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已过去50余年了。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不少人还在回顾和反思这场运动。
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其时，上山下乡“一片红”成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用运动推向极端，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
1978年，拨乱反正的思潮已经漫卷中国大地。恢复高考，结束了高中生不能直升大学的禁锢。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受到强烈的质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说，知青这个事情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越来越高。
据了解，到1978年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
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
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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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内情的人不无忧虑地说：“知青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果然，就在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01
风暴导火索
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举行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但这和知青们的想法完全对立。就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出了一件大事，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领导也为此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知青向西双版纳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然而，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州领导的认可。于是，知青们在景洪抬尸游行，围观者不计其数。
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
第一，对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等等。
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却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是一支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领导这次知青大罢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左一为丁惠民）
丁惠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知青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
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知青工作四十条》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02
知青反抗拉开序幕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时地送到了丁惠民手里。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向罢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另有指示，云云。
（网络配图）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他将这次会议中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了远方的这位知青朋友。信中说：“……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
这两封信给了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以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并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讲了话：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中央在12月25日发给云南三条指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
同时，派国家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凡，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同机飞往昆明，处理这一事件。
（赵凡）
赵凡到达昆明以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云南省里的干部说，这是知青造反，要出动公安解决。赵凡回答，中央没有这个精神。于是，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由赵凡和云南省长、两个省委副书记及另一个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组成。
他们和知青代表见了面。知青代表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赵凡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只要解决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你们要体谅大局，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
接着，赵凡率调查组来到事态最严重西双版纳。在农场，他看到知青生活确实很苦，有的住房都要倒了。知青每天吃三两白水萝卜，一年才吃六两肉，三两油。当时，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已经有3万知青罢工，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
赵凡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来没遇到这样狗咬刺猬、没法下手的难题。但是他还是说，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他对农场的书记、场长们说，知青停工期间，工资也要发。如果动用军队，是“四人帮”的做法。
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
03
反抗更加激烈
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领导并没好好看《请愿书》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给了秘书。然后他却郑重其事地指出，知青们赴北京请愿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
省委这位领导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口气严厉地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动，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几个知青代表小声地耳语了几句后，丁惠民站起来宣布道：“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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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60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然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北京的最高层。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喜讯传到羊方凹，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欢呼后，知青们又抱头痛哭。他们终于用自己的行动震动了北京，换得了应有的一份权利。
1979年1月2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与中央首长见面事宜。他心里被这种怠慢与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团火，于是下了命令：“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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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代表终于等来了中央首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听取了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说了许多感慨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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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的话说得很诚恳，很感人，对知青们有安抚，也有鼓励与小小的指责。对于上山下乡的道路正确与否，首长们没有评说。他们只是让知青们回去后，“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起来，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
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新时代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
会见后，首长与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后，还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来，嘘寒问暖。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以检讨的口吻说了一些话。
没过几天，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以及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04
矛盾不断升级
就在当丁惠民他们在北京请愿的同时，那年元旦过后不久，云南省的一个工作组来到勐岗农场，要在场部召开知青代表大会。
工作组的组长是省知青办的副主任，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他走上台后，看了下面一眼，然后念起了讲稿：“国营农场广大青年职工同志们，战斗在农场生产第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团员同志们……”
下面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开头那句是什么？”
副主任没有听出台下人的话中之意，把开头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顿时哗然，会场一下子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知青就是知青，你们搞什么鬼？怎么干了十年，连知青也不是了吗？……”
会场大乱，知青们情绪激愤，有人当场痛哭起来，更多的人则冲上台去质问副主任。副主任这才知道自己的头一句话便出了问题。可是，面对质问他还强辩说，这是中央最新的《四十条》里规定的，自己没有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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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见过大世面的知青指导员龙胜云忍不住站了出来，他的一番话很快赢得了众人的支持：“知识青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到边疆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不是来就业找工作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兵团撤销，‘文革’也结束了，为什么还有人任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落实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四十条》是不能接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人讲的话，哪一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尊重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能接受！”
