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法方面有个共识，就是楷书在唐代已发展到顶峰。这一观点是指楷书的严谨已达至极则，并非以唐楷作为审美最高标准。
宋以后大概树碑立传少了，故自宋至今，再也没有影响深远的碑拓，而是以翻刻前人今贤作品及真迹传世为主，其书风也开始产生变化。
孔子的著作中，常提到尧舜禹那个年代怎么好怎么好，风气一开，整个中国史便以一代不如一代的观点为主流，书法亦不例外。
这固然有一定的根据，如出土的汉简中的草书天真烂漫之处，就非二王的流美所及，唐以后的楷书亦难臻唐楷中那种因时代所产生的自信。
不过，说到书法史，总是以流行的观点来展开，民间那些冷僻的佳作常为人所忽略，故一般书法史缺乏学术含量，用来唬人尚可，难以经得起推敲。
自魏晋以后，唐楷书风统一天下，直至来到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人们才开始关注魏碑所独有的审美价值来。据说，清代善魏碑书风的有二百多人，只是其中许多名声不显。毕竟，整个唐代以书法名世的也不多。即使专事书法史研究的，一下子又能记起史上多少名家呢？
严谨是书法的边缘状态，一不小心就坠入古人所说的“状如算子，便不是书”中去，馆阁体就是因此为人所诟病。而书法作为一种手写体，应以一人一面目为主，若老是在形似上下功夫，终是落了下乘。
然而，过分强调一人一面目，会因众人审美问题，其中许多会被排挤。不过，书法除碑刻及作为文物外，多是依附作者在社会的影响力而存在，就像郑板桥的六分半体，若非郑的名气，恐怕只能在书法史上冒个泡之后就消失了。
亦因如此，在形似上下功夫，即使“不是书”，但同时意味着背靠经典，易于获得他人的认同，而曳曳独行者，即使水平再高，若无个人社会地位支撑，想获得他人的认可，只能靠运气了。
与唐楷相比，魏碑就显得野性许多，前者如现代化大都市，交通卫生之类一板一眼，后者如七八十年代乡村，信手丢个果皮随地吐个痰并不碍眼。
晚清赵之谦是魏碑大家，因他的魏碑偏于严谨，于是便有了“碑面颜底”之说。在真正意义上，将魏碑写活的，还是晚清民国至今天这段时期。
这段时间，中西文化产生强烈的碰撞，产生“异心”的人多了，馆阁体的束缚少了，人们在书写时的胆子也大了起来，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民国审计院院长庄蕴宽的碑体行楷时，立即就生出与清代其他魏碑大家的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以为，这便是魏碑的“野性”。
至于今天，日常生活中几乎连铅笔、圆珠笔、水笔都丢了，这就为魏碑的发展创造了更为广宽的空间。或许，将来书法史上，今后数十或数百年的书法所占的比重不下于“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种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