看我挑得少，竟抱歉地苦笑，意思是害你白跑一趟。又说：“明天我让小叔子送到图书馆去，图书馆挑过，就送上垃圾车。”她不但认不了多少汉字，也压根儿不关心丈夫年复年地待在房间，干了什么来着。我本来要问问，朱先生在养老院的遗物里，有没有笔记本，忍住了。留下个把悬念吧！人生之谜难道非要解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