很快，新的知青罢工潮又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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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有一行自称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小组到达了勐岗。
勐岗农场的知青对中央调查组人员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欢迎：成千上万的知青迎出农场几公里，在公路上夹道欢迎。农场大门口搭起了鲜花牌坊，插起彩旗，横幅标语大书“欢迎你，北京来的亲人”。
每一个知青都很激动，因为他们相信，当中央调查组了解到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后，《四十条》里不公正的条款就一定可以改变。
调查组人员心里却不安起来。他们的使命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来宣传《四十条》，解释有关文件的，只是借调查走走过场。更麻烦的是，他们并非真是从北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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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觉受骗的知青们怒不可遏，有许多知青甚至要冲上台揍这些冒牌的中央调查组人员。好在罢工指挥部紧急决定，将冒牌调查组的人护送出会场后，便将他们驱逐出境，才没造成更大混乱。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组3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3天很快就过去了。1月23日晚上7点整，通电的最后时限已到，中央调查组依然杳无踪影。
当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经过庄严宣誓后一一进入绝食现场。
他们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种悲壮古朴的宣誓仪式，让当事者与旁观者都不由自主地涌动起一股壮烈之情。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
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局值班室。以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05
绝望中的曙光
勐定农场知青绝食。赵凡连夜出发，驱车一夜一天，赶到勐定。
应全体知青的强烈要求，调查组与知青见面大会立即在山坡的露天会场举行。中央调查组的首长被请上主席台就座，罢工指挥部成员坐在台下知青队伍的最前排。
放眼望去，会场与山坡上黑压压的知青少说也有三五万人，主席台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赵凡的脑子里冒出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他走上讲台，说出第一句话，也就是按规定把知青称为“青年职工”时，台下便咆哮起来：“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
赵凡有点发急，但他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妥善解决”此事，便对着话筒苦口婆心地劝慰起来，从罢工的危害讲到中央的决议，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让他们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不想听下去了。知青罢工副总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走上台，拿起话筒，才说了首句“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喉咙便颤抖了，话不得不停顿了下来。
台下一片寂静。赵凡站在旁边，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自觉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吴向东终于又开口道：“我，吴向东，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的面，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面，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30岁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报答大家的信任。”
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了，会场已无法平静。赵凡早已老泪纵横，他决没想到，现行的知青政策会对知青伤害得那么深那么致命。他几乎有了一种身为刽子手的负罪感。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讲台，对准话筒说：“我要郑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了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猛然爆发出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
接着，赵凡告诉台下的知青们，他说：“我来晚了！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然而，知青们不想再一天天一年年地等待下去了，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赵凡面前，大哭起来：“伯伯，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吧……”
女知青的哭声与话音，引起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共鸣，他们一起对着台上的中央首长，齐刷刷地跪下来，哭得石破天惊，大地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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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凡大恸，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面对眼前这个女知青和台下数万长跪不起的知青们，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压着一座泰山，难以承受之重。
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面向话筒说道：“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要求。”这位老人决心冒着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挺身而出，为苦难深重的知青们请命了。
赵凡不是用空话搪塞知青。他感到，必须调整政策。从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他对调查组负责人和农场负责人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
凌晨5时许，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满脸倦容的赵凡重新走进了会场，登上主席台。他对着话筒，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对着下面静寂中的知青们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让我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一阵窒息般可怕的静寂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声，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声。许多知青冲进绝食现场，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的知青来自上海、北京、四川的比较多，赵凡就和这些地方商量怎么解决问题。四川省委的意见是，只要云南同意，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但是，上海方面觉得有困难，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
回到昆明，赵凡又和安平生商量。安平生说，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云南省委也同意。于是，他们给中央打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上海、北京方面开始有担心，谈了几次，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
06
守得云开见月明
云南省委开了两次常委会，研究安排知青离开农场，办手续，分批走。1979年2月到5月，云南农场知青的90%以上都返回到原来的城市。到1980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
知青返城大潮随后遍及全国。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赵凡也就成了终结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改变了许多知青的命运。
他去世时，全国各地不少老知青表示沉痛的哀悼，称他为“中国知青之父”，有“再造之恩，再生之德。”
赵凡当时没想到的是，大批知青回城，就业成了突出问题，政府只好放开口子，允许回城知青自谋职业，使得个体和民营经济在中国重新复苏。如今，民营经济已经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多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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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担任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顾问，曾想采访赵凡，并请他的女儿赵洁平说服父亲接受采访。赵凡看了凤凰卫视口述历史的一些节目，终于同意接受采访，当时他已经91岁。节目播出，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记忆。
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徒自由，这是符合人性的。后来宪法取消了这一条。但这并不等于青年人回到出生地与父母亲人一起生活，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障。中学毕业生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去务农，如果出于自愿，当然可以。城市青年自愿为农村作贡献也值得称赞。但以政权的力量强制大多数城市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插队，且不能自由返回，就违背了民意，也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大趋势。
知青返城，说到底是民意使然。赵凡当时只是一个副部级干部，他临危受命，到一线处理危机。他不惟书，不惟上，不死守中央政府刚刚作出的决定，而是尊重民意，从实际出发，向中央建言，与地方政府沟通，果断推动决策的调整。
人们有所不知的是，赵凡的举动，并没有得到高层的鼓励。不久，他就从领导岗位上离休了。如果高级干部里多一些赵凡，经常按照民意调整决策，体察百姓疾苦，解决实际问题，国家便能长治久安，民众便能安居乐业。
更重要的是，当时文革形成的政治高压正在消解，政治清明正在恢复，中央对大返城的定调符合民心，这才使云南知青的行为没有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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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返城已50余年了，但每年仍有成百上千已知天命的云南知青，携带子女重返遥远的边疆，他们凭记忆寻找着自己当初种下的橡胶树，抚摸着，流着泪。他们说并非想再去捡拾逝去的青春，而是为了对岁月永久的纪念。他们年轻的子女，能够理解父辈当年的爱恋、苦痛和久留心底的诉说吗？
应该说，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云南知青作为其中一个群体，不经意间，留下了一篇至今仍然说不清的谢幕词，惟能诠释的，是他们把握了命运的走向，并以此载入历史经
